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子兵法等 ),运用现代的某个军事问题举例说明呀,谢谢_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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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20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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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1 19:07
一、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时代昭示
“安国”是《孙子兵法》的伦理大旨。“五事七计”是其安国之大经。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养兵用战，孙子在其兵法首篇首句即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这与《管子》的“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是一脉相承的。“兵”是“安国”的手段；“安国”是“兵”之目的，是最终的价值目标。所以，“安国”之日，也就是军人价值实现之时；“安国”是衡量军人价值的最高原则和最终标准。
那么，如何运用“兵”之手段实现“安国”之目的呢?孙子的“五事七计”说提出了一个大国防安国战略的思路。所谓“庙算”，就是要求战争的指导者把“五事七计”作为一个系统和整体，进而对“己”“彼”双方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判断，作到“知彼知己”，而后才能确定战与不战。可见，战与不战，出于“安国”；多胜少胜，定于对“五事七计”的“庙算”。但是，“五事七计”作为“庙算”的主要内容，它首先是客观的，是存在的事实。因为只有作为这样的事实存在，才能进入“庙算”的视野，成为“庙算”的对象，进而对其作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由此可见，创造出优于“彼”方的“五事七计”的客观存在，是赢得兵争之“胜”、从而实现“安国”的基本保障。
军事力量既是综合国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实质上是对综合国力的估量。“五事七计”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才、民意、天时、地利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即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因此要安邦定国，就要重视物质力和精神力的开发、建设和积累，创造出走在时代前列的综合国力；否则，综合国力落后就会被动挨打。孙子“五事七计”的“庙算”说揭示了一条具有现代价值意义的“安国”之道：这就是把国家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由于这一安国之道超越了狭义上的军事安国观念，所以可称之为大国防安国主义。
大国防安国主义的道德内涵，即是大国防爱国主义，它所蕴含的现代价值意义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安国”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为提高综合国力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一个欲立于不败之地的国家和民族，就应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使之都处于时代的领先地位。
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矛盾和激烈竞争的世界。国际间的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都致力于发展本国本民族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但是，由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多极化发展趋势，使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被限定在一体化的范围内，而且越来越受到一体化的制约。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一体化的范围内发展自身，就必然要为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作出一定贡献和牺牲，不管它是否愿意这样做或者是否认识到这一点，都是无所谓的。企图靠抢占、牺牲别国的经济发展来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指导思想和行为，是注定要受到惩罚的。因为它国的稳定、发展无疑是本国稳定、发展的一个条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理应为世界经济的繁荣作出更多的贡献和牺牲，否则它的发展就要受到限制。总之，当代的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实现的，只有顺应“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才能更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达到“安国”之目的。
