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美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11 07:51
共4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7-22 15:01
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自然笼罩下的宗教情感主义。中华文化的人生态度是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所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实现道路是在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道路上把握个人命运。由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已经发生而且不可逆转，所以整体利益的实现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需要人们的有意识的努力和合作，中华文化从而具有深刻的积极*理念。
儒家学派主张以道德主义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虽然“大同”不可能但是还应该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儒家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
法家认为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过去了，所以引入新的社会管理手段是必须的。但是中国法家思想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根本不同，西方法治思想的中心是基于物权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中国的法家的目标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地位。所以中国古代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民商法的地位，而且刑法也偏于严酷，这也很好理解---对坏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道家特别是老子对道德主义失落的社会后果认识十分深刻，而且也认识到管理的悖论---要调和不同地位的主体去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是何其困难，失去了道德自觉，社会管理就没有根本出路。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些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这并非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无病*，而是现实中不停地有新问题需要答案，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因为老子对此体认深刻，所以他的理论底调也就更加悲观，同时《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已经全面涉及到道德主义如何失落的社会条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社会危害，个人克服*制约的困难，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困境，这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全面涉及到微观和宏观的差别，短期利益和长期管理的不同，因此反而成为治国治兵的要道。
墨家思想除了来源于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之外，更集中体现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慎的经济决策方式，这种决策方式用今天的语汇来替代，可以称之为“低成本运营方式”，因为农业的收获很少，如果不尽量节省开支和避免风险，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困难。
兵家思想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
各家学说都面临一个难以预知和确知的自然界，在农业作为人们生存的主导产业的时代，这个自然界偏偏又无法回避而且对人们的生存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各家对此无不含糊其词地“任以自然”和言“天道”，并给予高度重视。所以儒家的基本经典中有《易经》，老子的“道”更是无所不在，墨子也一样主张“天志、明鬼”，鬼神和自然也一样关乎人伦道德，人伦社会甚至还是“参天地之化育”，中国的“天人合一”境界全面参杂着道德主义的现世情怀。
1、孔子属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孔子生活的时代对于孔子思想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否则中国也将和欧洲一样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奴隶制是一种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基于丛林法则）指导下制造出来的制度，正是因为奴隶制的充分发育，西方社会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希腊化”过程终究归于失败，所以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欧洲的封建制就是在游牧民族入侵成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希腊奴隶制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制的前提，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条件 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王道衰微”的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曾经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道德自觉开始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在孔子那里社会整合是一个前提性的步骤，而社会教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管理手段，目标是实现“事前的主动协调”。
孔子的社会理想实现，需要相当程度的道德自觉，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分化，这个道德自觉在社会上是不容易维持的。所以孔子并非是以为“周礼”是上好的追求目标，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道德自觉的最后一道防线，孔子的理想是“大同”，而孔子因为认识道“大同”的时代已经难以恢复，所以是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而且小康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孔子实际上自己知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孔子相当悲观。
2、孔子的道德主义思想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而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孔子的道德也不是西方的那种道德—-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价值规范总和”的东西，也不是五四之后人们所指称的“吃人的礼教”的那种东西。孔孟的道德是个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结合，是决定个人生存状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孔孟把家庭人伦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道德的深刻意义在于个人获得的物质利益无论膨胀到何种程度，都是无法根本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的，所以道德主义所主张的“利群”和“利他”，正是在社会上换取并实现对他人的真诚关怀与帮助的良好互动基础，也是个人把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理念，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个人在物质利益上的主动让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而是具有更高回报的交换。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不仅是所有个人生活安定的前提，而且也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得以进行的必要社会条件。毫无疑问一个基于积极*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机构是必须的，而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有赖于大家在国家指导下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孔子对此相当悲观，因为由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分化之后，共同利益的实现已经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孔子还是坚持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那么部分实现道德主义也是好的，毕竟主动协调比放任纷争好，投桃报李比以牙还牙好。
孔子的悲观也正是他的深刻之处，实际上到今天，孔子所忧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孔子不幻想道德自觉有自然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放任纷争没有前途的深刻认识，所以坚持不懈地为道德鼓与呼。在春秋所记载的短短的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和精英阶层的罹难，那确实难以尽述，而这样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换来一丝一毫的真正进步，正如孟子所言“春秋无义战”。所以道德的社会功用是基于所有人利益的，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它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的最高功利境界，都是着眼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这种道德普适性是中华文化中的特点，而西方社会因为阶级分化早所以不可能有这种特点。整体利益虽然清楚地摆在那儿，但是社会并不总是能够把个人利益自动地纳入实现整体利益的轨道，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的阴影，无处不在，极大地妨碍了整体利益的实现。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7-22 15:01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7-22 15:02
热心网友
时间：2023-07-22 15:02
中华文化的三大思想渊源是：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思想遗产、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自然笼罩下的宗教情感主义.中华文化的人生态度是温和的现世主义和温和的道德主义,所关注的中心是个人的生存状态,实现道路是在实现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道路上把握个人命运.由于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已经发生而且不可逆转,所以整体利益的实现缺乏可以依靠的力量,需要人们的有意识的努力和合作,中华文化从而具有深刻的积极*理念.
儒家学派主张以道德主义实现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虽然“大同”不可能但是还应该为实现“小康”而努力,儒家代表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
法家认为道德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无可奈何地过去了,所以引入新的社会管理手段是必须的.但是中国法家思想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根本不同,西方法治思想的中心是基于物权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中国的法家的目标是维护社会道德的地位.所以中国古代法律中基本上没有民商法的地位,而且刑法也偏于严酷,这也很好理解---对坏人没有什么好客气的.
