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在小说中是如何刻画知识分子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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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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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23:58
1886年开始，契诃夫将其小说创作视野投向知识分子群，早前小说中轻松欢快的基调，逐渐被忧郁深沉的情绪取代，作品基本上摆脱了追求表面笑料的滑稽情趣，而注重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善于构思精巧的艺术细节来概括生活的普遍意义。
若想理解契诃夫刻画的知识分子群像，需要先了解契诃夫这种创作风格转变的背景及原因。
01 契诃夫描写知识分子的背景及原因
19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被*下去后，亚历山大三世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加强了残暴统治，这个时期是*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的“停滞时代”。
在这个因恐怖统治而令人窒息，又因时代闪现亮点而发人思考的社会中，各阶层人士都在急骤地分化。在解放运动中一直走在最前列并起过重大作用的*知识界，更是动荡不安，面临巨变。
他们在时代的潮流中，有的堕落变节，投入反动势力的怀抱；有的彷徨动摇，找不到前进的路标；有的苟且偷安，堕入小市民庸俗生活的泥潭。但是，也有的在苦苦地思考，寻求救国救民之道。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充分体现了*八十年代的时代特征。
目睹社会的黑暗，契诃夫深感不安。他幻想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美好合理的社会，但又不知道怎样把这种幻想变为现实。
面对时代变化，他严肃地思考自己的创作。他的眼光必然要投向社会生活的最深处，开始描写那些探索人生意义和社会出路的知识分子，表现他们的苦闷、彷徨、犹豫、动摇、堕落、变革、愤慈、思考，乃至于觉醒、新生、期待和反抗，再现了一幅幅*社会的真实画面。80年代中期开始，他以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作为自己创作的中心主题,绝不是偶然的。
他的笔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解剖病态的社会，切除思想上的毒瘤。作家力图以他塑造的知识分子典型，痛击庸俗者，唤醒迷惘者，挽救沉沦者，歌颂探索者，充分履行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崇高而严肃的创作使命。
他小说中80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由于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窒息中，被一种惆怅情绪所压抑；而到了90年代后期，由于*形势的高涨，在他的知识分子性格中，洋溢着明朗乐观的气氛和追求真理的愿望。
基于此，我将按照契诃夫写知识分子小说的时间顺序，说说他是如何刻画一系列知识分子群像的。
02 精神空虚、缺乏理想的知识分子们
1886年，契诃夫写出了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作品，如《好人》、《在路上》等。主人公表现了对生活的严肃思考，他们或热心于“小事情”论（按：意思是知识分子要拒绝做好高骛远改造社会的大事，开始学会从身边的事做起，一点一滴地从小事出发来改革社会），或醉心于托尔斯泰主义的说教。
尽管主人公的思想探索有很大的局限，但契诃夫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宽广而严肃的领域，比他早期的幽默诙谐小说具有更重大的社会意义。
契诃夫想通过自己的作品，回答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所关心的“怎么办？”的问题，指出走向合理而纯洁的社会的道路。但是，他由于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只能批判“现有的生活”，而认识不到“应有的生活”；他只知道这“生活反常”，却不知道怎样才算“”正常的生活。
作家这种思想矛盾，既是他自己思想局限的反映，又受当时*社会的过渡性质所决定。这一时期正是作家的世界观进行紧张激烈的探索时期。
《神经错乱》(1888)和《没意思的故事》(1889)这两篇小说，集中表现了知识分子找不到社会出路的精神痛苦，作品充满了沉闷压抑的基调。
《神经错乱》是一部通过抨击卖淫制度来揭露社会罪恶的作品。主人公瓦西里耶夫目睹妓女丧失人格尊严而处之若素，想挽救这些“不幸的女人”。
但他只是在抽象的人道主义观念下进行思索，憎恨社会罪恶而找不到产生这种罪恶的根源。因此他得不出任何结论，处于无穷的精神痛苦之中，只有用吗啡来镇静自己。