从精神方面表现出来的综合国力，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安国”支柱。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多种文化思潮相互碰撞、激荡的世界。如果一个有着优秀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不能在碰撞、激荡中保持自身的优势，即使经济搞上去了，也难免要在看不见硝烟的战争中被打败。经济的、军事的侵略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精神文化上的侵略也会威胁一个国家的安全，甚至比经济的军事的侵略更危险。所以，坚持大国防爱国主义战略，就要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筑牢民族的精神防线，防止精神侵略，抵制精神污染，在开放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精神的纯洁性和先进性。此举应当成为大国防安国方略的重要内容。
军事领域往往是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最激烈最敏感的领域。欲“安国”就不能不重视军事斗争。孙子-
的“兵者，国之大事”说，在当代仍然具有普遍的真理意义和价值意义。当今世界，是一个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界。新的科技成果往往最先应用于军事领域。高科技正广泛渗透于战斗力诸要素之中，对战斗力的生成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且引发了军事领域一系列惊涛拍岸的革命性变化。因此，抢占军事高科技的制高点，成为国际军事斗争的最高手段。如果说军事斗争是“安国”之大事，那么，发展军事高新技术，则是“安国”之大事中的重中之重。高新技术在军事上的广泛应用必然会大大加重战争带来的灾难。《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谓的“军争为利，军争为危”，意在说明“利”与“危”是相伴而生的。为争利而穷兵黩武，最终导致自身灭亡的国家与民族，在世界史上并不少见。
中华武德文化史上有两句古语，一是“忘战必危”，二是“好战必亡”。尤其是在环球相对“变小”、战争的破坏力愈来愈大的当今世界，“安国”与安国际社会融为一体，安己之国与安人之国相辅相成，国际社会的安全度以每个国家的安全系数为条件。因此，孙子“军争为危”命题的真理性，越来越具有普遍的、现实的意义，应引起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应当看到，在高技术战争的烽火台上，一只蝴蝶煽动起来的火星，有可能引发全球性的灾难；但是，完全可以预见，灭亡的首先是它自己。当代中国的军事“安国”之策，就是贯彻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因此，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重视“科技强军”，加强质量建设，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则是实现“安国”的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更多贡献在道义上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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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01 19:11
充分认识孙子谋略思想在信息化战争中的价值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接连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不断强化着人们这样一个认识：技术的因素对于战争的胜利更加重要，填补技术上的“时代差”，是实现中国特色新军事变革的基础，是打赢未来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关键所在。
人们的认识在发展中，当所形成的共识像潮水般涌到一个方向时，就容易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重技术，轻人文。
有一说法，打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谋略就如同“老鼠给猫脖子上挂铃铛”一样，是无法实现的主意。
说是有一窝老鼠，讨论如何对付猫的办法。大家七嘴八舌，讨论的很热烈，经过比较优选，一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给猫脖子上挂个铃铛。这样，猫走到哪里，铃铛响到哪里，大家就可以根据铃声来躲避猫了。主意非常好，可是，谁去挂呢？一窝老鼠都哑口无言了。
为了打赢新的战争，必须发展我们的高技术，这是没有争议的共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坚持思想与技术齐飞，孙子谋略思想还有没有意义？
