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24 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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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5 19:10
有人说雍正是一位承上启下的皇帝,没有了他,就不可能会有康乾盛世,有人甚至说雍正皇帝是累死的,他“自朝至暮,一日万机”,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确实,雍正就是这个样子。 “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 雍正,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父亲康熙,可以说是雄才大略,平定三藩,统一台湾,稳定边陲,为大一统的清王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康熙在晚年。由于“太平盛世”而滋长了政宽事省的思想,这时期他处理朝政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由此,在朝野上下的官僚队伍中,虚诈、迎合、粉饰、浮夸等种种*之风严重泛滥,已经直接威胁着“盛世”的存亡。于是,惩治*、整顿官场风气的重担就落在了雍正的肩上。 纵观雍正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可以说,他是以务实精神治天下的。雍正刚一即位,便针对*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生平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 “只可信一半”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种所谓巧干仕宦的*,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阿谀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皇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 且看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在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各省文武*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地整顿,情况已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说见得太多,都看得厌烦了,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对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四年(1726)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主管河南山东一带黄河河道的总督朱藻曾奉到雍正这样一则谕训:地方上一点小事,“何用如此夸张”,你的奏报往往是虚浮不实,“朕甚不取”,“一处不实,则事事难以为信也”。雍正告诫百官,虚假浮夸粉饰。在有关雨雪水旱农业收成的奏章中问题尤其突出。对此类失真奏报,雍正每每透过夸夸其谈的文字游戏挤出其中的水分。雍正二年(1724),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雍正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皇上,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病难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1726)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就是这样,一眼就能看出谁在说真话,谁在拍马屁,对拍马屁的人总是很不客气。雍正对笼统含糊的奏章也不放过。雍正十年(1732)四月,直隶总督刘于义奏报说,所属地方三月份雨水充足。雍正览后批评他“所奏甚属含糊”,“不明不实”,指示他日后将各州县雨水情况细加分别上报,不可一笔糊涂账。同年闰五月,江西巡抚谢口有两个折子,一个说冬雪颇足,春雨亦调;一个说麦收情况不如往年。雍正仔细看过批复道:既然雨水一直充足,麦收为何减产,兰者必有一处不实,着明白回奏。 雍正厌恶虚套形式,对地方*进呈“瑞谷”,他多次下谕禁止。雍正十年(1732)秋,广东新宁县产有两株-茎两穗的稻谷,海关监督毛克明专折呈报,雍正批评他:朕屡有谕旨,凡是嘉禾瑞谷,既不必进呈,也不用奏报,你为何专务此等虚而不实之事? 清代从*到地方的大小*,无不存在着欺上瞒下的虚假劣习。为杜绝官场上的欺瞒互骗,雍正反复提醒内外大员,凡事要躬亲办理,不可轻信属员下手。雍正三年(1725)秋,湖北沔阳遭受水灾,巡抚法敏将分设篷厂煮粥施赈之情奏报,雍芷告诫他:“此等事只要勤实办理,万不可听信属员下役之欺隐。”清代刑罚,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的,多比照旧案,由于案例灵活多变,办案人员便可随意比附,稽查档案的书吏接受请托、收受贿赂后,往往是断童取义,或删去前后文词,只摘中间数语,或避重就轻,随手高下。针对这种弊端,雍正谕令刑部衙门,一切“稿案”由司员“亲自主稿”,以免被书吏造假欺骗。 怒苏斥“附合”与“迎合” 当康熙晚年,清*的朝中大员官僚习气相当严重,这些人身居高位,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对皇帝指令商议的事件,文武大臣们往往一味附和,并不拿出主见,很难看到直言详议据理力争的场面。雍正在藩邸生活四十余年,对朝臣这种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连钟都撞不响的苟且偷生恶习看得十分清楚,他剐刚即位不久就颁发谕旨,严加整饬此风,弛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朝中九卿大员坐班,每当商议事件。