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8-20 23:08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8-24 08:34
从先秦的“诗言志”到魏晋的“诗缘情”体现了文学理论批评怎样的发展特征如下:
对于诗歌的作用,《尚书》中最先提出了“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主张,《毛诗序》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释:“诗者,志之所至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简而言之,所谓“诗言志”就是要求诗歌应起到“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之实际功用。
这一发端于先秦的“诗言志”说在经过《毛诗序》的加工与儒家的阐发之后,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上的主流诗学理论,这种以功用性为代表的诗论观念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文学发展。
“诗缘情”说的提出确实对“诗言志”之说产生了冲击,以至于后世学者经常将二者相对立。清代学者纪晓岚认为“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自陆平原缘情一语,引人歧途”,就是在批评陆机所提出的“诗缘情”说将诗歌引入歧途。
其实,这种批评是不准确的。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何为“诗缘情”。刘运好先生从佛教中对“缘”的阐释出发,认为“缘”即是“缘因之略”,所谓的“诗缘情”就是“诗因缘于情——由情而生,情因缘外境——因物而感”。
也就是说,诗歌源于诗人因心外之物的变化而触动内心所生发出来的真实情感。
所以,“诗缘情”所强调的其实是诗歌的产生来源于诗人的主观性情,其理论的侧重点在于阐释诗歌的成因而非诗歌的功用。陆机在《文赋》之中其实也有对于“言志”的表述,“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依孔安国解释,这里的“典坟”主要指的正是儒家之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