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之书怎么样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12 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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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期，随着布鲁盖尔研究的升温，学者们开始寻找其画作背后深层次的含义。1931年Arthur Popham提出既然布鲁盖尔和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Abraham Ortelius如此熟悉，两人的思想和*态度应该也是相仿的。Chares de Tolnay对其的解释中也认为布鲁盖尔作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者，处于当时的动荡年代，其画作背后应有着深刻的含义。现当代艺术史家受德沃拉克深层分析的影响，认为作为一名画家，布吕盖尔为一个左右着那个时代宗教思想、哲学和艺术的基本观念的阐述者。长久以来的看法即建立于“既然布鲁盖尔如此博学，那么他的农民画作中必然隐含了深层次的含义”的观点上，最后得出的结论也大多为农民作为社会下层，其娱乐活动也是被上层社会所不屑的，布鲁盖尔的画作也是出于这样的教化与教育目的。人类的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这一题材既是*教的重要传统也是绘画中的重要题材，是供上层社会观看的教育性和讽刺性的画作。艺术史家Fritz Grossmann曾从宗教性角度提出当时公认的结论：Peasant Wedding代表着贪食，所谓“婚礼”只是农民为了满足自己的本能劣性需求的一个借口，而Peasant Kermis则更糟糕，不仅是贪食，还包含放纵和愤怒，这些低贱的农民“忘记了聚会的最初原因，忘记了教堂的赐福” ；相似的，Konard Renger也认为这两幅画作代表着“极度的罪恶“（The deadly sins），Peasant Wedding Dance通过疯狂的舞蹈表达着强烈的*，也暗示着婚姻的世俗化，这在中世纪*教哲学中代表着人的原罪和即将遭到惩罚，似乎布鲁盖尔在教化人们从农民放纵的舞蹈到罪恶死亡之舞只有一步之遥。这些明显现实化的、表现农民的后期作品也是对罪恶的鞭笞和讽喻，似乎人在罪恶的驱使下，已经不再是自我的主宰而形若玩偶。比如，最初关于Peasant Wedding画作中为什么没有出现新郎这个问题，艺术史家Linsey和Huppe就曾提出这场婚礼宴席表示天主教会被她的新郎，也就是*抛弃了。Carl Stidbeck则认为这根本不是一个婚礼，也没有所谓的新娘，只是一幅人格化的关于“慷慨”（Generositas）的礼赞而已。虽然大多数艺术史家避免如此过于挖深的解释，但是布鲁盖尔关于乡村狂欢的画作是关于宗教性的布道和教化曾一度是得到大多数认可的主流看法。直到1974年，艺术史家Svetlana Alpers开始扭转这种看法，Svetlana重新回到曼德尔最初的记载上，提出也许画作并没有这么如此复杂的内涵，只是关于当时城镇居民和农民在乡村交往混杂在一起举行娱乐活动的纪念性绘画，这也的确是绘画在照相技术出现之前的重要功能。但Svetlana的观点很快受到抨击，Hessel Miedema重申这些画作是教化意义的，Miedema的主要论据在于布鲁盖尔和他同时代的画家仍然是把农民当做一个滑稽和蔑视的对象，比如在16世纪德国和弗兰德地区大量版画中被丑化的农民形象，包括1527年Erchard Schoen Peasant Celebration，1535年Hans Sebald Beham Large Church Festival，1559年安特卫普出版的版画中Pieter van der Borcht Peasant Kermis ，这些画作都重在描述农民粗野低俗的举止，画作中农民呕吐、喝得烂醉、打架等等，这些被丑化的形象还伴随着讥讽的诗篇，如: “Drunkards rejoice in such feasts, Quarreling and fighting and drinking themselves drunk as beasts… Therefore let the peasants hold their kermis.” 