往往是“彼此推诿,不发一言”,有的假装打瞌睡,有的海阔天空地闲谈,等到需要拿出主意的时候,便鼓动一两个新来的科道*发言表态,然后大家便“群相附台,以图塞责”。似此朝臣议事,何益之有?雍正指令朝中重臣,商议事件务要各抒已见,不得观望附和。 雍正认为,官场上流行的八面讨好、圆滑世故的习气最为可恶,指出这种劣习实为“国家之大蠢,妨政败俗莫此为甚”。训导文武大员做官要有骨气,要果敢刚直。雍正四年(1726)六月的一天,雍正将在京的文武大员召到勤政殿,训谕说:现查朝臣所议定事件,大多并不合情理,究其原因,不外乎“议事理中各怀私心”,其身为王子者,以现有众臣,我等不必先说;那些刚提升的大臣,又以现有老臣,何需我等班门弄斧而闭口不言;而资历深厚的老臣,深知xxx打出头鸟,自己不拿意见,最后还落得个“从公议论”尊重别人的美名。 为彻底改变这种彼此观望的劣习,雍正宣布,即日起将议事的亲王大臣分为三班,凡遇应议之事,分头酌议,每人都拿出自己的意见,最后,如果所议意见相符一致,就照这一意见定稿启奏;若是意见不完全一样,由诸位大臣另行商议。“如此,不但不致互相推诿,而且亦各能出其主见。”雍正试图建立一种分班议事制度,让议事者必有所言,不得不言,从而使投机者失去附和的机会。 善于搞迎合把戏的朝臣,除了对皇上的话不敢说半个不字外,还想方设法地讨好皇上,但这种人在雍正那里却往往讨个没趣儿。山东兖州知府吴关杰曾奉到一道谕旨。内容是令他实心任事,为政勤慎。吴关杰把皇上的谕旨奉为至宝,先是“悬挂堂中”,朝夕瞻仰,后来又找工匠把谕训一字一宇地刻在府衙大堂的屏门上。他把自己如何尊奉圣旨的举动详细奏报,说如此“时凛天颜于咫只,勿忘圣训于须臾,触目惊心,甚为有益。”极力想以此博得皇上的欢心。吴关杰甚至还请皇上命令各省文武*,一律在大小衙门的屏门上刊刻谕旨,使圣旨高悬,举目皆是。雍正当即给吴关杰泼了一瓢冷水,教训他:你本不是什么超群之才,料理好你份内的事就足可以了,“此等迎合之举皆不必”,“此等多事朕皆不喜”。 对臣工奏折中肉麻的称颂和不着边际的套话,雍正十分反感,每有这类折子送达御前,必遭严厉痛斥。雍正二年(1724)二月,广东巡抚年希尧奉到雍正一道口传谕令。教导他如何治理地方,年希尧写折子奏谢说,皇上所颁谕旨不仅周详备至,而且料事如神。雍正看后批道:“写来套话,何常有一句你心里的话。”雍正三年(1725)八月,福建学政黄之隽写折子称颂“皇恩浩荡”,雍正训斥他:“凡百只务实行,不在文字语言。颂圣具文,朕实厌览。”雍正毫不客气地郑告群臣,*的套话空文“实听厌矣”。 借用好年景来称赞皇上的圣德,是乖巧臣工的又一迎合花样。雍正十年(1732)四月,署陕西巡抚马尔泰奏报地方雨雪情形,说仰赖皇上洪福,今春风调雨顺。雍正用朱笔在“洪福”二字旁画了一道线,批道:仰赖洪福,这类套话实在没味,朕已再三告诫内外百官不要做迎合虚文,已是口干舌燥了,你竟仍务此道,难道没长耳目吗?那些想通过美言赞词博取雍正欢心赏识的臣工,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等待他们的是一番毫不留情的责骂。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大臣自称“庸陋”、“愚昧”,往往被看作是谦恭的美德,雍正却认为这是*虚伪不实诿上说,臣深觉见识愚昧,雍正在“愚昧”二字旁画了一道红线,批道:“此二字,朕深恶之,非由衷之言也。”有个叫刘应鼎的大臣,在升任四川布政使后写折子谢恩,说自己性情愚昧,见识短浅。看到这过分恭谦并不实在的话,雍正批道:“似此心口相莲之空文,朕实厌而恶之。”在雍正看来,内外百官中,这种过分恭顺谦虚的言辞,没有一句是心里话,都是言不由衷的套话。雍正七年(1729)冬,陕西降雪,巡抚武格没有及时奏报。当皇帝追问时,武格回奏说“臣等愚昧,实难辞咎。”雍正用朱笔将“愚昧”二宇划去,怒加训斥:朕深恶此等虚诈俗谈!若把你这个愚昧之人用为封疆大臣,那么朕的愚昧又怎样讲?还是诚实一些好,这样的空文再也不要有了!清代官场上流行着这样一个术语,叫“名实兼收”。那么,究竟什么是“名”,什么是“实”呢?对此,雍正做了入木三分的解释:“所谓名者,官爵也;所谓实者,货财也。”他进一步指出:“令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云名实兼收。”这种名实兼收的官僚,品行似乎很公道忠诚,操守看上去也很廉洁无私,实际却是善于钻营者。他们对自己应尽的有关吏治民生的职责并不上心,专以逢迎上司为能,甚至暗通贿赂,私受请托,巧吞钱财,很是神通广大。结果,既捞到了实惠,又博得了美名,实在是名利双收。相反,那些“朴实无华,敦尚实治”的*,却备受压抑和排挤,由于他们实实在在地奉公守法而吃不开,到头来钱财没得到,官位也升不上去,可谓“名实”皆无。面对这种吏治败坏的状况,雍正严加整顿,针锋相对地提出新的名实观,这就是:以百姓称颂为名,以奉公尽职为实。雍正要一改官场上的*观念,树立一种新风。 看到雍正严惩贪污受贿的*,有人为迎合皇上,故作“廉洁”姿态,竟连正常的俸禄工资也不要了,想以此换取美名再升xxx。对此,雍正很不以为然。他指出:凡事都有个度,哪有饿着肚子办公的道理,只要不欺不隐,不在分外谋财贪种,就是好官了。雍正说:“沽名邀誉,乃居官之大患”。 历史上的雍正,以夺取皇位的奸诈和血腥统治的残暴而闻名,但康乾盛世,却断断少不了雍正这个枢纽。在位13年,他兢兢业业,死而后已,被称作“中国历史上第一勤政皇帝”。 据史料记载:雍正在位时,自诩为“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务,终年不息。雍正元年至十三年,雍正帝共处置六部及各省题本192000余件,每年平均达14700件之多,每日平均览题本在40件以上。他阅览本章,不畏繁琐,谕令每日“将本多送”,不许积压。为了“宣达下情、洞悉庶务”,他把批阅奏折看得十分重要,每晚阅后亲笔批发,皆出一己之见,无一假手他人。 在短暂的13年帝王生涯中,雍正每天睡眠不足4个小时;而一年之中,只有在生日那天,雍正才会休息半日。雍正在数万件奏折中写下批语,总计多达1000多万字。以至于雍正不明之死被很多人认为是累死的。长期伏案工作肯定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损害,诸如颈椎病、骨质增生、腰肌劳损以及高血脂、高胆固醇这类现代都市人常患的办公室职业病,怕是雍正皇帝也在劫难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