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津《寂静乡村》散文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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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19 1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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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5 22:27
一只麻雀在疏斜的阳光中穿过，轻盈地飘落在月台的花墙上。花墙上的水泥已经很老旧，瘦瘦的麻雀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水泥墙台上快速地啄了两下。墙台上什么都没有，或许麻雀是在啄那些细小的沙子，或许只是个习惯动作，然后双脚一起向前跳了两下。麻雀是最不屑于走路的，即使落在地上，也是双脚一起向前弹跳。另一只麻雀落在它的身边，同样在墙台上啄了两下，然后，它们一起飞上了院墙外的树梢。
母亲的目光透过窗子的玻璃，一直追逐着那两只麻雀。
母亲很少像这样静静地坐在炕上，但是现在她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一整天进进出出地忙碌了，一颗小小的血栓，就让她失去了灵活行走的能力。她只能试着一步步行走，更长的时间要留在炕上。她说，老了老了还得像小孩儿一样重新学着走路。母亲是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已经有两三年不再染黑，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院子外面的树枝很安静，初冬的阳光是淡淡的，没有风。只有麻雀偶尔飞来，做短暂的停留，有时候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群，呼地一下飞来，又呼地一下飞走。麻雀是留鸟，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一年复一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走了，但是麻雀不走。
院子前面的小路上，已经很少再见到人，原来坡上住着的人家都搬走了。我曾不止一次地到坡上那些老房子的遗址上去，那里除了拆剩半截的墙、砖头瓦块，还有一些废旧的物品，比如破旧的提灯，残破的瓷碗，废弃的石头猪槽子等等，人们都搬到沟外平坦的地方居住了，但是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住着很多人的。
人走了，房子也拆走了，只剩下一些树。这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它们的根扎在这里，哪也去不了，它们还依旧活着，依旧在生长。生命的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生长，长着长着就长老了，人也一样。
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我回老家的时候，父亲经常掰着手指头数，常在家的还有几口人，从沟里数到沟外，已经屈指可数了。这里的地只有这些老人在种着，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并且肯定不再回来。在心里，这里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再属于这片土地。
每年，父亲和母亲总是很要强地把自己家的地种上，母亲说放着地不种多让人家笑话，我说你们现在还能种，将来肯定没人种了，不种是迟早的事儿。明年的地，母亲已经不能再种了。
村里屈指可数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今年一年就死了三个。刘玉明和刘长伶两个人是一起遭遇车祸死的，俩人去外村打工，晚上同骑一辆摩托车回家，在一座大桥的桥头横过马路，与一辆载重大货车相撞。后来有人说，当时撞击的声音很大，两个人像沙包一样被抛出去，重重地落在路边坚硬的土地上。
刘玉明家是在我家一眼能看得见屋脊的邻居，我跟他叫表兄，小时候总是他给我理发，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他说年轻时候一顿饭曾吃过三斤粮票的油饼，当时三斤粮票能买四斤半油饼，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猜他也只吃过那一次。那时候他肩上挑二百斤的担子跟玩儿一样轻松。前几年，他当村里的村民小组长，争取到了一个水利灌溉项目，把长长的铁管子架到了山上，让大家种植板栗，但是那些铁管子像一只僵死的虫子，早已锈迹斑斑，但是始终没有人用它把水送到山上去，村里的板栗树也没有因此而多起来。
后来，他又争取到修村里的路，路面可以纳入村村通工程，由 *** 出钱，但是路基还是要村里人自己修。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村里修路没人也没钱，你能不能给帮着出点钱？我说行，可是我只有每个月的工资，回家的时候，我给了他两千块钱，他拿着钱骑摩托车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像挂了霜的荒草，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路修上了，可是刘玉明却得了癌症，出院后，嗓子完全沙哑了，人也更见苍老衰弱，但每次见到他，还是在忙着地里的活儿。
