曾极度推崇“文士”的鲁迅,为什么在新文化运动后又恨透了“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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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9 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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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8 18:18
新文化运动前，鲁迅曾非常推崇“文士”，认为其关乎民族命运，在彼时鲁迅将“文士”兴废，视为种族存亡的关键。
01
早在1907年，在鲁迅用文言写成的《摩罗诗力说》中，就将文士与哲士、爱智之士、思士、后贤、儒服之士、崇实之士、诗宗词客等同。
1908年，他在《文化偏至论》中也将学者文家与识时之彦、评骘之士等并用；这一年的年尾发表的《破恶声论》中，他则将知者、士人与浇季士夫、志士英雄、士大夫、志士等并用。
1913年前后，鲁迅居于绍兴期间，更是从多种古籍中专门辑校了一部中国最早关于文人传记的《文士传》。
随后，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鲁迅则呼吁：“文艺会当招致文人学士，设立集会，审国人所为文艺，择其优者加以奖励，并助之流布。且决定域外著名图籍若干，译为华文，布之国内。”
此时，在鲁迅的一贯表述中，文士所对应的还有作家、文艺家、诗人、文家等；在具体场合中，鲁迅还使用学者文家、文士学者、天才、上等人、正人君子、博士等称呼来指代文士。
然而，新文化运动开始后，他在与诸多文人的论战中，一方面不断否定自己的“文士”身份，另一方面也开始揭露“文士”近乎“伪士”的诸多面目，鞭挞其虚怯、虚伪、虚文的品性。
为何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他笔下的“文士”意义却迥然有别？
02
随着新文化运动愈演愈烈，鲁迅对文士的议论更加频繁， 在其笔下，文士大多为“伪士”。
鲁迅之所以把伪士认作“伪”，并非针对他们的思想内容，而是针对他们的态度，因为伪士议论的内容虽然是“正”或“新”，而其态度却是“伪”或“旧”。
1926年8月，孙传芳在南京恢复古制，举行投壶之礼，马上就有勇敢的文人学士们，斥骂孙传芳大帅，看似壮举，其骨子里却透着虚怯。
而且伪士总会改头换面，比如段祺瑞执*垮台后，《新月》忽而起劲，“这是将代《现代评论》而起，为*作‘诤友’，因为《现代》曾为老段诤友，不能再露面也”。
在他看来，无论是现代评论派、新月社，抑或其他文士，多是投机逐利、欺世盗名的伪士：
“当他的主子被推翻时，他会及时投向新主子的怀抱，把*口对准新主子的敌人，哪怕这新主子就是他此前反对的匪，哪怕新主子的敌人就是他此前的主子。”
伪士之所以伪，关键在于他们的议论并非发自内心，而是打着各种旗号威吓或压迫对手，以此获取利益。
1925年初，在《京报副刊》发起的青年必读书目征集活动中，鲁迅不仅交了白卷，而且还主张少看或不*书，并强调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事实上，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所谈论的改革，并不单指*层面的行动，应该包括一切社会的、文艺的、思想的改革而言。
这些改革都是需要知识者开展文艺创作、思想论争等文化实践的“行”。
相较于*改革，鲁迅试图将自我解救出来的思考、挣扎及论争，称得上是一场文艺的、思想的*，一种蕴含文化实践的“行”。
在1927年4月为黄埔军官学校学员所做的演讲中，鲁迅曾说：
“到了大*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受*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没有闲空谈文学了。”
此后，鲁迅进一步认为，在*时代“注重实行的，动的”是知识分子“不可免避的命运”。
因此，他希望青年不要成为躲进书斋的“糊涂的呆子”，而要成为“对于实社会实生活略有言动”、乃至投身*战争的“勇敢的呆子”。
在鲁迅看来，*时代的中国迫切需要的是从事*的实际工作，而非空谈*的虚文，是战士而非文士。
鲁迅认为真正的*文学，都应该是由无产阶级创造并表达本阶级思想的文学，而不是读书人所写的表达知识分子思想的文学。
彼时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因为作者还都是读书人，并不容易写出*的实际来。
因而，要在*时代创造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学，首要任务就是唤起民众。
鲁迅认为要想成功地写出大众化的文艺，就必须依靠暴力*的帮助，否则，“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罢了”。
换言之，鲁迅再次强调*的实行之于创造*文学的实质意义，否定了传统文人一厢情愿的空话与虚文。
03
自1927年10月，鲁迅搬去上海生活之后，鲁迅对文士的身份及相关名号尤为反感：
“近二年来，一切无耻无良之事，几乎无所不有，‘博士学者’诸尊称，早已成为恶名……而在作家一名之中，则可包含无数恶行也。”
正是出于对文士身份的深恶痛绝，当林语堂邀约鲁迅在《人间世》半月刊登载所谓“作家”并“夫人及公子”的照片时，均被其婉言谢绝。
