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成为一名靠谱的正念老师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07 15:32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30 13:25
Santorelli博士在减压诊所中工作已有20个年头，他是诊所的第一个实习生。这一项目所服务的患者情况复杂，所以在导师们的投入程度和技能水平上的要求都比较高。在接下来的访谈中，Santorelli博士将会谈到如何选拔诊所的导师，以及一个人要怎样做才能转变为一名出色的导师。
问：和我说说对正念减压导师的培训吧。
Santorelli：因为冥想练习是这项工作的核心，所以我们的导师需要有平均长达16年的冥想经验。当然，这并非一个死板的选拔标准。我们也有一些很棒的导师并没有达到这么长的练习时间。在选拔导师时，我们会对其生活经历、学术背景及冥想练习时间进行综合考虑。诊所里有一些导师和实习生，他们做冥想练习的时间较少，但具备较强的学术和“生活”训练。“生活”训练可以让你了解一些东西，一些你无法通过“生活”以外的其他方法了解到的东西。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重大的灾难，这个经历会为他提供一个强大的学习契机，而如果他还可以从这个灾难性的经历中获益，那这会成为他与其他人一起工作的基础。
当个体有意识地去直面日常生活中的挑战和起落，他就能更切实地感受到这种有意识的注意。这种注意力也就会像是一种个体对自己的承诺，承诺自己无论在生活中经历了什么，都要去保持对生活的觉知。当然，这也就是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没有直面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的。这种注意力和对自己的承诺可能的确无法实现——我也说不好。然而，这种注意力和对自己许下的这个诺言，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却能够激发某种自由和活力。那么既然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那如果我们每个人要去尝试，又有何可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会发现什么？如果我们承诺让生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这将如何改变我们对自己、他人和世界的观感？导师们都致力于回答这些问题，这令他们可以与患者产生共鸣、形成连接。这种共鸣源于一种不断深化的共情和慈悲，而这种共情和慈悲是泛化到人世间一切的情景中的。而且因为每个人自身对于这种普适的共情和慈悲并不陌生，所以当患者感受到了自己与导师之间这种无以名状的连接时，他们进而能感受到一种与自身温柔的连接。这种对自身温柔的、接纳性的友好是冥想练习的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友好，就无法进入一种平和、静谧的状态，也无法更清晰无碍地看待自己的生命。因此，尽管长期的冥想练习是我们选拔导师时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因素，但长期冥想并不能充分保证此人有一种直面生活每一瞬间的能力，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是无法熟练地教授他人进行正念减压的。
重点是，冥想练习不是单一的线性过程，并不会随着你坐在垫子上的时间增加而深入。当然，这不意味着大量严格的正规练习不重要。我们只想确保大家意识到（练习时间）不是一个死板的规定。我们有的导师只有5、6年的冥想练习经历，但他们的教学很棒。反之，我们也见过一些有20年以上冥想练习经历的求职者，但当时我们并不认为他们有教学能力。这份工作的一大基础是知道怎么去做冥想；怎么每天去指导对特定的、不适当的冥想传统形式不太感兴趣的人，以及怎么以一种立足实际、基于常识、日常可用的方式传递冥想练习的核心要义。当然，我们需要更清晰准确地判断一个导师要练习多长的时间，才能掌握如何能营造一种能帮助人们理解冥想练习的精髓、并以一种感受到解脱的方式去应用这些精髓的氛围。如果冥想练习、导师熟练精湛的引导技巧和患者许下的承诺三者同时产生并联系在一起，导师和患者就有机会去获得一种空前的用于自身成长和疗愈的内在力量。
问：所以这真的全都基于导师自身的资质吗？
