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思想史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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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2 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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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14 14:02
中国传播思想的历史,是一张充满智慧与探索的名片,承载着5000年来中国人对传播的深刻认知与理解。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关于传播的理论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的年代。然而,在古代专制主义的笼罩下,中国传播业的发展速度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特别是在新闻传播研究方面,相较于西方显得更为迟缓。
中国对“史”的重视,同样体现在对传播的传播上。早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已经对传播有了深刻的洞察。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出现了专门探讨传播的论文,如1873年《申报》发表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20世纪初,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1917)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等论著,为传播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1949年以后,新中国对传播的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研究受到了重创。文革后,传播研究得到了恢复,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涌现了大批专著和学术论文,培养了近百位新闻与传播史研究的专门人才。尽管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闻史,有关传播思想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对某一时期的研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缺乏研究传播思想的环境,而研究新闻史相对较为安全。
作为文明的角色,中国传播业对中国历史的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中国几千年一直处在古代专制主义和皇权的笼罩之下,但传播思想却不断涌现,传播思想家与启蒙家群星璀璨,传播思想的精神成果纷呈迭出,隐约折射出民主与自由的精神。这为研究历代传播思想提供了丰富的依据。
《中国传播思想史》不仅是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的里程碑,也是新世纪中国传播学发展的精神参照。这套书对中国传播思想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检阅,力图构建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真实图景。在宏阔的理论视野下,这套书是中国传播思想发展历程的全面而综合的学术构建。
我们的写作思想导向是:多学科视野立体表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丰富内涵;驻足现代文明检视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中西交流图景;以大众传播为入口梳理历史重构现代传播观念。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引入,对中国传播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并非中国历史的精神主流,但在现代中国的土地上,这些思想汇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为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提供了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在古代,传播活动的范围较窄,古代文化人对传播的理解与现代人的学术理解存在较大差异,古代文献使用的传播术语与现代传播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挖掘和整理古代传播思想如同大海捞针,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采集古人的传播思想精华,在中国文化与现代传播理论的交叉点上进行解读,展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深远与不确定性。
近代中国传播思想在西方文明的感召下,追求“民富国强”和自由思想的历史,是进步知识分子在“西学”启蒙下努力探索民主与自由,改造中国传播政治生态环境的体现。近代传播思想的梳理与研究涉及政治传播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教育传播思想以及文艺传播思想,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与政治传播思想,塑造了一群传播思想大师的形象。
20世纪初,西方传播思想为中国传播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营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报刊理论和西方自由主义传播思想的引入,使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这些思想体系不同,但它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汇入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谱系,为中国人提供了思想和精神的选择,标志着中国开始接近世界文化思想的主潮。
20世纪是中国传播媒体发展的世纪,从平面媒体到电影,到电视,再到互联网和数码媒体,传播媒体技术发展到了极致。然而,精神层面的发展却相对滞后,传播思想的发展滞后于传媒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播思想的探索始于20世纪初,中国的传播学理论从西方引入,但关于人类传播活动的理论研究和学术建设并非西方的专利。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传播的认知极为深刻,职业传播活动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中国人的传播思想曾对世界传播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然而,明清以来,中国在传播领域逐渐落后。
当代中国是全球传播媒体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拥有2000多家报纸、2000多家电视台和8000多种期刊,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受众群和传媒市场。在传播领域,中国应当拥有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系统理论,建构中国化的传播学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传播思想史》从民初中国人的传播观念与实践以及20世纪初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的先驱者入手,寻找中国人传播思想及理念的现代源头,全面总结20世纪初以来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状况和学术创造。
这部著作不仅汇集了作者的研究成果,也是对几十年来众多专家研究成果的消化和再梳理,旨在更清晰地勾画出中国传播思想发展的轮廓。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四卷本著作是众多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