俩人年龄虽然相仿，但是按照家族里的叫法，刘玉明跟刘长伶叫叔，我也跟刘长伶叫叔。从我记事的时候，刘长伶就不爱说话，他这一辈子好像也没说过几句话，厚道得像一团棉花，只会埋头干活。
早上，俩人搭伴，一起出去打工。风中，飘着他俩同样花白的头发。晚上，俩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村里最能干活儿的两个人，用村里人的话说，俩人的活儿是干到头了。
后来，死的另一个人，是家族里的三叔王田。
三叔有病很久了，好一天坏一天的，人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有一次在南台子坟地见到他，我惊奇他还能走这么远的路，他说出来转转，三叔原本嘴就大，脸上的肉瘦没了，嘴就更大了。南台子有老王家的祖坟，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来看他不久之后的归宿地，他的脸蜡黄蜡黄的，像一张黄表纸。
最后的一段时光，三叔的日子里好像只剩下死亡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这么等待死亡日期的到来。据说有人给他算过是春天，后来又说是夏天，三叔最后死在了秋天。
那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王田三叔死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去，我说回去吧。三叔的葬礼很隆重，很有仪式感。去小庙上领魂的时候，我也作为晚辈，三步一磕头，那条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地面很硬，跪在上面，每一颗石子、沙子都硌在膝盖下，很疼。我不知道三叔的灵魂，是不是在冥冥中一路跟随着我们。领魂的队伍很长，有他在城里回来的两个儿子，有家族中的晚辈，有唢呐呜咽，有白幡猎猎……
这一刻，村庄仿佛停止了一切，只有领魂的队伍，在村庄里缓慢行进。三叔活着的时候，好像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为他做过同一件事。
王田三叔顺理成章地埋进了南台子的土里，前辈的坟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一切归于安静。
父亲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甚至给每个人都看过病，他记录的病例已经不知有多少本了。近些年，自从买了电脑，他就一直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录入、整理他记录的病例。父亲大半生里治好了很多病，但是他自己的眼病谁也没有治好。
父亲得的是青光眼，应该是遗传自奶奶。奶奶得青光眼后，两只眼睛都瞎了，那时候找人给看过，说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将来下一代还会得眼病，于是家人急慌慌地拆了一正两厢的老院子，挪迁到了现在的住处，可是父亲还是仿如宿命一般得了眼病。我曾带着父亲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眼睛，医生说父亲只剩一只眼睛还有四分之一视野的视力。我曾经试着挡住一只眼睛，想象另一只眼睛的四分之一视野能看清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用这四分之一的视野，怎样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父亲在电脑上整理出来的病历，已经有20多万字了，我大概翻过，记录得非常详细，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诊断、用药，甚至一诊、二诊、三诊，直到很多次诊断治疗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些人痊愈了，也有些人不治而亡了，还有些人治愈后，又陆续死去了。死亡，总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我想父亲记录的这些病历，可以作为一部《乡村疾病志》出版。或者，它更像一部《乡村死亡档案》。
父亲和母亲都老了，村庄也老了。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犬吠，也见不到驴马猪羊，就连一日三餐的炊烟，也日渐委顿。村庄里的新人，已经行走在另一片天空之下，只有麻雀，还留在这里，它们一忽儿飞来，一忽儿又飞走，阳光有些迷蒙，依旧没有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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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5 22:28
一只麻雀在疏斜的阳光中穿过，轻盈地飘落在月台的花墙上。花墙上的水泥已经很老旧，瘦瘦的麻雀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水泥墙台上快速地啄了两下。墙台上什么都没有，或许麻雀是在啄那些细小的沙子，或许只是个习惯动作，然后双脚一起向前跳了两下。麻雀是最不屑于走路的，即使落在地上，也是双脚一起向前弹跳。另一只麻雀落在它的身边，同样在墙台上啄了两下，然后，它们一起飞上了院墙外的树梢。
