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伯钧悲惨归宿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14 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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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4 02:45

生活环境划右以后的章伯钧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人们只在需要反面教员时才提到他，他从一个忙碌的政治家变为孤独的思想者。整天看到的是头顶一块天空，面对的是一个妻子和两个女儿。昔日许多朋友不敢再登门了，一些过去非常亲密的人，这时见了他形同陌路，对他不理不睬；敢登门的也就是那几个右派“同类”，如罗隆基、龙云、黄绍竑、陈铭枢、陈铭德、邓季惺、冯亦代等。

1959年，在一次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观看演出，章伯钧无意中发现他的座位与梅兰芳先生紧挨着，出乎意料之外，梅先生一看见他，便立即起身主动和他打招呼：“章部长，你好吗？”这一句很普通的寒暄，却使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敬亲切的问候。坐下后，他想买一张说明书，谁知一掏口袋，发现竟没带钱，梅兰芳马上又替他买了份说明书。回家后，章伯钧激动地对家人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这样素无交往的人呵！”

1962年的一天，章诒和陪他父亲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忽然，章伯钧被一个大汉从背后抓住，他回头一看，原来是田汉先生。章伯钧想与田汉问候一下，就返转身离去，谁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的人行道上，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便畅谈起来，章诒和在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可以说，从1957年划右以后到他逝世，在公众场合见面后与他主动打招呼的人仅此而已。

六十年代前期，有人劝他写回忆录，章伯钧看到有的人在回忆录中有文过饰非的情况，便对女儿说：“这样的回忆录我永远不会写。”沉重心情划为右派以后，章伯钧无权在重大政治活动中露面了，但他对共和国却充满感情，每年国庆节那天，他都要早早起来，刮好脸，衣服穿得端端正正的，以示对共和国的尊爱。妻子和女儿认为这是他对共和国的诞生，曾经倾注了一份心血的缘故。

在“大跃进”的年月里，到处都在欢呼“一天等于二十年”，“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章伯钧对这种浮夸风气深感忧虑。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上下处于个人迷信的颠狂状态，章伯钧心情沉重地对女儿说：“中国当代史上最大的浩劫开始了。”

当时，章伯钧内心还有一个深深的隐痛：他觉得自己对数十万右派分子，感情永远无法摆脱歉疚。在反右运动中，与罗隆基、章乃器等人相比，他的“认错”、“认罪”行动是最早的，他对家人说：“我不认错，这个运动能收场吗？”为此，他下了决心检查认错。撒手人寰尽管章伯钧已经在政治上被打倒了，但是悲剧命运仍没有放过他。1966年“文革“一开始，他的家就被抄了，而且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单位来抄。最后，他的家也被造反派红卫兵占领，成为“联络站”。他家多年积累、收藏起来的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被抄没，另有古董、瓷器及其他名贵物品被搜去，至今，这些物品一件也未归还。由于过去章伯钧身兼多职，所以，运动一开始，他就得接受多家单位的轮番批斗。他整天穿着破旧衣服，被撵在原来警卫员居住的小屋子里栖身，工资也没有了，每月仅发给生活费十五元。这时，他开始学着给妻了补衣服，补上了一个破洞后就像小孩子那么高兴，精神状态实际上已经麻木了。讲到这里，章诒和女士唏嘘掉泪，她悲愤地说：“像我父亲这样有漫长经历的人，人格上的污辱比肉体上的折磨更加难熬啊！”不久，身心备受摧残的章伯钧患上了多种疾病，由于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他无法享受过去的保健医疗待遇；但人民医院在那样的环境下，也不敢收治这天下第一号右派。万般无奈之下，李健生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送到中南海北门，在严寒的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能把信送进去。警卫被李健生的恳求感染了，他们安慰她：“请你放心，我们一定负责为你把信送到！”后来，估计周总理看到信有所指示，人民医院很快收治了章伯钧。但是在那个残忍、疯狂的年代，章伯钧的病并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彻底、有效的治疗，他终于在1969年5月17日带着人间深深的不平，带着内心无限的悲怆、愤懑，含恨去世，享年74岁。

章伯钧病逝那天，李健生从医院料理完有关事宜回家，路上遇见梁漱溟、张申府，他们关切地问：“李大姐，你到哪里去了？伯钧好不好？”李健生哽咽着回答：“伯钧刚刚咽的气——”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对苍天，悲凉地说：“死了好，免得再受苦了。”

章伯钧，这个曾经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政治家，最终以一种悲惨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身后没有追悼会，他的骨灰与普通去世的人的骨灰一样，寄放在老君堂内。他的一生，充满了遗憾与苦楚，但他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铭记。

章伯钧，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长，《光明日报》社社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