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军事家认为战争从起因方面可分为哪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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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6 1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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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5 10:57
战争分为攻势战争和守势战争。攻势战争发生的原因，不外乎双方的战略平衡发生了有利于攻方的改变，如守方遇到天灾、君主暗弱、发生内乱、遇到强敌进攻、攻方实力培养完成（或认为已经完成）、原先的不利条件去除（或认为已经去除）等；或攻方对战略势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使之敢于尝试战争。原因有攻方新君主上台、新权臣主政、决定用对外战争转移内部矛盾等。守势战争对于守势一方来说是较难预料的。因为既然居于守势，必然有弱于对方的劣势，而使战争的主动权操于对方之手。强势一方遭到主动进攻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也就更难预料。
战争的主观动机，最常见的也是最根本的，是为了争夺土地或财富。历史上这样的战争数不胜数，不必列举。但大凡这样的战争，都必然要找借口。赤裸裸的侵略，文明时代以后都是不受欢迎的和居于道德劣势的。常见的借口有违反条约（罗马常用，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杀害使者（典型的是中国攻大宛的战争）、历史仇恨（所谓“昔齐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边境纠纷（中匈战争中中方的借口之一）、或者某些道德上的理由（但古代没有*高于主权这一说，很少有以别国的*缺失为唯一理由去进攻敌国的，比较可信的例子是周以商王辛统治残暴为由进攻商朝）。此外，排除潜在威胁也会成为战争的动机，如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的进攻，原因常常包括为了使边境免遭劫掠。比较少见的战争动机，常常跟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结合在一起，有时候不免跟战争借口难以区分。如传播宗教，著名的阿拉伯的扩张和十字军东征，既是宗教热情的表现，也是追求土地的现实行为。至于君主本人的好战，无疑的也可以成为战争的起因之一。但事实上，君主的行为往往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制约，其动机往往也可以归因于统治集团对土地和财富的追求，所以我都找不到一个战争是纯粹出于君主的个人爱好的发生的。如果哪位发现有这样的战争，请指出。
决定战争的国家机关，在古代一般是君主，共和国和民主国则是*机关或者公民大会。在正常状况下，中国的战争决策者是皇帝、两河诸国是国王、雅典是公民大会（梭伦改革之后，僭主时期除外）、罗马在共和时代是元老院，到了帝制时代，当然是元首／皇帝。从决策效率考虑，最好的制度是君主制——其实，如果君主贤明，*政制的效率是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制度的。即使在今天依然如此。唯一的问题是：*制度恰恰不能保证君主的贤明。
发动战争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准备的内容，有兵员（如果是征兵，还要训练）、粮食、战马和驮畜、兵器、金钱、挖掘工事的工具，衣物等等，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有药物、军妓、非战斗属员等。战争准备是相当费钱和费时间的，《孙子兵法》上说：“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宋金战争时，宋人说金朝若想发动战争，要准备好几个月，估计宋朝自己也差不多。
当然，也可以像《孙子兵法》上极力推荐的那样，因粮于敌（也就是掠夺敌境）。但这样做的风险是很大的，一旦敌方坚壁清野，无可掠夺，军队就要陷入绝境——就像1304年和1306年蒙古入侵印度时一样，蒙古军完全靠掠夺为食，结果遭到伽齐·马利克所率军队的围困，一次被坑杀8千人，一次被杀5万人。