Santorelli：并非完全如此。实际上，这基于患者与导师的关系。导师的技巧绝对会有部分影响，而另一个部分则必然是患者或项目参与者的投入度和关注度。我的经验是，一个好的教学往往是共生的、双向的。学生与导师之间、患者与治疗者之间这种双向的、相互影响过程是正念减压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我们很关注这一点。同时我们一再地看到，一个人想成为一名正念减压的导师，他必须先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我们以前见到过的情况是，即使新加入诊所的导师具备“所要求的素质”，似乎也要花上大约5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有灵活性的、技巧流畅的、高素质的正念减压导师。如你所想，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学习的动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质上，如果一个人要教授正念减压，那他需要与练习融为一体，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教授”练习。与其说是在“模拟”正念减压，倒不如说是一个人代表了正念。对于我及诊所的所有人而言，这就是终其一生的工作。这种特性让这份工作变得有趣、充满新奇和活力，而不仅是一项繁重的任务或一种职业。
问：你的意思是，即使一个人具备了所要求的条件，仍需要花上5年的时间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导师？
Santorelli：是的。但这不是指我们的导师最初毫无潜力，他们初时是具备了某些潜力的。但要让这些潜力丰盈起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在这里（马萨诸塞大学纪念医疗中心），你每天面对着各色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情况，而如果你在某种冥想中心里做导师可能并非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医院是苦难的集中地。感觉良好的人不会来医院。人们来到医院就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不好，他们想要寻求治疗或帮助，或者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他们的内科医师才推荐他们来这里接受治疗。
一方面，患者有非常强烈的动机，但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导师将面对巨大的多样性。我们独立授课，每个课堂上大约有25-30人。课程具有通用性，但并不是具有同质性。尽管患者们症状不一、情况有异，但他们来此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学习如何关照自己、如何与现在的自己和谐相处。当然，作为导师的我们也怀有同样的目的。在一个课堂里有5、6个患不同癌症或在癌症的不同阶段的患者是很常见的，有些人是还在接受诊断的，有些人是确诊的，有些人是在康复期，有些人是正在接受治疗。我们有患了心脏类疾病的患者，有头痛患者，有偏头痛或其他慢性疼痛病人；有免疫疾病（如狼疮）患者，也高血压、关节炎、肠胃疾病患者；还有人正面临着情境性的压力，例如挚爱的过世、亲友患病、失业、搬迁导致的孤独。上述这些情况都会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进而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和幸福感。人们来此的原因各异。但大多数人是因为患有疾病，他们的内科医师将其转介到此，让冥想作为治疗的一种补充。这样看来，我们面临着非常有意思、非常多样化的情况，面对情况不同的患者，我们不能只是要他们“继续练习”。首先，我们必须在两种状态之间转换，一是指导冥想练习、二是治疗。当然，实际上只有一种状态，就是活在当下。导师和患者越是能进入这种状态，就越能开启关照之心，关照自己如何能在正念练习之中如一呼一吸般体验到这种状态。
我所说的这种转换其实一种超越文化和语言局限的举动。多数导师在最初练习时都会遭遇到文化和语言的局限。30年前，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受教于东方的老师。现在，我们要把冥想练习的精髓提取出来，以一种不会稀释、弱化其精髓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我们工作的核心特征。另外我们努力去开发一些精准的、易于接受的、美国化的语言。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重视从这些老师身上学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试图去理解这些练习在我们自身生活和经历中所呈现出来的样子；因为我们致力于让这些练习在21世纪的文化中也能被人知道；还因为我们随处可见。那些快节奏、简化式的文化让人们误认为最简单、最“有效”的教授冥想的方法会令其稀释掉。但是，如果我们将其稀释掉，我们则离弃了练习的美好和深邃，也会丧失其精髓，剩下的就只有空洞无实的形式。这种形式无法真正地长期助人，因为它根本无法有效助人。