《没意思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缺乏崇高理想而走向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斯杰班内奇是个驰名国内外的医学老教授，可是与他的显赫名声相对比的是，他的身心交瘁，精神空虚。
到了晚年他痛苦地承认，由于缺乏一个把工作、思想、观念等联成整体的中心思想，生活断了意念，他的一生只不过是“没意思的故事”而已。
瓦西里耶夫和斯杰班内奇都是19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他们不满现实，积极探索社会出路和人生意义，但由于他们没有明确的世界观，始终找不到社会出路，思想极其苦闷和彷徨。
事实上，契诃夫对老教授的批判，也是对自己的批判。他痛苦地感到，自己没有能力在作品中回答“怎么办？”的问题。
为了摆脱精神苦闷和思想危机，深入观察社会，1890年契诃夫到流放*犯的库页岛去旅行。从库页岛回来后，他深感必须改变自己“关在四堵墙里”的生活，应该“生活在人民中间”，他“需要社会生活和*生活”。
因此他把全家迁居到莫斯科近郊的梅里霍沃村，努力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这使他更加多地了解了人民的疾苦和愿望，这一时期他的创作偏重于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他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也能够做出新的答案。
在梅里霍沃，他创作了《跳来跳去的女人》(1892)、《第六病房》(1892)、《文学教师》(1894)，《我的一生》(1896)、《带阁楼的房子》(1894)等优秀作品。
《跳来跳去的女人》是作家库页岛之行以后写的第一篇小说。医生狄莫夫的妻子奥尔加等庸俗之辈，骄矜自私，鼠目寸光，不能从事一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并且毁灭了谦逊宽厚、无私地献身于科学事业的狄莫夫。
契诃夫以嘲讽而严峻的笔调谴责了追求虚荣的妻子是“跳来跳去的女人”，及其周围一群庸俗不堪却自命高雅的“诗人”、“画家”等。*现实生活中，狄莫夫所代表的真正的美，正受到庸俗丑恶势力的破坏和毁灭。
《文学教师》也是嘲笑知识分子庸俗浅薄的作品。中学教师尼基丁津津乐道于所谓“幸福的生活”，对工作心猿意马，敷衍塞责。如此过了若干年，等他成家以后，如意舒适的小家庭也使他感到单调乏味、空虚烦闷了。
契诃夫对*知识分子曾寄予殷切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任务。但是，他们发现许多知识分子缺乏公民的责任感，对社会事业失去了兴趣，沉醉于庸俗自私的生活之中。因而他才刻画了奥尔加、尼基丁这样的典型，鞭挞他们的恶习，呼吁他们走出狭小的天地。
作家对庸俗、肮脏的东西深恶痛绝，并用诗人一般崇高的语言，来斥责人生的丑恶，这是有着十分深刻的意义的，非常符合*的现代精神。虽然契诃夫生活的世界所依存的基础已经崩溃，但这个世界本身还残存着。他说：
“我们国内布满着旧事物的废墟；新事物的建设也还远远没有完成。我们周围还有不少的尘土、霉块、旧的霉菌、必须经过一番极大的社会消毒，才能从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将那些使契诃夫发笑、悲伤和萧索时期的痕迹、失败和柔弱的痕迹、渺小的庸俗生活和各种畸形现象的痕迹消灭尽。”
契诃夫在描写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的萎靡状态时所表现出的嘲讽、斥责、鞭挞，无不闪耀着民主主义思想的光辉，就是对*旧社会进行的“社会消毒”。
03 知识分子们逐渐觉醒
90年代的*运动使契诃夫预感到暴风雨日益*近，他对现实的认识日益深刻，思想也愈益严峻。特别是对库页岛的访问，加深了他对沙皇*统治的僧恨。他比较注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知识分子，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派别，也提高了识别能力。
这一时期的创作，契诃夫在嘲笑庸俗知识分子的同时，还塑造了一系列主张改变旧生活的知识分子形象。通过这些主人公，可以看到作家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他批判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否定了知识分子的“平民化道路”，揭露了“小事情”论的欺骗实质。
在寻求*社会出路的过程中，契诃夫一度曾信仰过托尔斯泰主义，写了一些体现“勿以暴力抵抗*”为主题的作品，如《乞丐》、《哥萨克》等。但现实又教育了他，使他感觉到托尔斯泰主义挽救不了*。
《第六病室》就体现了作家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否定，具有振聋发聩的批判力量。“第六病室”是外省某医院专门关押精神病患者的地方。医院的工作人员贪污盗窃、询私欺骗，对病人敲诈勒索，“第六病室”更是阴森可怕。
被派来主持医院工作的医生拉京，为人正直善良，想在医院建立一种合理的制度，但又恐*为力，于是随遇而安。拉京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他对“第六病室”病人格罗莫夫说：
“温暖而舒适的书房跟这个病室并没有甚么差异”，“人的恬静和满足不在人的外部，而在人的内心”。
他认为，只要一个人能进行深刻的思索，蔑视人间无谓的纠纷和痛苦，那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能感到幸福。