母亲的目光透过窗子的玻璃，一直追逐着那两只麻雀。
母亲很少像这样静静地坐在炕上，但是现在她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一整天进进出出地忙碌了，一颗小小的血栓，就让她失去了灵活行走的能力。她只能试着一步步行走，更长的时间要留在炕上。她说，老了老了还得像小孩儿一样重新学着走路。母亲是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已经有两三年不再染黑，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院子外面的树枝很安静，初冬的阳光是淡淡的，没有风。只有麻雀偶尔飞来，做短暂的停留，有时候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群，呼地一下飞来，又呼地一下飞走。麻雀是留鸟，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一年复一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走了，但是麻雀不走。
院子前面的小路上，已经很少再见到人，原来坡上住着的人家都搬走了。我曾不止一次地到坡上那些老房子的遗址上去，那里除了拆剩半截的墙、砖头瓦块，还有一些废旧的物品，比如破旧的提灯，残破的瓷碗，废弃的石头猪槽子等等，人们都搬到沟外平坦的地方居住了，但是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住着很多人的。
人走了，房子也拆走了，只剩下一些树。这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它们的根扎在这里，哪也去不了，它们还依旧活着，依旧在生长。生命的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生长，长着长着就长老了，人也一样。
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我回老家的时候，父亲经常掰着手指头数，常在家的还有几口人，从沟里数到沟外，已经屈指可数了。这里的地只有这些老人在种着，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并且肯定不再回来。在心里，这里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再属于这片土地。
每年，父亲和母亲总是很要强地把自己家的地种上，母亲说放着地不种多让人家笑话，我说你们现在还能种，将来肯定没人种了，不种是迟早的事儿。明年的地，母亲已经不能再种了。
村里屈指可数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今年一年就死了三个。刘玉明和刘长伶两个人是一起遭遇车祸死的，俩人去外村打工，晚上同骑一辆摩托车回家，在一座大桥的桥头横过马路，与一辆载重大货车相撞。后来有人说，当时撞击的声音很大，两个人像沙包一样被抛出去，重重地落在路边坚硬的土地上。
刘玉明家是在我家一眼能看得见屋脊的邻居，我跟他叫表兄，小时候总是他给我理发，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他说年轻时候一顿饭曾吃过三斤粮票的油饼，当时三斤粮票能买四斤半油饼，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猜他也只吃过那一次。那时候他肩上挑二百斤的担子跟玩儿一样轻松。前几年，他当村里的村民小组长，争取到了一个水利灌溉项目，把长长的铁管子架到了山上，让大家种植板栗，但是那些铁管子像一只僵死的虫子，早已锈迹斑斑，但是始终没有人用它把水送到山上去，村里的板栗树也没有因此而多起来。
后来，他又争取到修村里的路，路面可以纳入村村通工程，由 *** 出钱，但是路基还是要村里人自己修。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村里修路没人也没钱，你能不能给帮着出点钱？我说行，可是我只有每个月的工资，回家的时候，我给了他两千块钱，他拿着钱骑摩托车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像挂了霜的荒草，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路修上了，可是刘玉明却得了癌症，出院后，嗓子完全沙哑了，人也更见苍老衰弱，但每次见到他，还是在忙着地里的活儿。
俩人年龄虽然相仿，但是按照家族里的叫法，刘玉明跟刘长伶叫叔，我也跟刘长伶叫叔。从我记事的时候，刘长伶就不爱说话，他这一辈子好像也没说过几句话，厚道得像一团棉花，只会埋头干活。
早上，俩人搭伴，一起出去打工。风中，飘着他俩同样花白的头发。晚上，俩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村里最能干活儿的两个人，用村里人的话说，俩人的活儿是干到头了。
后来，死的另一个人，是家族里的三叔王田。
三叔有病很久了，好一天坏一天的，人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有一次在南台子坟地见到他，我惊奇他还能走这么远的路，他说出来转转，三叔原本嘴就大，脸上的肉瘦没了，嘴就更大了。南台子有老王家的祖坟，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来看他不久之后的归宿地，他的脸蜡黄蜡黄的，像一张黄表纸。