鲁迅之所以拒绝文士身份及相关名号，也是出于对自身文化情怀、战斗立场的确认。
对于写作动因，鲁迅一方面坦承自己为改革者呐喊的创作初衷，另一方面则坚称之所以留心文学，并不想以文学家行世，不过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
所以，鲁迅坚持创作不被看好的杂文这一体例，他曾说到：
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在此，鲁迅以钟情于沙漠里飞沙走石、头破血流的生命砥砺，区别于迷恋艺术之宫里小桥流水、风花雪月的文人雅趣，也表达了自己对杂文的真切情感。
与此同时，选择杂文这一文体，也源于鲁迅自身的现实考量与斗争策略：
况且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
鲁迅选择了杂文这一文体，也就摒弃了文士身份，选择了战士的角色和身份。他不仅如此实践，而且以此鼓舞后辈：
“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
因此，即便被贴上“毒笔文人”的标签，鲁迅都坚信自己文章的价值并不在文人学者的名文之下，“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而注重杂文的战斗功能并确信其有益于世人，也使得鲁迅对其读者别有期待：
“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人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他期待读者能注意世事，实与希望青年“注重实行的，动的”思想主张一以贯之，这也使得鲁迅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青年导师。
04
对文士自身的局限，鲁迅十分清醒，他曾感慨“说话的也不过能说话，弄笔的也不过能弄笔”。
或许正因如此，鲁迅坦承“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就此看来，鲁迅重行轻言的出发点，主要并非鼓动文人去直接参与暴力*，而是强调其言行要与实际生活相关，要尽可能地立足当下。也因此，鲁迅曾批评一些作家：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
对于国民*之后的中国知识界而言，鲁迅的批评堪称切中时弊。而对于创作，鲁迅曾从社会经济层面揭露现代作家的来源及其与当今文坛的关系：
要之，凡有弄弄笔墨的人们，他先前总有一点凭借：不是祖遗的正在少下去的钱，就是父积的还在多起来的钱。要不然，他就无缘读书识字。现在虽然有了识字运动，我也不相信能够由此运出作家来。所以这文坛，从阴暗这方面看起来，暂时大约还要被两大类子弟，就是“破落户”和“暴发户”所占据。
实际上，作为由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成长起来的作家之一，鲁迅与其他“破落户”“暴发户”不同，他不仅没有因成为作家而自豪，而且以一种“与强烈的悲剧感相伴随的自我反观和自我否定”的“中间物”意识，反思自己的作家身份，挖掘和批判其所在的智识阶级的劣根性。
事实上，无需批评者的指责，鲁迅看待文学创作和作家身份的态度，本来就十分矛盾。冯雪峰在回忆1928年同鲁迅的交往时，曾描摹鲁迅彼时的心迹：
“他一方面蔑视着知识分子，一方面又非常执着地肯定着知识分子的任务和工作，并且为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悲哀。”
一方面是羞与为伍且决心跳出，另一方面则是身处其中无可逃脱，彼时鲁迅内心的矛盾和焦虑不难想象。冯雪峰就此分析说：“他一直要求在时代的开辟运动中做一名战卒。”
鲁迅为写作所赋予的战斗姿态，是自觉选择成为时代的“战卒”，由此实现对于群众和当下的介入。
1932年，在回顾自己与文士阶级的斗争经历时，鲁迅曾言：
“在坏下去的旧社会里，对持不同意见者攻击陷害最凶的是他同阶级的人”，因为“他们以为这是最可恶的叛逆，比异阶级的奴隶造反还可恶，所以一定要除掉他”。
于此，鲁迅更将自我身份的解放给了无产阶级*：“以为惟新兴的无产阶级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
这不仅是鲁迅思想左转以后的自我剖析，更是他对新的身份的热情期许。
但无论现实如何发展，鲁迅对文士的鞭挞历程，也正是一个不断追求改造世界、改造自我的文人的生动写照。
鲁迅曾指出：
“真的智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除了站在底层平民一边，“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苦痛的”。
这既是鲁迅对真的文人的定义和礼赞，也是其作为“永远的*者”的*之语。
凡此，在反抗旧文化、旧秩序和解放自我的道路上，鲁迅虽然保持智者的理性与平和，但他或许才是更丰富、更伟大的那一个。
因为他深刻体验了*时代的知识者新的兴奋与挣扎，并选择直面超越个体经验和历史传统的更深层次的冲突。
鲁迅对文士身份的否定，其意义不仅在于他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更在于他以文学书写、文化实践诠释了一个不断追求*、以至于革本阶级命的知识分子的理想典型。
他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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