格罗莫夫痛斥拉京的哲学是托钵僧精神（即苦行僧精神），是麻木不仁。格罗莫夫痛恨浑浑噩噩的生活，他虽然没有*行动，只因为对社会现实有深刻的认识而被视为精神失常的人，关进了“第六病室”。他的命运概括地反映了富有正义感的下层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最发人深省的是软弱*的拉京。他有一整套托尔斯泰主义思想体系，既正直善良，又软弱冷漠；对社会黑暗有敏锐的感觉，又不愿采取任何行动；他学会了容忍罪恶，忘却痛苦。像他这样的人，也不能见容于黑暗的现实社会。在和格罗莫夫谈了几次话以后，也被当作精神病患者而投进“第六病室”，最后悲惨地死去。
拉京的死是契诃夫最有力的一笔，无辜的人又遭到了暴力的*，它宣告了托尔斯泰主义的破产，也表明了契诃失与托尔斯泰主义的决裂。《第六病室》的创作成功，留下了契诃夫从社会实践中得来的新思想的投影。
如果说《第六病室》批判了托尔斯泰学说中的不抵抗论，那么《我的一生》则否定了托尔斯泰的“平民化道路”。主人公波洛兹涅夫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同情劳动人民，追求有意义的生活。
他冲破贵族阶级统治的束缚，过自食其力的劳动生活。他企图以独善其身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但这丝毫也不能动摇当时的社会制度，必然要失败。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努力只不过是“在沙土上盖房子”，平民化道路是荒谬的。于是，波洛兹涅夫又回到了他一度挣脱的贵族阶级的怀抱。
《带阁楼的房子》表明了契诃夫对自由主义“小事情”论的不信任态度。作品围绕着*社会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
一个不满现实而又无所作为的画家下乡写生，结识了自由派女地主丽达一家。她是“小事情”论的狂热实行者，画家与莉达因*态度上的分歧而在思想感情上格格不入，却爱上了她的妹妹米修斯。
契诃夫通过画家的形象，对所谓“小事情”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这是把许多精力耗费在有害的事情上，是为残破不堪的**制度修修补补，是为了挽救这个社会于危亡之中。
契诃夫写道：
“在现有条件下，是仅仅为奴役服务的。人民已经被一条大锁链栓住，您不是砍断这条锁链，反而添上了新的环节。”
1895年，*解放运动进入第三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了。在日益壮阔的*浪潮中，契诃夫虽然认识不到*无产阶级*的意义和进程，但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察，却使他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变化。
《带阁楼的房子》正好是在这种形势下写成的，所以他笔下的画家形象有了新的思想境界，作家努力表现知识分子的觉醒。契诃夫通过画家提出了要医治的“不应当是病，而是病因”的主张。
很显然，作者对*社会“怎么办？”的问题，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答案，这就是“根治病因”，砍断“套在人民脖子上的锁链”。这说明契诃夫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要创造一种合理的生活，首先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带阁楼的房子》揭露了民粹派认为保存现行制度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理论，是虚伪的和空想的，画家形象的出现，也说明作家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有了新的起点。他们不再是精神空虚、缺乏理想的人物了，而是敢于正视生活、追求真理的探索者。
但是，作家意识到了改革社会制度的必要性，不等于就寻找到了改革现存制度的途径。在*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问题上，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虽然经历了痛苦的探索，但始终没有找到明显的答案。
信仰托尔斯泰主义的拉京医生被关进“三道铁栅栏里”的时候，“内心”并没有得到“恬静和舒适”。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发出了悲惨的呼声：
“生活刚刚粗暴地碰到我，我的精神就支持不住了……我们软弱啊！”
可是，坚强的人在哪里呢？契诃夫不知道，也没有找到。波洛兹耶夫把体力劳动看作消灭奴役社会不平等的手段，向往一种新的斗争方式，但他无力实施，更无力去影响广大群众，反倒被那个社会磨灭了锐气。
画家提出砍断锁链的见解是深刻的，但又不知道依靠什么力量去砍断这条锁链。他与米修斯的爱情，被莉达粗暴地拆散了。“米修斯，你在哪儿啊？”这凄凉的哀号，充分反映了画家找不到出路的彷徨心理。这一切都体现了契诃夫本人世界观的矛盾和悲观情绪。
04 鞭挞附属于沙皇*统治的反动知识分子，号召知识分子弃旧图新
要迎接新生活的到来，就必须改革不合理的制度，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契诃夫继续创作了一系列庸俗堕落的知识分子形象，无情地鞭挞了附属于沙皇*统治的反动知识分子。揭露他们如何从小私有者的庸俗自私，而变成反动势力的走狗，从害怕变革而堕落成新生事物的敌人。