道家特别是老子对道德主义失落的社会后果认识十分深刻,而且也认识到管理的悖论---要调和不同地位的主体去为共同的目标努力是何其困难,失去了道德自觉,社会管理就没有根本出路.实际上今天世界上最著名的那些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这并非因为美国人特别喜欢标新立异、无病*,而是现实中不停地有新问题需要答案,正如民间谚语所说的“按下葫芦浮起瓢”.正因为老子对此体认深刻,所以他的理论底调也就更加悲观,同时《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已经全面涉及到道德主义如何失落的社会条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社会危害,个人克服*制约的困难,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困境,这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全面涉及到微观和宏观的差别,短期利益和长期管理的不同,因此反而成为治国治兵的要道.
墨家思想除了来源于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之外,更集中体现了农耕社会的人生经验.墨子主张“强本节用”,实际上就是一种审慎的经济决策方式,这种决策方式用今天的语汇来替代,可以称之为“低成本运营方式”,因为农业的收获很少,如果不尽量节省开支和避免风险,足以产生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的困难.
兵家思想是儒道法三家思想的综合应用.
各家学说都面临一个难以预知和确知的自然界,在农业作为人们生存的主导产业的时代,这个自然界偏偏又无法回避而且对人们的生存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各家对此无不含糊其词地“任以自然”和言“天道”,并给予高度重视.所以儒家的基本经典中有《易经》,老子的“道”更是无所不在,墨子也一样主张“天志、明鬼”,鬼神和自然也一样关乎人伦道德,人伦社会甚至还是“参天地之化育”,中国的“天人合一”境界全面参杂着道德主义的现世情怀.
1、孔子属于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孔子生活的时代对于孔子思想的意义具有决定性,中国历史上没有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否则中国也将和欧洲一样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奴隶制是一种精英主义（精英主义基于丛林法则）指导下制造出来的制度,正是因为奴隶制的充分发育,西方社会无法完成民族融合,“希腊化”过程终究归于失败,所以后来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欧洲的封建制就是在游牧民族入侵成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所以希腊奴隶制实际上是欧洲封建制的前提,而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道德主义,则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条件 孔子生活的时代,处于“王道衰微”的氏族社会解体的时代,曾经在社会上广泛起作用的道德自觉开始丧失,社会迫切需要新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这个时代要求就是诸子蜂起和百家争鸣的客观条件.孔子从个人的生存状况出发,希望保留氏族社会的道德主义遗产,实现社会不同阶层的整合和协调,并使用道德主义的精神遗产进行社会教化,用比较低的社会成本实现天下大治.在孔子那里社会整合是一个前提性的步骤,而社会教化是一个最重要的管理手段,目标是实现“事前的主动协调”.
孔子的社会理想实现,需要相当程度的道德自觉,由于氏族社会的解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分化,这个道德自觉在社会上是不容易维持的.所以孔子并非是以为“周礼”是上好的追求目标,而是因为这已经是道德自觉的最后一道防线,孔子的理想是“大同”,而孔子因为认识道“大同”的时代已经难以恢复,所以是在为实现“小康”而努力.而且小康也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孔子实际上自己知道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故孔子相当悲观.
2、孔子的道德主义思想是有现实利害基础的,而不是什么空洞的说教.孔子的道德也不是西方的那种道德—-马克思称之为“社会价值规范总和”的东西,也不是五四之后人们所指称的“吃人的礼教”的那种东西.孔孟的道德是个人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的结合,是决定个人生存状况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孔孟把家庭人伦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隐喻,道德的深刻意义在于个人获得的物质利益无论膨胀到何种程度,都是无法根本改善个人的生存状况的,所以道德主义所主张的“利群”和“利他”,正是在社会上换取并实现对他人的真诚关怀与帮助的良好互动基础,也是个人把握自己命运追求幸福的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积极*理念,个人利益的良好实现有赖于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实现,个人在物质利益上的主动让步,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牺牲,而是具有更高回报的交换.所以儒家把家国并称,把修齐治平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而公共秩序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不仅是所有个人生活安定的前提,而且也是进行社会整合和社会教化得以进行的必要社会条件.毫无疑问一个基于积极*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机构是必须的,而共同利益的实现也有赖于大家在国家指导下的共同努力.实际上孔子对此相当悲观,因为由于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分化之后,共同利益的实现已经没有了可以依靠的力量.但是孔子还是坚持努力,即使不能完全实现那么部分实现道德主义也是好的,毕竟主动协调比放任纷争好,投桃报李比以牙还牙好.
孔子的悲观也正是他的深刻之处,实际上到今天,孔子所忧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方案.孔子不幻想道德自觉有自然实现的可能,而是基于放任纷争没有前途的深刻认识,所以坚持不懈地为道德鼓与呼.在春秋所记载的短短的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频繁的战争和社会动荡,给民众带来的苦痛和精英阶层的罹难,那确实难以尽述,而这样的社会成本并没有换来一丝一毫的真正进步,正如孟子所言“春秋无义战”.所以道德的社会功用是基于所有人利益的,而不是什么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子说“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孟子则把它继续向前推演到“仁者无敌”的最高功利境界,都是着眼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根本利益的,这种道德普适性是中华文化中的特点,而西方社会因为阶级分化早所以不可能有这种特点.整体利益虽然清楚地摆在那儿,但是社会并不总是能够把个人利益自动地纳入实现整体利益的轨道,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分化的阴影,无处不在,极大地妨碍了整体利益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