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朝代盛行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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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2 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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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2-20 05:13
碑，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竖石”。大约在周代，碑便在宫廷和宗庙中出现，但它与现在的碑功能不同。宫廷中的碑是用来根据它在阳光中投下的影子位置变化，推算时间的；宗庙中的碑则是作为拴系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柱子。
史载：“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窆（音贬，意为埋葬）用木。”（《仪礼．聘礼》郑玄注）碑还有一种用途，就是用作举行葬礼的葬具。 由于当时贵族官僚墓穴很深，棺停运到墓旁边时，往往在墓的四角设碑。
《礼记．擅弓下》记载：“公室视丰碑。”汉代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停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即辘轳），下棺以缕（粗绳索）绕，天子六缕四碑。”
唐朝孔颖达疏：“下棺以缕绕者，缕即绋也。以绋之一头系棺缄，以一头绕鹿卢。”用今天的话来说，“丰碑”是砍大木头做成的，形同石碑。棺停下葬 时，在墓穴四角各设置一个，碑上有圆形穿孔，孔中系绳，绳子一头绕在轱辘上，一头系在棺停上，将棺停平稳地放人墓穴之中，殡仪结束后，这种木碑往往就埋葬在墓穴中。
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碑碣》记载：“天子诸侯葬时，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贯绳索，悬棺而下，取其安市。事毕，因闭矿中。”这里的“下棺之柱”指的也就是木碑。据说在陕西凤翔发掘的秦公大墓，墓矿四周还有残存的这种木柱。应该说，是先有带穿孔的木柱，后才有石制带穿孔的石碑。 墓碑便起源于古代用作牵引棺停下葬用的“丰碑”。最初是木质，没有文字，后来人们为缅怀逝者生前的业绩，利用现成的木碑，在上面书写逝者的生平事迹以及*之辞，碑首中间仍凿有圆孔，叫“穿”，这样，墓碑便正式形成了。
刘熙《释名．释典艺》对于墓碑的起源和演变是这样描述的：“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 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应为物故）建于道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
东汉之前的墓碑大多为木质，腐烂无存，所以北宋欧阳修《集古录》感叹道：“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碑碣，卒不可得。”但东汉以前的石碑也有少量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墓碑是西汉河平三年的《镳孝禹碑》 碑文写道：“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里镳孝禹”。该碑是清代同治九年在山东发现的。碑高1.45米，表面粗糙，未经磨光。 东汉时期，重视厚葬，墓碑风行。前面曾引《宋书．礼志》的记载：“汉以后，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兽、碑铭等物。’
