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农药的古人是如何应对虫害的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4-09-26 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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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4-12-07 04:43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现代农业种植上越来越离不开农药，只需喷洒适量的农药就可以将农业生产上遇到的绝大多数病虫害消除，十分高效快捷。

然而，在没有农药这一大杀器的古代，古代的农民是怎么防治病虫害的呢？

3000多年前，就开始病虫害防治了

中国古代农业上的病虫害防治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周朝。周人在种植禾谷庄稼时就已经发现了多种危害禾苗和专吃庄稼根部的害虫，并且将危害作物的部位作为分类依据，进行了最早的昆虫分类，如啃食苗心的叫“螟虫”，侵蚀叶片的叫“螣”，吃禾根的叫“蟊”以及在秆部节间取食的叫“贼”。

害虫的出现给当时的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古代先民也没有一味地祈求农神的保佑，而是认真观察害虫的生长习性和取食喜好，以谋求防治方法。除此之外，周朝还设立有专管治理不同病虫害的官职，如负责灭杀蝉和蚊子的“蝉氏”、负责清除对人有危害毒虫的“庶氏”和负责灭除蠡虫的“翦氏”等，这些*需要具备一定的病虫害专业知识，熟悉病虫害的生态习性。

由此可知，我国很早就广泛开展了系统化的病虫害治理工作。在长期的实践中，古人成功创造和运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防治方法，具体防治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耕作防治

中国先民很早就意识到了耕作防治的重要性，在进行农耕活动中已经有意识地结合和调整农业栽培技术措施，以创造有利于农作物健康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达到消灭病虫害、保产稳产的目的。他们在长期的农耕活动中，已经学会了依农时栽种、选育抗虫病品种、去除杂草和轮作换茬等耕作防治技术，而这些防治技术至今仍广为使用。不得不说，古人凭借自己智慧想出来的方法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以依农时栽种为例，中国早期先民就以“日晷”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彼时古人将每个节气对应不同的农务，如农谚“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古人认为雨生百谷，降水增多，气温升高，适合播种移苗，埯瓜点豆。

同时，古人还在农业劳作中总结出，在适宜时期种植麻、大豆和小麦，作物不仅枝繁叶茂，生长健硕，而且还丰产；如果种植时机不对，不仅病虫害增多，产量也会锐减。

抗病品种是农业防治的基础，选育和利用抗病和抗虫害品种是防治植物病害最经济和最有效的途径。古人在农业生产中也悟出了这一道理，在栽培上会优先选择抗虫作物和抗虫品种。在北魏前，粟作为一种主要粮食作物共有86个品种，古代先民就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选育出有9个可以抗虫害的粟种，并以此广泛推广栽种。

古代蝗灾时常发生，蝗虫过处，百谷不存，被称作除水灾、旱灾和冰雹灾后的第四大灾害。面对蝗虫的侵袭，古人还总结出了许多蝗虫不食的作物，如有豌豆、绿豆和芝麻等十多种作物，以保证蝗虫大灾年时仍有粮食果腹。

在今天仍十分有效的深耕翻土和轮作换茬，早在古代也得到了广泛运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古人就认识到深耕可以收到“大草不生，又无螟域”的效果，甚至到了元代，朝廷还颁布了秋耕的诏令，认为秋耕可使蝗虫等虫卵被太阳晒死。

连作等不良种植方式能引起土壤质量下降、害虫增多和作物自毒等诸多问题，是困扰农业生产的难题。而通过禾谷类轮作、粮食和经济作物轮作以及水旱轮作等多种轮作模式可以极大的改善这一问题，如北方的一年一熟地区的玉米-小麦-大豆三年轮作；南方的一年多熟地区的油菜-水稻-水稻-小麦-水稻的轮作模式，在中国都较为常见。在轮作换茬时，有些害虫具有专食性或寡食性，会因更换寄主，改变其生态环境和食物链组成而减少。

而这些轮作换茬的农业技巧早在北魏时期就已被古人学会，如当时古人种棉两年后都会种一年水稻，来达到杀死害虫的目的。此外我国也流传着“轮作倒茬不用问，强如年年铺底粪”的农谚，足见古人对轮作倒茬的重视。

人工防治

因为缺少高效的捕杀工具，所以在古代农业抗病虫害上，人工防治是一个重要方法。当时主要的人工防治手段包括人力扑打、捕捉、烧杀和饵诱。其中人力捕打和捕捉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十分盛行，*为了治理虫害，提出了“蝗螟，农夫得而杀之”的政令。到了汉代，官府更是对捕捉到蝗虫的人给予奖励，并且还发明了掘沟阻隔，驱蝗入沟，聚而歼之的开沟除蝗法，这在当时是十分有效的驱蝗法。

常言道：人人一把火，螟虫无处躲。古人利用某些害虫具有趋光性的特点，运用烧杀防治害虫的方法已经炉火纯青。烧杀法自周幽王时代就已采用，后来的人们会在正月一日鸡鸣时用火遍照桑树和果树上下，以此防治桑树和果树虫害。唐代宰相姚崇在治理蝗灾时，更是利用开沟填埋和火烧结合的方法除蝗，效果显著。