同时佐证还包括布鲁盖尔自己的两幅版画，Hoboken Kermis和St. Joris Kermis，同样刻着类似的语句：“the peasants rejoice in such feasts, to dance and jump and to drink themselves as drunk as beasts” 。 Alpers和Miedema的争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两个基本的派别，一种观点认为农民的这些画作表达的是农民淳朴真实的形象，比如Margaret Carrol；另一派观点认为布鲁盖尔农民的画作是不太好的形象，比如Hans Joachim Raupp仍主要建立在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布鲁盖尔时期长期形成的农民作为讽刺对象的传统上。现今留下的史料总是把农民和其他的人区分开，以强调他们有不良的品格。在墨洛温时期就存在指责农民放荡、贪婪、没有教养的现象，把农民形容得更像动物，而不是人。农民的劳动被看做是其罪孽的结果，中世纪中期等级划分界限鲜明和确定之后，对农民的偏见越来越大。12世纪初期，洪诺留61奥古斯都在一次关于等级的著名的布道中，按照教堂的部位把各个部位进行了分类。他把农民比喻为地面，任人践踏，同时他们也是支撑和供养其他阶层的低级。同时构成最低的社会等级的也只有农民。按照11世纪下半叶古德语版《创世纪》的说法，奴隶源自挪亚的儿子含，社会因而也逐渐地形成认定农民愚蠢、懒惰、贪食、妒忌、吝啬的偏见，也意识到了农民似乎特别的生活方式，并且把特定的心态和概念结合在一起，认为农民是保守的，具有大众化的宗教，是定居的，能与人和睦相处的。在中世纪中期和晚期的文学中，农民在外表上是可以分辨出来的，“一个高大的家伙，有两条粗笨的胳膊，宽宽的臂和肩”。关于布鲁盖尔的画作，从欢呼到悲剧，从奇怪可笑的佛兰德斯式的幻想、从戏剧般被阐释的谚语，到哲学式关于人对自然依赖的描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他的画作带有一个明显的通调和题材，大多数的人可以看做是危险的，不管露天市场和还是欢悦的人群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他作品中通常反映的人性的弱点。我并不是很赞同这种看法。在翻看布鲁盖尔早期到晚期的画作中，有一种明显的触动：早期布鲁盖尔曾摹仿过大量的博斯式画作和创作了大量的版画，包括宗教性题材在内的所有粗朴的主题却都有剖析人类所有弱点的犀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布鲁盖尔的画作越来越趋向于一种成熟与稳重的风格，仿佛只是静静地呈现着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画家似乎是重回人间，也开辟了之后风俗画（genre painting）的传统。当我们的双眼注视着这幅画而不是被各种艺术批评家的点评包围时，也许可以感受得到最初Ortelius关于布鲁盖尔的点评，“（布鲁盖尔的画）是艺术品，但更是自然的作品；他也许不是最好的画家，但却是最自然的一个画家”。通过这次的独特体验和探索，艺术品给我们的有关一个时代的印象总是比阅读编年史、文献甚至文学所发现的要明朗和欢乐得多。我们对从前时代的感性认识，我们的历史器官，变得越来越形象化。同时艺术的天然局限是一种更对生活的不太完整不太直接的表达，获得更多是一种并不太完整的片段式却是极有启发的认知。很喜欢这样一句话“历史就是过去与现在之间无穷尽的问答”，在与布鲁盖尔对视的过程中也许就在这样寻找一种不会有绝对的答案。据说写传记的人常常会在写作过程中爱上传主，大概我也一样，在作一篇艺术史论文时爱上那个其貌不扬的佛兰德斯农民画家，也会如此浪漫，喜欢这样的体验。最后就以曼德尔在《画家之书》（Schilder Boeck）的开头作为结尾吧： “自然母亲及其顺利地找到并赋予她的选定对象以好运——只不过反过来又被他以一种宏大的方式回报了——当她到布拉班特一座挤满农夫的昏暗村庄里挑中他，撺掇他去从事绘画艺术，以便用笔来复制农夫：我们尼德兰人永恒的传说，极其活跃而又怪异的彼得61勃鲁盖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