南朝梁时刘勰《文心雕 龙》也写道：“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不仅王公贵族墓前树碑，就连一般的庶民百姓乃至童孩墓前也树碑，如《隶释》卷9有《故民吴仲山碑》，《蔡邕集》有《童幼胡根碑》。这一时期墓碑已由木质发展到石质，而且铭有碑文，制作精致，大多经过磨光。碑首尖的叫“圭首”，圆的叫“晕首”，碑首中间有圆形穿孔。有 的碑有“穿”，如江苏南京溧水东汉《校官碑》；有的碑首还浮雕出龙纹，如东汉晚期四川雅安《高颐碑》；有的碑侧刻有花纹，如东汉晚期的《乙瑛碑》。
三国两晋时期，一改东汉的厚葬之风，崇尚薄葬，禁碑之风盛行。帝王陵墓之前不设石碑。门阀土族经过皇帝特许，方可在墓前树碑，如王导、温峤。郗 鉴、谢安等人均树有石碑。在《全晋文》中，仅东晋著名文士孙绰书写的碑文就保存有7篇，它们是：《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太傅褚褒碑》、《司空瘐冰碑》、《颖川府君碑》和《桓玄城碑》。遗憾的是，这些墓碑无一遗存。到了南朝，虽有碑禁，但已成一纸空文。
帝王陵墓神道石刻中，石碑 与石柱、石兽均成对出现，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 南朝石碑，由碑首、碑身。碑座（龟跌座）三部分组成。碑首呈圆形，碑身呈长方形，碑座为角趺形，又称龟趺座。碑首顶部圆脊上，两侧各浮雕着相互 交结成辫状的双龙；碑首正中有一长方形额，额内刻有与墓主有关的朝代。官衔、谥号之类的文字；额下有圆形穿孔，穿孔为古制的孑遗，已无实用价值，仅起装饰作用，南朝以后不复有此；额四周线刻龙、凤、火焰。云气。莲花等纹饰。碑身正反面均刻有文字，文字四周饰以卷草纹之类的纹饰；碑身侧面有的饰以浮雕图案及 线刻画。碑座为一角趺，龟趺又名敝屣（音必戏）。
古人认为龟是灵物，耐饥渴，有很长的寿命，所以用它托碑。五代以后，我国开始流传“一龙生九子，九子各不同”的说法，并且根据每个龙子不同性格、爱好等特点，把它们装饰在不同的器物上。 它们是：敝屣，善于负重，形象是驮石碑状；鸱吻，喜欢眺望，装饰在屋檐上；饕餮，习性贪馋，装饰在食具上；睚眦，性凶恶，喜杀戮，装饰在兵器 上；狴犴，憎恨犯罪，装饰在监狱门上；狻猊，喜好烟火，装饰在香炉盖上；叭夏，喜欢水，装饰在桥栏杆上；椒图，讨厌生人，装饰在大门口；蒲牢，爱好音乐，装饰在钟纽上。
明代杨慎《升庵集》也有此说法。 龟的名声，到宋以后才逐渐不雅了。南朝陵墓石碑的碑座刻物，可以理解为龙子之一。其形状似一只大乌龟，凸目昂首，一足前迈，作负重匍匐爬行的姿 态。
元代翰林传讲学士袁桷曾参与朝廷很多勋臣碑铭的撰作，他有诗咏道：“龟跌负穹石，浮语极褒多。”从实地调查情况来看，石碑的碑首。碑身为一块整石雕琢而成，碑座是用另一块巨石雕琢而成，两者之间以神卯结构相连，浑然一体。
南朝陵墓石碑与神道石柱一样，从下往上逐渐“收分”，变小变窄，但肉眼是无法观察出这种微小变化的。“收分”既增加了石碑的稳定性能，又增加了整个石碑的美感。 南朝陵墓石碑，今天所能见到的唯有梁代石碑，但这并不是说宋、齐、陈没有石碑。
南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便著录有《齐宣帝陵碑》，齐宣帝萧承之 为齐高帝萧道成之父，死后被谥为皇帝。
清代袁枚《梁武帝疑陵诗》（实指陈武帝陈霸先万安陵）写道：‘富有穹碑无文字，万万蝇*某吏。”足见至清代陈武帝陵前还有石碑遗存，只是由于时代递迁，多数帝王陵寝石碑湮没无闻罢了。现存梁代石碑，多数剥蚀严重，文字磨灭。
南宋曾极《金陵百咏．没字碑》咏叹道：“漫漫荒地浸绿芜，残碑一丈载龟跌。当年刻画书勋伐，雨打风吹字已无。”可见，早在南宋时期，墓碑已面目全非。
目前，梁代陵墓石碑共有12通，4通石碑较为完整，全部在南京境内；8通石碑仅剩龟跃座，其中6个角跌座在南京，2个龟跃座在丹阳梁文帝萧顺之建陵前。这些现存的梁代石碑中，以梁安成康王萧秀墓石碑数量最多，以梁始兴忠武王萧谵墓石碑文字最为完整，以梁临川靖惠王萧宏墓石碑雕刻纹饰最为精致华美。
今人歌咏六朝石碑形象地写道：“六百座碑，胜迹犹堪论兴废；三千行字，遗迹自可作文章。”作为纪念物或标记的竖石。多镌刻文字，意在垂之久远。
