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1 18:43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6-25 01:15
汉代十分重视书法教育,东汉灵帝设鸿都门学,使书法教育上升不独立的艺术教育,培养了一批书法人才。*根据《尉律》来选拔书法人才,以通经艺取仕,有力地促进了书风的盛行。汉代以孝治天下,并有举孝廉制度,此风一开,厚葬盛行,加上士大夫们好名之风盛极一时,死后皆立碑颂其生平,为汉代的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汉代碑刻艺术的发展。热心网友 时间:2023-06-25 01:16
论中国书法艺术的自觉 从中国书法史看,文字的书写在漫长的演变之后,从东汉末年开始在观念上产生了某种崛起的契机。这是审美意识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先秦到汉,各种金文和刻石上的汉字已具有明显的艺术意味,但尚未被视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到了东汉,情况发生了变化,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分化开来,开始各走各的路。这种变化,是与西汉大规模发展的*文化有一定的关系。西汉王朝文字的书写和应用空前频繁起来,朝廷据《尉律》来课试选拔精于八体书者,任以郡县和*各机构的文吏,吏民上书奏事,如文字不规范,则举其事而纠其罪。《尉律》虽在汉武帝以经艺取士后舍而不用,但朝廷对文吏升迁,“能书”却一直是考核的一项。书法与仕途挂钩,促使了汉代人对书法的重视。为了书写的方便快速,字体冲破了秦代小篆,产生了隶书、草书等多样的写法,文字书写的好坏也成为做士人的一个必备条件,从而又使文字书写开始与文人的生活情趣联系起来。这就是书法在东汉末年发展成为一门艺术的重要条件。 东汉末汉字书写的艺术自觉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去考察:第一,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皆已出现,使书法具备了形式方面的条件;第二,实用书写与审美书写,过去是含糊地交杂在一起,到了东汉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分化;第三,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家;第四,在这个时期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理论。本文拟着眼于上面四个标志,对东汉末书法艺术自觉的背景进行研究。 一、五体的完备 两汉是各种书体孕育、产生和演变的时期。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在笔法和形体结构上,与篆书相对单一匀称的格局相比大为丰富。而篆书在汉代已不是实用性书体了,它只在某些庄重的场合上使用。 (一)隶书写法的完成早在秦朝时,日常使用中已产生笔画方折、结体简约、书写便捷的隶书。当时奏事、官狱繁多,而隶书书写因方便、简易被广泛使用。隶书的出现大大地改变了汉字书写方式。与篆书的不分起止、没有首尾的线条相比,隶书的线条起止分明,且充满了提按顿挫的运动感。这种新书体一出现就迅速地代替了篆书,除了实际应用方便的原因,也不容忽视它加强了书写者对笔墨趣味的体味和把玩。从西汉简牍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篆书的图案意味被迅速地弱化,渐渐形成了汉代隶书的基本造型和用笔方式。在汉代,隶书本身还在不断发展,走向成熟,由西汉早期偏于纵势的古隶演变为有明显波磔而偏于横势的隶书。这种习见于东汉中后期碑刻中的隶书,即后人一般所称的八分书。 东汉中晚期是隶书的全盛时期。碑刻是东汉书法的主要遗存,东汉人立碑的风气,与这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谶纬学说的社会氛围有关,文字的刻石具有某种神秘的含义,同时也与东汉大力表彰贤良方正、有名节的人有关。因此,尽管当时*重要公告都以章草来抄写,但对碑刻文字却十分严肃,通常写得规范而整齐。正是从碑刻上,汉代人成熟发展了一套规范的隶书写法,反过来说,正是在大量的碑刻活动中,规范的隶书写法也找到了广大的用武之地。与金文相比,东汉石刻可以说是走向庶民化。青铜器放置的环境是很贵族气的,所以它应用的范围较窄,从而给它带来了大抵庄重典雅的风格。而石刻则不然,因为造福乡里、铺路架桥,十里八村的乡民醵资树碑,以扬功德。又如长者去世,生前行善积德,后辈子孙为之竖一块石碑,以记行实,以彰道德风尚……这样的生活内容和需求,每家每村都可能有,于是就竖碑成风,书法庶民化的渠道被打开。一般来说,碑文不仅讲究其文章内容,而且也重视书法水平,因为这表示对碑主的尊重。这种情况无疑给书法作品带来大量创作的契机,这就是东汉书法艺术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书法一旦走向平民阶层,它在风格上是无法依国君、贵族等少数人的口味加以人为控制的,于是出现了书写风格的多元性。这归因于社会环境对风格的刺激与影响。 (二)行书和楷书的出现汉代篆、隶、章草诸体成熟,行书和楷书虽最后产生并成熟,然而它们也在这个时期已开始出现。日本清原实门在《四山摩崖研究》中说:“大致说来,秦汉时期,篆、隶书向楷、行、草书发展,书体显得多样化,今天的楷、行、草的雏形就是在那时形成的。” 八分书有较强的装饰性,笔画讲究起止,多用于正规场合,以示庄重。但日常应用为了简便省事,逐渐产生了一种也是由古隶分化出来的俗体隶书,它不注重波磔,转折处多作圆转,较多地使用尖撇,并出现了钩笔,一些笔画也往往连带。到东汉中后期,这种俗体隶书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新的书体,即行书。而楷法掺于隶书之中的明显期,当属东汉中晚期。例如东汉元兴元年的《王稚子双阙》,上有“汉故”二字,其书体显然具有楷书特点,如两字之撇画已由隶书的逆笔回锋蜕变为楷书的顺势出锋,其收笔也少了波磔,而“汉”字由扁方变为正方形。再从东汉永寿二年的《朱书砖》看,该砖的书法楷意浓厚,其横画多楷书的顿锋回收,尤其是“泥”字的左旁三点,纯粹是楷书的笔法及其形态。由上可知,行书和楷书出现于东汉中晚期,随后盛行于魏晋南北朝。 (三)草书的确立与盛行关于草书的产生,许慎《说文解字叙》指出:“汉兴有草书。”但从出土的秦末汉初的资料看,只有写得较为草率的隶书,尚无草书的实物。现在能见到的是在居延汉简里夹杂着的草书。由此可知,草书的出现略晚于八分书,草书中的波挑是吸收于八分书的。这种保存有隶书的笔法、字字独立的早期草书,魏晋以后为区别于连绵纵逸的今草,称之曰“章草”,而汉代人只称之为“草书”。 八分书作为规范的隶书形成的同时,手写系统文字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两个发展方向:一是草化为章草;二是除去波磔,渐渐演化为楷书。章草的基本写法早在东汉中期已形成,当时的文件、书信、账簿甚至药方一般都用极简便的章草写成。这时候,由于章草书写的即兴式发挥和愈来愈复杂的用笔技巧被激发出来,书家们沉迷于变化多端的笔墨技巧的表现与玩味之中,由此造就了东汉末一大批爱好艺术化草书的书家。赵壹的《非草书》从反面证明了东汉末草书的艺术追求盛行。赵壹从儒家实用观点出发,认为草书是无益于圣人之治也无助于应用的赘物。他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尽管如此,人们却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它,赵壹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骨出血,犹不休辍。”为什么崔瑗、杜度、张芝等当时书家们对草书如此沉溺? 既然赵壹说草书那样无益于实用,那么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他们发现草书里有无穷的审美世界。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是以充分自觉的艺术意识写汉字的第一代书法家。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