最后的一段时光，三叔的日子里好像只剩下死亡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这么等待死亡日期的到来。据说有人给他算过是春天，后来又说是夏天，三叔最后死在了秋天。
那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王田三叔死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去，我说回去吧。三叔的葬礼很隆重，很有仪式感。去小庙上领魂的时候，我也作为晚辈，三步一磕头，那条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地面很硬，跪在上面，每一颗石子、沙子都硌在膝盖下，很疼。我不知道三叔的灵魂，是不是在冥冥中一路跟随着我们。领魂的队伍很长，有他在城里回来的两个儿子，有家族中的晚辈，有唢呐呜咽，有白幡猎猎……
这一刻，村庄仿佛停止了一切，只有领魂的队伍，在村庄里缓慢行进。三叔活着的时候，好像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为他做过同一件事。
王田三叔顺理成章地埋进了南台子的土里，前辈的坟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一切归于安静。
父亲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甚至给每个人都看过病，他记录的病例已经不知有多少本了。近些年，自从买了电脑，他就一直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录入、整理他记录的病例。父亲大半生里治好了很多病，但是他自己的眼病谁也没有治好。
父亲得的是青光眼，应该是遗传自奶奶。奶奶得青光眼后，两只眼睛都瞎了，那时候找人给看过，说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将来下一代还会得眼病，于是家人急慌慌地拆了一正两厢的老院子，挪迁到了现在的住处，可是父亲还是仿如宿命一般得了眼病。我曾带着父亲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眼睛，医生说父亲只剩一只眼睛还有四分之一视野的视力。我曾经试着挡住一只眼睛，想象另一只眼睛的四分之一视野能看清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用这四分之一的视野，怎样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父亲在电脑上整理出来的病历，已经有20多万字了，我大概翻过，记录得非常详细，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诊断、用药，甚至一诊、二诊、三诊，直到很多次诊断治疗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些人痊愈了，也有些人不治而亡了，还有些人治愈后，又陆续死去了。死亡，总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我想父亲记录的这些病历，可以作为一部《乡村疾病志》出版。或者，它更像一部《乡村死亡档案》。
父亲和母亲都老了，村庄也老了。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犬吠，也见不到驴马猪羊，就连一日三餐的炊烟，也日渐委顿。村庄里的新人，已经行走在另一片天空之下，只有麻雀，还留在这里，它们一忽儿飞来，一忽儿又飞走，阳光有些迷蒙，依旧没有风。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5 22:28
一只麻雀在疏斜的阳光中穿过，轻盈地飘落在月台的花墙上。花墙上的水泥已经很老旧，瘦瘦的麻雀站在那里，左右张望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在水泥墙台上快速地啄了两下。墙台上什么都没有，或许麻雀是在啄那些细小的沙子，或许只是个习惯动作，然后双脚一起向前跳了两下。麻雀是最不屑于走路的，即使落在地上，也是双脚一起向前弹跳。另一只麻雀落在它的身边，同样在墙台上啄了两下，然后，它们一起飞上了院墙外的树梢。
母亲的目光透过窗子的玻璃，一直追逐着那两只麻雀。
母亲很少像这样静静地坐在炕上，但是现在她已经不能像原来那样一整天进进出出地忙碌了，一颗小小的血栓，就让她失去了灵活行走的能力。她只能试着一步步行走，更长的时间要留在炕上。她说，老了老了还得像小孩儿一样重新学着走路。母亲是真的老了，花白的头发已经有两三年不再染黑，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深。
院子外面的树枝很安静，初冬的阳光是淡淡的，没有风。只有麻雀偶尔飞来，做短暂的停留，有时候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群，呼地一下飞来，又呼地一下飞走。麻雀是留鸟，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一年复一年都在这里。很多人都走了，但是麻雀不走。
院子前面的小路上，已经很少再见到人，原来坡上住着的人家都搬走了。我曾不止一次地到坡上那些老房子的遗址上去，那里除了拆剩半截的墙、砖头瓦块，还有一些废旧的物品，比如破旧的提灯，残破的瓷碗，废弃的石头猪槽子等等，人们都搬到沟外平坦的地方居住了，但是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住着很多人的。
