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25 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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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09-13 20:01
说起明朝的倭寇之乱,大家自然会想到戚继光、俞大猷,确实,他们起到了巨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不愧于民族英雄的称号。但是,仔细分析倭寇之乱,其发生和灭亡与中日两国的国情和国策紧密相联。
要说倭寇的灭亡,就要先看倭寇的产生。这首先与明朝的海禁*有关。
明朝初期,中国航海事业到达了一个顶峰,郑和下西洋被誉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标志性事件,但郑和下西洋显然不是明朝皇帝为了繁荣经济而做出的决定,而是永乐帝为了显示其正统性和“天朝大国”的“慷慨大度”的产物,对沿途各国遍行赏赐。郑和航海做的是赔本买卖,以至于七下西洋之后,因为财政上无力为继而中止了航海,并且颁布了禁海令。
明朝*继承了中国一贯的重农轻商*,实行海禁,《大明律》明确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根据《大明律》,沿海居民下海也是违法行为。这就不仅使明*损失大笔税收,而且断绝了祖祖辈辈靠海吃海的沿海居民的生路。
而当时中日之间是有贸易需求的。首先日本对中国物产需求很大。胡宗宪《筹海图编》的《倭好》一节,记载了日本人喜欢的中国物产。如衣料类:丝。丝棉、布、锦绣、红线;日用器物类:针、铁锅。磁器、漆器。书籍类:佛经、医书及四书五经。除此之外,日本方面还特别需要中国药材。
同时,中国人对日本商品也有浓厚的兴趣。如日本所产倭刀,锋利精巧,成为官绅士民争相求购的珍品。另外,倭扇、描金饰物等,也颇受明朝百姓的欢迎。而日本还是个产银国,与日本贸易可以获得大量的白银。
民间有需求,而国家搞“海禁”,那怎么办?两个字:走私。
沿海居民深受海禁之苦。“海滨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穷,富豪之所侵,债负之所折,怨入骨髓。”为了谋求活路,渔民与商贩*从事走私活动。“输中华之产,驰异域之邦,易方物,利可十倍”,老百姓当然是乐此不疲。而一些海商大贾、浙闽大姓为了牟取暴利,更是不顾朝廷的海禁命令,和“番舶夷商”相互贩卖货物,他们成群分党,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有的甚至亡命海外,勾结日本各岛的倭寇,于沿海劫掠。倭寇王王直,曾希望明朝*取消海禁,允许中日自由通商。王直曾经说过:“倭国缺丝绵必须开市,若允之,海患乃平”。而明朝*则视而不见,秉承一贯不对话、严格控制的禁海*,对走私活动严厉打击。
走私不成,就只有硬夺了。曾任福建巡抚的谭纶指出:“海上之国,方圆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数。无中国绫锦丝棉之物则不可以为国。海禁愈严,中国货物价值愈厚,而奔趋贸易者愈众。私通不行,则伴以攘夺。”正是道出了倭寇问题的关键。
此时,日本的情况怎么样呢?十四世纪初叶,日本进入南北朝*时期,封建诸侯割据,互相攻战,争权夺利。在战争中失败了的一些封建主,就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烧杀的海盗活动。明成祖时,中日双方建立了勘合贸易关系,明朝给予足利幕府贸易凭证,即勘合,日本方面凭勘合来中国进贡,进行贸易,所以当时倭患并不严重。1467年,日本进入了战国时代,足利幕府衰弱,中日原有的勘合贸易制度遭到破坏,明嘉靖中叶以后,中日勘合贸易完全断绝,倭寇侵扰日益严重。
就这样,国内的走私者和日本的海盗自然地勾结在一起,便成了侵扰明朝的倭寇。
所以说,倭寇不光是日本人,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
倭寇甚至得到了沿海老百姓的支持,山东巡抚王抒说:“滨海顽民图贼厚利,从而贩取柴米、酒肉以馈之,打造*刀、铅丹以助之,收买违禁货物以资之,饰送娼优、戏子以悦之,每见官兵动静则星火徒报,官府密令哨探则推避不从。宁杀可爱之身而不忍背不可附之贼。”
而明朝**上的*和军事上的*也导致倭寇祸患中国百余年。明世宗朱厚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好在后来有戚继光、俞大猷等人,对倭寇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倭寇当时并没有完全绝迹,真正灭绝还是因为*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