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界革命的影响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1 09:38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7-03 10:24
梁启超“小说界*”的号召产生了巨大影响，可是被他视为核心内容的*小说数量既不多，且只行时了二三年，半个多世纪来小说发展各要素的长期准备难道只是为了这短暂的辉煌？而且，梁启超涉足小说界也是纯为维新变法的短暂客串，故而念念不忘的是“*小说为功最高焉”，他赏识的作品文学意味甚淡薄，甚至归入小说都很牵强。梁启超亲自撰写了《新中国未来记》，该篇勾勒理想中的将来中国图景，又被列为创刊号的重头之作，可算是“小说界*”的创作典范。可是梁启超自己承认，该篇“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篇累牍，毫无趣味”，文体“似说部非说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论著非论著”，创刊号上借外国史实，鼓中国士气的《东欧女豪杰》、《洪水祸》等作，同样是*呼喊多于文学意味。梁启超辩解道：“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⑦小说从属于*，而且只要具有*性，是否具有小说的文体特征都已无所谓。于是有个问题油然而生：“小说界*”与小说发展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这涉及到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何谓“小说界*”？回答应是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那个著名论断：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最后结论是：“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梁启超的《告小说家》还进一步声称：“今后社会之命脉，操于小说家之手者泰半。”这是理论，也是号召，同时“小说界*”也有实践，《新小说》的内容清楚地表明了梁启超的设想：*小说为主干，辅以有益于国民教育的科学小说、哲理小说、冒险小说等，使民众受小说熏染接受变法维新思想，进而付诸行动。有此规定，题材范围自然狭窄，而且是*性先于文学性。
第二，“小说界*”怎么会发生的？其实，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就已因宣传维新思想而注意到小说：“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5]梁启超*日本后，探寻日本维新变法成功的原因时，进一步强调小说，特别是*小说的作用：
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间，民权自由之声，遍满国中。于是西洋小说中，言法国、罗马*之事者，陆续译出；有题为《自由》者，有题为《自由之灯》者，次第登于新报中。自是译泰西小说者日新月盛。……翻译既盛，而*小说之著述亦渐起，……著书之人，皆一时之大政论家，寄托书中之人物，以写自己之政见，固不得专以小说目之。而其浸润于国民脑质最有效力者，则《经国美谈》、《佳人奇遇》两书为最云。[6]
梁启超不仅发现了小说可“浸润于国民脑质”，从而影响其拥护维新变法，而且还归纳出具体操作的步骤，即先翻译*小说，继而创作*小说。基于这一发现，他在《清议报》上先后连载了“最有效力”的《经国美谈》与《佳人奇遇》。待到《新小说》创刊，则是既翻译又创作了。
若小说发展尚未有承受的准备，那么“小说界*”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经鸦片战争以来六十余年的发展，小说已面临能量的大量积蓄到释放的转折点，这是众多条件或要素逐渐形成并交互着力的结果。在“小说界*”发生前夕，转折到来的征象表露已越来越清晰，最明显的是创作与翻译的数量已呈加速度增长的态势。该局面形成及继续扩张性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庞大的读者群。晚明时由于商业与城市的迅猛发展，以及市民数量急剧上升，小说的读者群曾有一次快速增长，直至清同治年间，其规模基本变化不大。开埠以来，沿海城市人口便在逐渐增加，几次战乱时更有大量人口避流入上海，使之在几十年内变成了大都市，其他城市也程度不等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从而形成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第二是印刷业的准备。印刷业在明嘉靖、万历时的大发展推动了小说创作的繁荣，而清同治、光绪间，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已成普及之势。以上两方面准备就绪后，小说发展才可能步入快车道，这两者的组合同时也是促使小说快速发展的压力。小说创作、出版规模与读者群需求互相适应可谓是基本法则，可是自明万历以降维持了约三百年的平衡在清同、光年间被打破了。潜在的庞大读者群的需求就是利润所在，拥有先进设备与技术的书商们也明白这一点，无论*的禁毁或*对小说的鄙视都无法阻止他们促进小说繁荣的努力。
翻译小说的引入也是导致“小说界*”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翻译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只有在外交、军事与经济等方面得到基本满足后，才可能有较多的翻译人才关注文学。戊戌变法之前尚属人才培养阶段，其后翻译小说才开始较多出现。这方面准备完成之前，新小说的崛起就无从谈起。因为翻译小说在提供可欣赏的作品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创作观念、题材、手法与技巧，并且烘托了新的小说*环境。
*环境是决定小说生存状况的基本条件。清代实行禁毁小说*，清初尤甚，同治时江苏巡抚丁日昌又行厉禁。可是鸦片战争以后，清*丧失了在租界的行政与司法权，无法在那儿禁毁小说，这也是晚清时书局多设在租界内四马路一带的重要原因。不过，*仍是无形的掣肘，申报馆由英人美查开设，它大量刊印小说时又郑重发表声明：“从未敢以淫亵之书印行牟利”，[7]因为得罪*，就是在和自己的销路过不去。甲午战争以后，小说*环境明显改观。官方禁毁小说*本就遭书商们形式多样的抵制，清*陷于内外交困之后，控制意识形态的能力大为削弱，此时读者群在扩大，书稿既多又丰富，社会知名人士也开始称赞小说，*界的风向完全变了。
梁启超在这个时候倡导“小说界*”可谓是适逢其时，此时振臂一呼，便可收万山呼应之效。积蓄的能量顿时释放，然呼应者众，与梁启超同心者却寡。吴趼人在《〈月月小说〉序》中曾回顾了这四年来小说的发展状况：
吾感乎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随声附和故。……今夫汗万牛充万栋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其能体关系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谓必无，然而怪诞支离之著作，诘曲聱牙之译本，吾盖数见不鲜矣！凡如是者，他人读之不知谓之何，以吾观之，殊未足以动吾之感情也。于所谓群治之关系，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嚣嚣然自鸣曰：吾将改良社会也，吾将佐群治之进化也。随声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
“小说界*”的实践只维持了很短的一段时间，绝大多数的创作或翻译与改良群治“杳乎其不相涉也”。梁启超倡导的实践很快就销声匿迹，他极力推崇的《佳人奇遇》与《经国美谈》，对大众的吸引力根本无法与《巴黎茶花女遗事》或福尔摩斯侦探案相匹敌。另外还有些翻译小说，以及后来出版的《官场现形记》等小说的行销都远远超过了梁启超的得意之作。“小说界*”实是提供了能量释放的契机，它很快成为被借以招徕读者的招牌。尽管吴趼人等对此局面不满，但这是小说本身的逻辑发展，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止或改变，因为梁启超等人考虑的是谋取直接的*功利，小说只是实现目的的工具，所谓“小说界*”是*的需要，并非小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故而它只可能是短暂的存在。
不过，“小说界*”的影响却相当深远，它对传统旧小说的批判深入人心，“新小说”取代旧小说已被认为是理应之事。在“小说界*”的号召下，许多人投身于小说创作，尽管其创作宗旨与梁启超多不相同，作品面目也迥异，但都在努力地提供新式样的作品。“小说界*”以磅礴之势扫除了新小说发展的障碍，直接促使了创作热潮的出现。总之，小说发展正面临着变革转折，而*变革又以小说为最有力的宣传工具，两者的结合导致了“小说界*”的发生，它使小说原先的渐进模式变成了突变式的飞跃，并又在相当程度上参与了后来小说发展态势的决定。因此，尽管“小说界*”是基于*态势的变化与*人物的需要的外加因素，但它一旦发生，便又成为小说发展历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近代小说史上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