所以在最初的5年——我这么说的前提是他5年后会继续从事这个工作——是受训导师都会经历的成长期；当然，在这段学习之路的途中会有一些标志。例如，我们需要学会帮助患者持续地投入这个课程，尤其在早期他们还没有得到任何缓解时。通常的情况是，在早期，患者觉得自己变糟了，因为他们开始直接地看到和体验到很多存在于他们生命中的、但之前被他们无视的生理、情绪和心理现象。一般而言，人们开始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发现，自己曾无意识地、也许是出于恐惧或无助而忽略了自身以及自己面临的困境。他们以前处理这些困境的方式是让自己忙碌起来、转移注意力以及做别的事。只要有机会停下忙碌、进入平和，我们就能看到这些困境。这是自动自觉的。不是导师必须让他们去看到，而是它自己就发生了。在我的书里，我曾经尝试去细致地描述一个为期8周的课程，从一种情感化的视角，大意是说明在患者和导师——也就是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Santorelli：嗯，这是关系性的。我们的工作还有这个诊所都是非常重视关系的。这是一个合作式的、强调参与的过程，因为导师们所做的往往就是（甚至多于）他们要求患者做的。我们永远不会要求患者去做任何我们自己都不做的事，例如正规的练习、以及每天自觉地去做呼吸练习，我们做得比患者多。冥想老师Corrado Pensa把这个称为“诚挚的关注”。我们不断地追问、探索和察看。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挖掘的过程，而认为它是一个揭示、消溶并且以一种温柔但必然伴随痛苦的方式去发现那些已在之物的过程。这绝非一个无苦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可以给我们启示、同时通过让我们完整地认识自己来达到治疗的效果。这将有助于我们学会如何接纳生命的一切而不仅是某些部分。由此来看，当正念减压导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们知道很多关于正念减压的事，但从另一种程度上来说，这又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坦白说，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上的“谜团”。不是因为我们的无知，而是由于我们永远不可能预测在他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以及他们会对此做出什么反应。但不要忘了人类是有慧根的。人类有巨大的潜能，却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大多数都未被发掘。成年之后，我们很少能获得那种鼓励你真正地与自己合作、而非自我消耗的学习环境。我们很少有机会独立地与自己合作，更没有在一个迷人的、合作式的、非常有活力的社区花上2个月与自己合作。但在我们的课程中，在2个月中，我们会与患者见11次面。每周的见面都相当于给每个人一个真实的机会，去尝试一些方式、去看他们适应得如何、去在课堂上谈论正念、去为自己的生活量身定制正念练习、而后回到生活中去做。同时，后续课程为患者提供系统的方式去拓展和深化他们在常规课程中所学到基础冥想练习，以确保患者在常规课程结束后仍能获得多种方法以供他们可以依据自己现在或将来的生活情境进行选择。
例如，有些人发现，瑜伽是一种能令他们放松和平静下来的空前有效的途径，而且对他们而言，瑜伽比静坐更能让他们平静下来。我们教给患者多种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正念的表达形式。所以随着课程的开展，人们就会渐渐倾向于符合他们需求的那些形式。这就是对自我的关照，也是我们认为的这个课程应该有的样子。人有不同的学习方式——多元智力——这会令其与某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共鸣。你可以说，这一整套教学不仅基于我们教了什么、我们怎样教的——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和功夫在研究教育性的学习上。“谁是老师？”这个问题让我们经常低估自我反思的潜能。我认为正念的内容才是课程的核心和加速器，谁来传达这个核心的内容并不重要。在我们对导师和其他医护人员的培训中，我们很注意去回答这个问题——“谁是老师？”