《姚尼奇》(1898)中所描写的姚尼奇，原来是一个努力工作、勤于思索、热情诚恳的年轻医生。但由于旧生活的侵袭，年复一年，他受到庸俗世界的腐蚀，最后沉沦下去，变成贪婪而冷酷的市侩，变成只会清点钞票和购置田产的私有制的主人。
《带狗的女人》(1899)也是暴露知识分子的庸俗和虚伪的作品，唤醒读者对半死不活的、浑浑噩噩的生活的憎恶，与《姚尼奇》有异曲同工之妙。
《套中人》(1898)在契诃夫的小说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品塑造了一个因循守旧、顽固专横、维护旧制度、反对新生事物、依附于反动统治的知识分子形象——别里科夫。
他是一个生性孤僻，像蜗牛一样把自己龟缩在壳里的可笑的人物。作者通过生动的外貌、心理、细节的描写，来揭示别里科夫的典型性格。最后用“套子”来概括这一类人的特征。
他用各式各样的套子把自己包起来，就是为了隔绝人世，逃避现实。但他却追念过去，歌颂往昔，一读起他教的古希腊语，带着甜密的微笑，沉浸在幸福之中。因此，他的大衣、雨伞、雨鞋、睡衣、睡帽、古希腊文课本，就成了他逃避现实生活的护身符。
别里科夫的显著特点，就是害怕生活中的一切新鲜事物，仇视任何越出常轨的人和事，怕因此“闹出乱子来”。就是爱情也不能把他从套子式的生活中解救出来。他想结婚，又害怕承担义务，担心瓦连卡自由不拘的言行会触犯他们的生活套子，因而感到恐惧。
别里科夫一方面害怕新生事物，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旧的一切。他认为：
“只有*的告示和报纸上的文章，其中写着什么，他才觉得一清二楚。”
凡是统治者提倡的，他就会全力维护。别里科夫还十分专横固执，许多人都害怕他，因为他会在上司那里告密，阿谀奉承。在腐朽的旧制度面前，他又表现出屈从和奴才嘴脸。
别里科夫性格，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产物。整个*制度就像一个大套子，把人们禁锢得喘不过气来。**社会的顽固、停滞、窒息，是产生别里科夫性格的土壤。
契诃夫揭示了这个人物的典型特征之后，也鼓励人们奋起自强，发出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的呼声，这正是当时*人民要求变革社会制度的心声。但是，应该怎样生活下去呢？作家仍然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契诃夫的局限性正在于，他始终没能为知识分子指出一条光明自救的道路，提不出改变现实生活的具体方案。但是，契诃夫却帮助自己时代的知识分子认清其阶级本质，为接受*思想作了准备。在这个意义上，别里科夫的形象具有积极的意义。
20世纪初，在**运动激昂情绪的鼓舞下，契诃夫看到社会中有一种新的力量在迅速成长，尤其是他看到在作家熟悉的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已经觉醒，走向了另一种生活道路。
契诃夫极其兴奋，他的同时代人回忆道：
“从前的契诃夫不见了，变成了一个宫于信仰的人。”
这就使他晚年的作品表现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对祖国前途充满了明朗乐观的情绪。他歌颂劳动，歌颂新思想，希望每个人以自己的工作为美好的未来作准备。这时期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也与前期作品中的人物迥然不同，表现了改变生活的愿望和勇气。
他在逝世前一年写的《新娘》(1903)就是这种作品。《新娘》通过主人公娜嘉摆脱庸俗生活的羁绊、奔向新生活的描述，表达了作家对美好未来的热情憧憬。
娜嘉受到大学生萨沙的影响，理解了生活，在举行婚礼的前一天，离开古老沉滞的家乡和俗不可耐的未婚夫，放弃了个人渺小的“幸福”，到首都去寻找真正的生活。她坚信自由自在的生活“迟早是会到来的”，“到那时候，人就可以勇敢而直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
尽管娜嘉追求的新生活目标仍不明确，但在1905年*风暴的前夕，娜嘉的追求能召唤人们弃旧图新。
总而言之，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是对*的社会和时代特征真实而深刻的反映。他所塑造的一系列大学生、教师、作家、诗人、医生、画家、建筑师等知识分子形象，都是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意义。
他从知识分子庸俗猥琐，写到他们的软弱动摇；从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写到他们的思想探索；从知识分子的精神觉醒，写到他们的新生。
这些主人公性格的变化，反映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无产阶级*过渡时期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变迁，是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初*社会的一部形象化的历史，具有深刻的意义。
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发人深省，警策于心，帮助同时代人认识自己，也启迪后人借鉴他们的思想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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