深谙《孙子兵法》的英国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说：“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
关于“老鼠怎样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争论，我在《大谋略与新军事变革》一书中提到过，并且引用毛主席如何让猫吃辣椒的故事，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一些读者在给我的来信中，也提出许多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从读者的来信可以看出，若用西方对策论的思路，无法解答这道难题。若用孙子的谋略思想，则可以找到合理的答案。这里需要弄清西方对策论与孙子谋略思想在思路上的差异。
一般说，西方对策论是一种“以力取胜”的理论，以理想“局中人”，即对抗双方都不会犯错误，作为按“最大最小原则”进行决策的前提。与西方对策论不同，孙子谋略思想包含有制造和利用信息，来影响和控制对方决策活动的特殊手段和方法；因势利导，诱使对方采用可以使我方获利最大的策略。
从对策论的角度看，猫是老鼠的克星，老鼠是无法给猫脖子上挂铃铛的。按照孙子谋略思想，老鼠可以设法诱使猫自己戴铃铛。实际上，美军在新军事变革中，借鉴《孙子兵法》，进行理论创新，已经超出了对策论的狭隘眼界。他们在“基于效果作战”理论中强调：“战争的目的是迫使敌人按照符合我的战略利益的方式行事”，并且“能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达成上述目的”。这几乎是孙子谋略思想的翻版。
一次，我去某军事院校讲课，有位同学提问，打非接触精确战，孙子谋略思想的作用是什么？我说，孙子谋略思想不可能提高导弹的精确度，这一点必须承认。但是，孙子谋略思想可以帮助指挥员提高作战指导思想的正确性。战争不只是个打得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打得对，得天时，得地利，得人和；不只要追求军事效益，更要讲政治效益。那种赢得了战役失去了战略，赢得了战争失去了政略的教训，是战争指导上应当汲取的。非接触精确战，并非是不讲战略战术的作战，并非可以不要谋略的作战。精确性不可少，这是技术问题；正确性更重要，这是战略战术问题、是谋略问题。上兵伐谋，胜于无形，以谋略为内核的作战思想、战略战术，才是信息化战场的灵魂。
战国时期的惠子，曾讥讽庄子说，你的学问太大了，大得像个大葫芦，以致既不能用来炒菜吃，也不能锯开作瓢用。大得像个大椿树，致使木匠无法把它伐倒做家具用。庄子说，我的这个“葫芦”，本来就不是用来炒菜吃的，也不是用来当瓢用的，是用来作舟船，帮助人们渡江河湖海用的；我的这棵“椿树”，也不是供木匠用来做家具的，是供后人乘凉用的。
如何评价孙子谋略思想在今天的价值，庄子和惠子的对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信息化战争仍然奉行“诡道逻辑”
孙子谋略思想之所以跨越时空，历经沧桑，至今仍熠熠生辉，是因为它揭示出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基本特性是不变的。“兵者，诡道也”，就是孙子对战争一般规律、基本特性的重要发现之一。只要战争是人类的竞争对抗活动，就一定要奉行“诡道”；只要战争奉行“诡道”，谋略就不会退出战场。
近几年来，描述战争变革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生出。信息战、太空战、网络中心战、结构破坏战、快速决定性作战等，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从发展的趋势看，将来还可能出现无人化战场、机器人战争、纳米战争等。总之，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在给人类带来光明时，也投下了阴影。新军事变革将持续发生，战争也必将随之持续花样翻新。战争方式、样式、乃至形态虽然不断变化，但始终是人类最高形式的竞争对抗活动，必然奉行“诡道”，而不是“正道”。
什么叫“诡道”，历代注释家各抒己见，我认为最能反映孙子谋略思想本质的说法是：“诡道者，不守常也”。非常规、非常法、非程序、非本本；不断超越他人，也不断超越自己；没有规则即孙子谋略思想的规则，不依成法就是孙子谋略思想之法。“诡道”是科学，因为它反映了人与人竞争对抗活动的一般规律；“诡道”又是艺术，因为它包含有诸多“存乎一心”的东西。科学的本质在于创造，只有在逻辑推演中发现矛盾，新的科学创造才可能发生。艺术的功力是超越现有的局限，头脑的判断能够洞察侦察技术发现不了的层面。美军就非对称作战有多种解释，其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解释是：不让对手按照平时受训的方式作战，使对手无法运用熟悉的条令条例、战术技术和作战程序，迫使对手不断地被动做出错误反应。实质上，就是把对手拉到不知所措的“诡道场”上来搏斗。
“不守常”的实质是“变”，“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变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的保持弹性、韧性和灵敏性，保持高效的快速反应能力。变在战时，功在平时。在战争准备过程中，如何“练常法，学变法”，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目前，我军正在探讨的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少同志还把它当作一种模式，尽管称之为新模式，一旦成为模式，就固定不变了。这还是以工业时代的观念，来解读信息时代的战争。依我看，一体化联合作战，是一个应变无穷的魔方。随机应变虽是一个指挥思想，但要以军队的结构方式作基础。农业时代的战争，实行步骑兵作战，灵活性高，整体威力不足；工业时代的战争，实行诸军兵种协同作战，整体威力很高，灵活性降低；信息时代的战争，实行一体化联合作战，将把整体威力和灵活性统一起来。灵活性愈强的军队，应变力则愈高。孙子把具有灵活性的部队比作“常山之蛇”，毛主席曾把我党领导的聚散灵活的武装组织进行的游击战比作“渔人撒网”。信息时代的一体化军队，更像是“千手千眼佛”，而不是失去应变力的“恐龙”。