问：你诊所里有多少名导师？
Santorelli：现在有9人。
问：为什么你不在别的地方安排更多的导师呢？
Santorelli：我们没有其他的诊所。这9名导师包括我们在内城诊所的人，这个诊所向讲西班牙语的和讲英语的低收入内城人群提供项目。我先前说过，有大约240个场所在使用这套方法。但他们不是我们的诊所。我们和他们不是特许经营的关系。事实上，JonKabat-Zinn和我已经通过我们5天、7天或9天的培训项目与他们中的大多数进行过接触。而我们的其他导师会通过正念中心提供的其他一系列的教学和发展项目、我们的实习项目、我们的教师发展集中营、多种宗教培训项目与这些人进行更持久的接触。我的同事，FerrisUrbanowski, Elana Rosenbaum, Florence Meyer和MelissaBlacker，在这些常在马萨诸塞大学和欧美其他地方开展的项目中承担大部分的工作。然而，我们与在那些地方开展正念减压项目的所有人都没有私交。这些人很多是长期冥想者及/或医疗卫生人员，他们读过我们的书和文章，认为正念减压对他们来说是完全合理的。所以他们就从自己当时的状态开始做起。我们没有对这些机构或人员颁发什么特许经营，他们也不是我们机构下属的诊所。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作为最初的正念减压诊所，是恰当的一例。正念减压由JonKabat-Zinn始创，初时只是一个理念。正念练习的崛起至少已有2500年了，在多种文化中演化。它与我们西方的神秘传统并非毫无关联。佛教以一种系统性的方*来阐释正念，它认为，通过科学的方法，个体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出一些能力和技巧，观察到结果并形成理解。
那些对这种教育方式感兴趣的人具有内在的创造力。在多年前，我们就决定，我们要帮助这些人开启那种创造力，就像我们自身一样。最初没人给Jon设计课程或蓝本告诉他要如何去做这个事。它是自己冒出来的，从他当时的生活情境以及一种强烈的、要去跟随的渴望中冒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我们所有人都渴望去说清楚是什么东西正在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正是这种渴望把我们带到了这份工作中。无论是彼时还是此今，我们都对非常热切地想将自己所爱之事付诸行动。整个事情就是那么简单、清楚和直白。
在欧美国家中有一些人是接受过良好医疗培训的医疗工作者，他们不希望将自己的正念练习与生活的其他部分割裂开来。我们不想*这种创造力，反而，我们希望它能以多种多样、无法设想的方式开启。
问：那你是否会担忧质量把控的问题？
Santorelli：人们总是和我说，“如果你不把控，质量会下降的。你有一个黄金标准，你按这个标准来做。但如果别人是用一种生铁标准来做，这反过来也会影响你。”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们不能进行把控。
我们可以把控教学的过程，而这也是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方向。我们会更严肃地考虑认证一事，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认证。不是认证人，而是认证这项培训。我们有信心可以培育出正确的教学过程。但我们无法想象自己有能力对他人进行担保。他们怎么做是注定的，他们的行为将会为他们代言。
问：那么，你的确是在考虑某种形式的认证？
Santorelli：是的，我和Jon越来越关心这个事，不是因为我俩觉得自己老了，而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在增长，这需要被传承下去。我们在医疗中的正念干预这个事情上投入了20多年了。Erik Ericson所说的那种繁衍的感觉——即使现在你自己的理解力仍在持续增长，也要将你所理解的东西传承给其他人——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正在更严肃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这种人类本能的冲动正在更大声地召唤我们，而我们也正开始按它说的去做。
问：这种传承可能会是怎样的？