《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 汉 郑玄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后汉书·儒林传序》：“ 熹平 四年， 灵帝 乃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 北魏 郦道元《水经注·河水四》：“《魏土地记》曰： 梁山北有 龙门山， 大禹 所凿，岸上竝有庙祠。祠前有石碑三所，二碑文字紊灭，不可复识；一碑是 太和中立。” 唐 李嘉祐《晚发咸阳寄同院遗补》诗：“ 秦家故事随流水， 汉 代高坟对石碑。”《古今小说·吴保安弃家赎友》：“又立一道石碑，详纪 保安 弃家赎友之事，使往来读碑者，尽知其善。”《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 郑玄注：“丰碑，斲大木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后四角树之，穿中於间，为鹿卢，下棺以纤绕。天子六纤四碑，前后各重鹿卢也。” 北周庾信《周柱国楚国公歧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邑里萧索，宅惟荒凉；丰碑下柩，题凑迁丧。”
春秋时就出现“碑”这个名称，但它当时是宗庙里拴供祭祀用的牲畜的石桩子，同时，人们也根据它在阳光下投出的影子的方位来推算时间。到了战国时期，大贵族殡葬时，由于墓穴很深，棺木要用轳辘系绳缓缓放下，“碑”，就是那时装轳辘的支架。殡仪结束，往往把这个支架留在墓地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逝者，就在这块现成的大石头上面刻字，追述前人的“功德”，于是就出现了纪念性的碑。直到西汉墓地石碑的上部仍凿有一个圆孔（叫作“穿”），这是来供悬棺下葬用时留下的痕迹。我国现存最早的墓碑就是西汉河平三年的“鹿孝禹碑”。到了东汉，树立墓碑的习俗已广为流行，并一直沿用至今。
在西周和春秋时，宗庙内立有是柱子，用来栓供祭祀用的牲畜，这种石柱子就是我国最早的碑。战国时期，大贵族下葬时，因为墓穴很深，棺木要用滑车系绳索缓缓地放下去，碑又成为装滑车的支架。殡葬结束，有的碑石留在了墓地。有人为了纪念逝者，在碑石上刻些文字，这样就出现了纪念性的碑。东汉竖立墓碑之风盛行，碑的制作越来越精。唐代是我国碑刻最发达的时期，不仅内容丰富，书法上也有极高价值。碑的结构一般分为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碑首主要刻些碑名，或仅起装饰作用。碑身刻写碑文，碑座起承重和装饰作用。明以后，将碑座改成似龟非龟的样子赑屃，传说它是龙的九子之一，善于载重。
早期的树碑风气，始于周代，当时碑石上不镌刻文字，称“无字碑”，用途为：一、由碑的日光影子来测算一天的时间。二、庙宇祭祀时用以拴牲畜的柱石。三、立于墓穴旁，作为棺木下葬的标记。东汉开始大量出现镌刻文字的碑石，用以歌功、立传、纪事。一直流传至今。一般可将碑石的不同部位，分别称为“碑阳”、“碑阴”、“碑侧”、“碑额”、“碑座”等。在书法领域通常把石刻、碑、碣、墓志、塔铭、造像、石窟，摩崖刻石等都包括于“碑”的范畴中，碑刻文字根据时代与书写者的不同，有各式书体与不同的书法风格。被作为学习书法的范本与艺术欣赏的资料。公元前的二一九年秦始皇登泰山顶，李斯刻石颂扬他的武功文治。有的前序后颂，序为散体，颂为韵文，如李白写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并序》。有的全是散文，没有颂之类的韵文，如《敦煌太守裴岭纪功碑》。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个写墓碑的大师，一个是汉朝的蔡邕，一个是唐朝的韩愈。蔡邕曾对卢子干、马日碑说：“吾为天下碑文多矣，皆有惭容，唯郭有道无愧于色矣！”因为只有《郭泰碑》是颂当其人的，其它的碑文则都颂非其人，可见他作墓碑大多是对人溢美过誉的。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转弯抹角地批评柳宗元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一事。这批评虽然全是出于韩愈保守的个人偏见，很不持平，但是，作为碑文，他采用褒贬兼用的方法，打破只称人之善、不称人缺点的传统做法，却是值得提倡的。总之，不管褒也罢，贬也罢，以不失实为贵，以公允持平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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