“变”的核心是“奇正”。善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用奇”和突然性，是历代兵家所惯用的制胜法宝。“用奇”，即巧妙运用信息，影响敌方决策，以求用最少的资源支出，达到最大的冲击效应。在孙子时代，“奇正”主要指阵势的变化。从步骑兵时代、火器时代，到前机械化战争时代，实行平面线式作战，“用奇”，主要是从时间和空间上达成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在信息时代，战争表现为体系对抗、系统对抗，“用奇”，主要是技术出奇和对新的作战方式、样式的不断创新。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发生的高技术局部战争，一次一个新样式，每一次都能引出世人一片惊叹，这正是“用奇”的效果。
“用奇”离不开“示形”。兵以诈立，诈之用重在示假隐真。《孙子兵法》在“计篇”中提出的“十二诡道”，都是讲“示形”。美军曾把信息战分为战略信息战和战场信息战两类。战场信息战包括：心理战、情报战、宣传战、战场伪装，指挥控制战。战场伪装，就是现代的“示形”。其他几种作战，也都包含有“示形”，离不开“示形”。所以说，“示形”是孙子“战胜策”中最常见的形式。在前苏军总参谋长弗·尼·洛博夫大将著的《战争中的谋略》一书中，对军事谋略定义为“隐蔽性和迷惑敌人的理论与实践”，也是强调“示形”、“用诈”。
谋略创造需要“知彼”，谋略运用需要让“彼知”。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之一是“信道”增多，“战场透明”。这为谋略的运用带来了阻力，也为谋略的运用创造了条件。
在“透明化战场”上，“示形”、“用诈”需要走出传统，需要和高技术结合。《孙子兵法》给我们提供的是思路，不是现成的答案，丰富多彩的答案只能在实践中去开发。
保持主体意识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前提
用兵作战，重要的是争夺主动权，占敌先机。有了主动权，才有行动自由权。无论昨天的战争、今天的战争，还是明天的战争，主动权都是军队的命脉。
在新军事变革中，人们基于原来的“制海权”、“制空权”，又提出“制信息权”、“制天权”、“制电磁权”等制权学说，都是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有了主动权，方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
争夺主动权，表现在作战实践中，深植于指挥员的思想观念中。大凡谋略创造，不只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意志、一种精神状态。只有在良好的精神状态下，智慧才能焕发出来，潜智潜能方可被激活。性格决定命运，将帅的性格决定一支军队的命运。孙子论将，强调“五德”、警示“五危”，足见为将之道，重在性格陶冶。军事谋略的运用，贵在有很强的主体意识，以主体性争取主动权。不是适应潮流，而是引导潮流；不是适应战场，而是创造战场；不是适应对手去行动，而是诱导对手服从我的行动。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这些妙语连珠的精彩论述，都是主体性的表现。《孙子兵法》适应了当时吴国崛起、争强图霸之势。全书十三篇，处处透射出一种精神，一种境界，一种立于不败之地、主导战场的气势，一种积极进取、争夺主动的胆略。有了这种精神、境界、气势和胆略，方可有大手笔的超常之举，开先河之作。同样，我们学习《孙子兵法》，研究孙子谋略思想，不可拘泥于摘章引句，生搬硬套。重要的是借孙子谋略思想的“天火”，点燃我们创新的烈焰。
有了主体意识，才会有创造力；有了主体意识，才可能去积极争夺主动权，力求按照我的“游戏规则”主导战场。世界发生的几场高技术局部战争，失败者最惨痛的教训是：从战争一开始就摆出一付被动挨打的架式。这固然与他们没有“长拳”和信息战能力，力量相差太悬殊有关，但战争指导上失去主体意识，被动防守的作战筹划思路，即外电评论的“藏着等”战略，也是其重要原因。
在战争中，处于弱势一方要想摆脱被动，就不能跟着强者的“游戏规则”转。“无要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些兵家名言，核心思想是坚持主体性原则———不要让对手牵住自己的鼻子走，要设法去牵对手的牛鼻子；设法调动敌人，不被敌人所调动。
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战争哲学已经由以往的“大吃小”，变为“快吃慢”。发现即摧毁，首战即决战。因此，战场上的主动权，需要在军事斗争准备中去寻找；有利于我的非对称作战，需要在军队建设和军事科研中去创造。胜兵先胜而后求胜，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就是说，“打得赢”取决于“建的好”，“备的周”。这也是孙子谋略思想中主体性原则所强调的。未来战场上的主动权，存在于成功的军事变革之中：成功的军事变革，也要有主体意识，坚持主体性原则，始终注意保持和创造自己的特色，力戒邯郸学步，胶柱鼓瑟。在借鉴先行者的成功经验时，又能防止他们的“战略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