Santorelli：我知道我们已有的东西。我们有几个实地的培训项目。我们正在检视这些项目并且重新界定整件事。我们问自己，“如果我们今天要重来一遍，那整个导师发展轨迹会是什么样的？我们如何才能更彻底地投入到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做什么，却不能做什么？我认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去问出这些问题并且探索可能的答案。如何以一种更好的方式去使用我们身边的资源？我们每周会有一个两小时的教师例会。在会上我们会谈一些业务问题，但总体而言，例会的目的是追问每个人，问他们在教学中发生的事。我们不停地询问自己和别人：“我们正在发现什么？”“对我们而言，哪里有困难？”“当今天遇到一个有挑战性的患者时，发生了什么事？”“当患者触动我们时，我们觉知到的难处在哪里，以及，我们会如何回应？”我们不会将它推卸给患者，或者推卸给一些疑难诊断。我们会问自己，作为导师，我们正在面临什么问题？在此有何关联？我们如何才能把自己发现的隔绝连接起来，以及这种连接和我们最基础的练习有何相关？实际上，个体在经历这些时刻时是如何带有正念的？如果个体愿意冒险走入从未涉足的区域，那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会发现什么？这意味着，一次次的关注将会引发讨论、影响诊所中的整个团队和每一名导师。我们相互进行关注。我们一起开展止语及有声的静修，并关注那些潜在的核心议题。这是我们一种尝试着与彼此相伴的简单的方式。同时，我们试着去用同样的态度去探索课程的内容。
问：所以，你必须也要关心自身的成长。
Santorelli：对的，但必须同时也考虑到更多东西。考虑更多东西是极为重要的。导师们在一起工作，就像是在一个坩锅里。在这里，并不是大家无意识地为别人加热。反而，在我们之间达成了基本一致——一种有意的关注——即，“是的，这是我所关心的。”如果你身边能有8、9个有这种清晰意识的人，是非常难得的。在自我成长、导师发展、正念中心、我们与那些求助者的关系，我们与医护人员伙伴的关系中，这些意识就会成型。因此也可以说，我们正在精心设计如何去实现自我成长。
正念不仅仅是观照，同时也是被观照。一个人会越来越习惯练习中这些相互依存的因素。一个人能从对自我、对我被寄予何种期待以及在同伴前我是谁的先入为主的观点中解脱出来，是非常自在的。这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过程。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打算离开诊所，我们在一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们觉得，大家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整体。而且，我们正试图用各种方法去渐渐破坏我们的心理才智，以让我们从惯性的行为和思考模式中解放出来。
问：就像一个合唱队？
Santorelli：对的
问：和我说说实习项目吧，它是如何演化的。
Santorelli：我是诊所的第一个实习生，那是1981年，在那之前这个职位只是一个词语，没有人做。我对此感到庆幸。大约在10年前，我们开始筹备一系列职业教育项目。我其中一个头衔就是正念中心临床和教育服务部主任。我是学教育的。实际上，我曾经教过各个年级，从学前班到研究生。所以我关注、也关心教育。
正念减压的职业实习项目是我们提供的职业教育之一。这是一个为期10周的项目，在最初的8-10年间，这个实习项目是不收费的。此后，我们为了保证经济能力而开始收取费用。现在，大约有1000位医护人员完成了这个实习项目。这个项目收取的费用是1800美元。实习生有机去参加一个2个半小时的门诊病人课程，在课程中能见到患者；然后立即参加一个2个半小时的研讨会，与其他实习生和他们的导师讨论刚刚参与的环节。也就是说，实习生是参与式的观察者。由此他们开始去培养那些冥想练习中固有的技能——感受及融入一切在意识及身体中产生的东西，同时去学习去直面其产生和消亡的全过程。无论他们是否有20或30多年的冥想练习史，也无论他们是内科医生、心理医生、外科医生还是社工，实习生都需要和患者做同样的事情。接下来，他们有2个半小时的研讨会，让他们更近距离地去观察课堂中发生的事——导师在做什么、是什么东西会渐渐地出现。还有一些总共需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完成的阅读任务。所以，我们正试图去创造一种职业教育，这种教育包含三种课堂元素，一是知识、二是反省，三是思索。我们必须在教学过程中精心设计和执行这三种元素，至少要像是我们在设计正念教育。实习生不向患者授课。这对于专业人员来说反而是一个机会，他们不用去教学就可以尽可能的近距离地去了解怎么做。在实习项目中，我们不教他们如何去教。然而，其实是要去为参与者提供第一手关于正念减压的方法、技能、理论部分和教学取向的经验*受。我们每年接收60-70个实习生。很多人来自于方圆5小时车程以内的地方，其他人则来自国内其他较远的地方，也有人来自海外。那些住在自己住所里的实习生也有机会去学习和参与诊所项目的其他环节。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30 13: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