饵诱历来也是人工防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即使用一些物品，将害虫*出来，以达到快速大规模除虫的目的。目前已知，汉代最早使用饵诱方法除虫，彼时的农民如果看到瓜田里有虫害，会用包过祭品的草把放置在瓜田多个地方，利用虫子喜欢祭品的香味和在*草把上产卵的特性，诱杀害虫。如果瓜田里有很多蚂蚁，他们会用带骨髓的牛羊骨，放置在瓜苗左右，利用骨髓的油香气吸引大量蚂蚁攀附骨头，然后将其灭杀。

生物防治

生物防治是指利用生物之间相互钳制的关系，以一种生物对付另一种生物的防治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有效，还有利于保护环境。

晋代的人会用一种特殊的蚂蚁给柑橘果树防虫。这些蚂蚁外表颜色呈现为红*，个头比常见的蚂蚁还要大很多，这就是如今的黄猄蚁。这种蚂蚁是树林中的捕猎能手，会大量捕食巢穴周边的昆虫，如大绿蝽、柑橘潜叶甲、天牛、吉丁虫、金龟子、象鼻虫和凤蝶幼虫等多种害虫，许多大型甲虫也常被其驱赶，不敢在其附近活动。黄猄蚁是古人进行生物防治的一个典范，也是世界上生物防治害虫最古老的先例。

除此之外，古人还学会了用家禽治虫。在明代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农民饲养很多鸭子，利用家鸭防治稻田中的蝗虫、飞虱、叶蝉、稻蜻、粘虫和负泥虫等多种害虫，实现了“稻鸭两利”。不仅如此，古人也认识到青蛙和雁等可以防除害虫，实行了相应的保护计划，如宋太宗时期，皇帝就颁布国诏：每年2月至9月，不得捕猎，有拿弹弓爬树掏鸟巢的，一旦被州县两府*得知，要严刑重罚；同时南宋名臣马光祖掌管处州政务时，也颁布了禁民捕蛙的政令。

药物防治

古代的药物防治，与如今的化学农药颇有不同。古人使用的药物相对简单，大都是植物、动物或者矿物质。植物药物有蒿草、烟茎、黄芪、巴豆和桐油等；动物药物有粪便、鳗鲡鱼骨和鱼腥水等；矿物质药物有石灰、食盐、白矾、硫磺、砒霜和汞粉等。

当农田或者鱼塘出现虫害时，农户们会点燃嘉草和莽草进行烟熏灭虫，或者将牡蛎的壳烧成灰，洒在发生虫害的地区周边，利用牡蛎壳的碱性来除虫。

硫磺、石灰和砒霜等物质本身就含有毒性。具体用法一般是将这些物质和种子混匀进行拌种后再种植，或者是浸水煮汁来喷洒、点燃熏烟和涂抹在虫蛀孔等来防治病虫害。

不过在药物防治上，较为出名的当属溲种法，这是目前种子包衣方法的始祖。

溲种法是将马碎骨煮沸3次，产生黏胶物质后，再加入含有乌头碱等剧毒二萜类生物碱的乌头的子根加工品，浸泡3到4天，待乌头的有毒成分释放出来后，再用来包裹种子，起到杀虫剂的作用；然后加入蚕粪和羊粪拌匀，可直接为发芽的禾苗提供养分，激发土壤各种有益微生物的生长，使禾苗生长更加健壮，提高了抗病、抗虫和抗旱性。

而现在的种子包衣是一种重要的农业技术，通过胶体稳定性等原理制备具有良好溶释性、通透性和高生物活性的种衣剂附在种子的外表，形成一层均匀的药膜。种子在萌发和幼苗生长时，药膜内的物质能缓慢释放，促进种子萌发，提高发芽率，保证壮苗生长；同时还能灭杀苗期害虫和土壤的病原菌，防治效果可提高40%。

古人发明的溲种法，极大促进了种子技术的发展，如今种子包衣技术已全面发展，涌现出许多新型种衣剂、包衣机械和包衣配套技术，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语

中国古代技术水平有限，病虫害防控颇为困难。但是，古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边摸索边实践，创造出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病虫害的方法，不仅解决了遇到的难题，还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然而，虽说这些方法在当时获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古代农业防治方法存在原始粗糙、费时费工和效率不高等局限性。古代的农民，尽管每日辛勤劳作，但是仍然无法有效阻挡农作物被病害和虫害侵袭，历朝历代的水稻和小麦亩产只有100-300斤，如遇到蝗灾、兵乱或地震，更是雪上加霜。

如今，人口众多，作物种植已经走向规模化和产业化，在如此大规模的种植下，新型病害和虫害也随之增多，更为高效的农药已成为提高产量和稳产保产的重要手段。农药不但可以遏制病虫害，还能去除杂草，避免杂草和作物争抢营养物质；还可以调节植物的生长发育，比如促进开花、结果和增加抗逆性等。在“以占世界7%的土地养活了世界21%的人口”的过程中，农药功不可没。

总的来说，农药的出现是现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为人类的米袋子、菜篮子和果篮子安全保驾护航。随着人们对病虫害的认识不断深入，病虫害防治的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古代方法已不适合直接应用于现代农业生产中，需要结合现代科学给予总结、改造和提高。

在感慨老祖宗智慧的同时，我们也要成为合格的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