在古代，冲突和战争的区分也是明显的。游牧民族出于饥寒交迫或者单纯为了“致富”，都会向农耕民族地区发动小规模的劫掠。这种情况被古代中国人称为“扰边”。这种时时发生的劫掠，不仅令被劫掠者很烦恼，而且也令劫掠者的政权自食恶果——长期的小规模战争状态令地方军官拥兵自重，*难以控制，日子一长，尾大不掉，积重难返。匈人在蒙古高原的悲惨失败，就跟长期形成的地方*倾向有很大关系。演海居民也往往倾向于做海盗，他们的危害跟游牧民族劫掠者一样，所以不为各国*所容。日本北朝战胜南朝之后，积极扑灭海盗，甚至把他们交给中国，就是明证。总的来说，挑起小规模冲突是被各国严厉禁止的。但如果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权，那么小规模劫掠就会成为大问题，如6世纪到12世纪的维京海盗。
当战争爆发之后，指挥通讯成为重大的问题。古代军队跟现代军队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是通讯很不方便，因而反应非常慢。18世纪中国的驿站制度规定，在进行战争时使用“加急”速度输送战报和命令。速度规定如下：北京至齐齐哈尔，18天；北京到成都，24天；北京到昆明，40天；北京到桂林，25天；北京到张家口，16天；北京到福州，27天；这大体上就是*对战争的反应速度。而同样是因为联络不便，古代军队一般是结成一个庞大的队列行军的，遇到战斗时，往往在几个小时内就决定了胜负，即使是几十万人的大会战，最多也不过一个月确定局面。这样，*要指挥战地军队，往往是很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古的时候就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原则（见于《孙子兵法》）。如果违反了这个原则，硬要遥控指挥，后果往往非常不妙。如刘义隆在430年和450年的失败。
由于古代不可能实现“*统帅部”，所以用什么人指挥军队，就成了很大的问题。大体上，军队指挥体系跟国家的政制保持一致。君主制国家派出*指挥军队，若战争重要，则御驾亲征。而大帝国的君主，除了开国之君或者实在迫不得已，往往很少御驾亲征（怕出意外。罗马帝国的皇帝可以说是例外，这也是罗马帝国武功长盛的原因之一）。共和制和民主制国家的军队指挥，也跟其*制度保持一致。雅典在前5世纪实行“十将军制度”，在作战时要通过十将军的辩论来决定战斗如何进行。共和时代的罗马（马略以前），若派出执政官指挥的大军，两名执政官实行轮流值日的制度，在坎尼，正是到了保卢斯指挥的那天，他才能积极出战，从而把8万6千大军葬送掉。总的来说，民主制和共和制国家的军事指挥*是不值得称道的。
在古代的君主制国家，良将是柄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消灭敌人，也完全可能对付君主自己。其原因上面已经提到一些——因为*指挥困难，所以在战争中要求军官用有很大的独立权力，并且，为了提高效率，掌握先机（所谓“兵贵神速”）最好是一人独断。这种权力行使得久了，几乎肯定会造成“只知有将军不知有君主”的情况，罗马共和制就是这样垮掉的。很多大帝国的*，也跟长期战争条件下，高级军官掌握兵权有关。为了防止将军专权，君主可以说是伤透了脑筋。“飞鸟尽，良弓藏”这种血淋淋的史实，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无奈。若建立制度，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文官掌兵。最典型的例子是宋朝的军制，*由文官组成的枢密院执掌全*事权，战时也由文官担任统帅，当然，实际指挥军队的军官，非是武官不可。但他们都是临时担任的，到了战斗结束就要解任。这样，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当然就不会发生拥兵自重的现象了。宋朝统治者尤嫌不足，又规定了“厢军不得多于禁军”和“统帅按阵图作战”的制度。在社会文化方面，又有意无意的扶持歧视军人的文化氛围——最突出的例子是罪犯充军和军人刺字制度。这样做的成就是宋朝果然没有发生过军人叛变，但是军队战斗力也因此大大滑坡。宋朝三百一十六年的军事史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断失败的历史，从而干净利落的葬送了汉族军队所向无敌的神话。然而，从历史教训来看，如果不要这些防范制度，国家几乎肯定会发生*和内战。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在古代是无法两全其美的。要么文弱挨打，要么承受战祸，两者必居其一。
从理论上说，最理想的是君主通晓军事，亲自带兵，这样，君主既有自信，也有知识，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也遏制了野心家。但从历史上看，常常发生御驾亲征的，往往是那些文化低下的小国——至少是个小国，如春秋之前的华夏国家，中世纪的欧洲国家。文化发达的大国，基本上君主是很少亲征的（前面说过，唯一的例外大概是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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