人走了，房子也拆走了，只剩下一些树。这是一些很大很老的树，它们的根扎在这里，哪也去不了，它们还依旧活着，依旧在生长。生命的本身就是在不断地生长，长着长着就长老了，人也一样。
村子里只剩下一些老人。我回老家的时候，父亲经常掰着手指头数，常在家的还有几口人，从沟里数到沟外，已经屈指可数了。这里的地只有这些老人在种着，年轻人都去了城里，并且肯定不再回来。在心里，这里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再属于这片土地。
每年，父亲和母亲总是很要强地把自己家的地种上，母亲说放着地不种多让人家笑话，我说你们现在还能种，将来肯定没人种了，不种是迟早的事儿。明年的地，母亲已经不能再种了。
村里屈指可数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今年一年就死了三个。刘玉明和刘长伶两个人是一起遭遇车祸死的，俩人去外村打工，晚上同骑一辆摩托车回家，在一座大桥的桥头横过马路，与一辆载重大货车相撞。后来有人说，当时撞击的声音很大，两个人像沙包一样被抛出去，重重地落在路边坚硬的土地上。
刘玉明家是在我家一眼能看得见屋脊的邻居，我跟他叫表兄，小时候总是他给我理发，那时候他还是一个意气风发的小伙子，他说年轻时候一顿饭曾吃过三斤粮票的油饼，当时三斤粮票能买四斤半油饼，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我猜他也只吃过那一次。那时候他肩上挑二百斤的担子跟玩儿一样轻松。前几年，他当村里的村民小组长，争取到了一个水利灌溉项目，把长长的铁管子架到了山上，让大家种植板栗，但是那些铁管子像一只僵死的虫子，早已锈迹斑斑，但是始终没有人用它把水送到山上去，村里的板栗树也没有因此而多起来。
后来，他又争取到修村里的路，路面可以纳入村村通工程，由 *** 出钱，但是路基还是要村里人自己修。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村里修路没人也没钱，你能不能给帮着出点钱？我说行，可是我只有每个月的工资，回家的时候，我给了他两千块钱，他拿着钱骑摩托车离开的时候，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像挂了霜的荒草，被风吹得一颤一颤的。
路修上了，可是刘玉明却得了癌症，出院后，嗓子完全沙哑了，人也更见苍老衰弱，但每次见到他，还是在忙着地里的活儿。
俩人年龄虽然相仿，但是按照家族里的叫法，刘玉明跟刘长伶叫叔，我也跟刘长伶叫叔。从我记事的时候，刘长伶就不爱说话，他这一辈子好像也没说过几句话，厚道得像一团棉花，只会埋头干活。
早上，俩人搭伴，一起出去打工。风中，飘着他俩同样花白的头发。晚上，俩人再也没有回来。他们是村里最能干活儿的两个人，用村里人的话说，俩人的活儿是干到头了。
后来，死的另一个人，是家族里的三叔王田。
三叔有病很久了，好一天坏一天的，人瘦得只剩一副骨头架子。有一次在南台子坟地见到他，我惊奇他还能走这么远的路，他说出来转转，三叔原本嘴就大，脸上的肉瘦没了，嘴就更大了。南台子有老王家的祖坟，不知道三叔是不是来看他不久之后的归宿地，他的脸蜡黄蜡黄的，像一张黄表纸。
最后的一段时光，三叔的日子里好像只剩下死亡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就这么等待死亡日期的到来。据说有人给他算过是春天，后来又说是夏天，三叔最后死在了秋天。
那天，父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王田三叔死了，问我有没有时间回去，我说回去吧。三叔的葬礼很隆重，很有仪式感。去小庙上领魂的时候，我也作为晚辈，三步一磕头，那条曾走过无数次的小路，地面很硬，跪在上面，每一颗石子、沙子都硌在膝盖下，很疼。我不知道三叔的灵魂，是不是在冥冥中一路跟随着我们。领魂的队伍很长，有他在城里回来的两个儿子，有家族中的晚辈，有唢呐呜咽，有白幡猎猎……
这一刻，村庄仿佛停止了一切，只有领魂的队伍，在村庄里缓慢行进。三叔活着的时候，好像从没有这么多人，同时为他做过同一件事。
王田三叔顺理成章地埋进了南台子的土里，前辈的坟旁，又多了一座新坟。一切归于安静。
父亲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乡村医生，熟悉村里的每一个人，甚至给每个人都看过病，他记录的病例已经不知有多少本了。近些年，自从买了电脑，他就一直在电脑前敲打着键盘，录入、整理他记录的病例。父亲大半生里治好了很多病，但是他自己的眼病谁也没有治好。
父亲得的是青光眼，应该是遗传自奶奶。奶奶得青光眼后，两只眼睛都瞎了，那时候找人给看过，说房子盖得不是地方，将来下一代还会得眼病，于是家人急慌慌地拆了一正两厢的老院子，挪迁到了现在的住处，可是父亲还是仿如宿命一般得了眼病。我曾带着父亲到北京的大医院看眼睛，医生说父亲只剩一只眼睛还有四分之一视野的视力。我曾经试着挡住一只眼睛，想象另一只眼睛的四分之一视野能看清什么，我不知道父亲用这四分之一的视野，怎样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父亲在电脑上整理出来的病历，已经有20多万字了，我大概翻过，记录得非常详细，姓名、性别、年龄、症状、诊断、用药，甚至一诊、二诊、三诊，直到很多次诊断治疗的详细情况，都一一记录在案。有些人痊愈了，也有些人不治而亡了，还有些人治愈后，又陆续死去了。死亡，总是每个人最后的归宿。我想父亲记录的这些病历，可以作为一部《乡村疾病志》出版。或者，它更像一部《乡村死亡档案》。
父亲和母亲都老了，村庄也老了。村庄里听不到鸡鸣犬吠，也见不到驴马猪羊，就连一日三餐的炊烟，也日渐委顿。村庄里的新人，已经行走在另一片天空之下，只有麻雀，还留在这里，它们一忽儿飞来，一忽儿又飞走，阳光有些迷蒙，依旧没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