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不出的泥潭——美国70年代“大滞胀”解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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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17 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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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05 00:31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才是真正的「未来学」。在后疫情时代,美国的通胀问题“高烧不退”,经济下行的趋势,让我们不禁回想起1965年至1982年那段被称作“大滞胀”的历史时期。所谓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这个概念的形成并非偶然,其根源早在60年代就已埋下。本文将从意识形态、过度刺激、物价管制、供给冲击以及预期坍塌五个方面,追溯美国是如何逐步陷入泥潭的过程。
在6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期,得益于欧洲与日本的重建需求、全球人才技术的流入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政府对经济衰退心有余悸,而对通胀压力的认知相对不足。凯恩斯主义盛行,主张通过赤字财政刺激经济,以提高需求维持繁荣。然而,随着1965年越南战争的爆发,财政赤字与通胀压力显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脱节。
1965年至1970年,面对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采取了稳定物价的政策,坚持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成功将通胀率控制在3%以内。然而,在马丁任期的最后几年,随着政府增税与维持高福利政策的实施,财政压力加剧,马丁的加息请求遭到了来自政府、国会和各行各业的反对,导致他最终在1970年被尼克松解除职务。
接任马丁的伯恩斯主席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坚持通胀并非货币现象的观点,更倾向于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就业,以换取工资-物价的稳定。这一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增速保持在12%左右,为7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滞胀埋下了伏笔。最终,1973年底,美国经济实质已步入滞胀状态。
除了政策因素,60年代的财政与货币过度刺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通过普惠性的福利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了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越战的开支与福利竞赛的加剧,导致财政压力增大,促使政府采取低利率政策,为通胀的爆发提供了温床。
供需紊乱成为了经济困境的另一关键因素。1971年,为压制通胀和贸易逆差,尼克松实施了工资和物价冻结,但这一粗暴的价格管制措施扭曲了价格机制,打击了生产积极性,引发了供给短缺。在管制结束后,物价出现了报复性上涨,叠加需求过剩、美元贬值、全球农业歉收以及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胀率迅速攀升。
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是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1971年至1972年,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随后,1973年至1974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全球石油供应骤减,油价大幅上涨,引发了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
面对日益严重的滞胀问题,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成为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催化剂。连续多年的高通胀使居民对物价失去信心,导致通胀预期上升,人们要求涨薪以弥补损失,企业则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应对成本压力,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尤其在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强大,持续的罢工活动对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使通胀预期与现实相互强化。
综上所述,虽然“大滞胀”成因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政策等多个层面,但其本质是货币供给过度增长导致的物价上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防止信用紧缩、避免货币泛滥是避免滞胀的关键。在后疫情时代,美国的货币供应量达到了二战后的峰值,虽然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但未能形成真正的繁荣。面对核心通胀居高不下的现状,美联储需要审慎考虑其政策操作,以避免或走出滞胀困境。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05 00:32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才是真正的「未来学」。在后疫情时代,美国的通胀问题“高烧不退”,经济下行的趋势,让我们不禁回想起1965年至1982年那段被称作“大滞胀”的历史时期。所谓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这个概念的形成并非偶然,其根源早在60年代就已埋下。本文将从意识形态、过度刺激、物价管制、供给冲击以及预期坍塌五个方面,追溯美国是如何逐步陷入泥潭的过程。
在60年代,美国经济经历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黄金期,得益于欧洲与日本的重建需求、全球人才技术的流入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这一时期,政府对经济衰退心有余悸,而对通胀压力的认知相对不足。凯恩斯主义盛行,主张通过赤字财政刺激经济,以提高需求维持繁荣。然而,随着1965年越南战争的爆发,财政赤字与通胀压力显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脱节。
1965年至1970年,面对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当时的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采取了稳定物价的政策,坚持维护美联储的独立性,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成功将通胀率控制在3%以内。然而,在马丁任期的最后几年,随着政府增税与维持高福利政策的实施,财政压力加剧,马丁的加息请求遭到了来自政府、国会和各行各业的反对,导致他最终在1970年被尼克松解除职务。
接任马丁的伯恩斯主席虽然不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他坚持通胀并非货币现象的观点,更倾向于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支持就业,以换取工资-物价的稳定。这一政策导致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增速保持在12%左右,为70年代的经济过热和滞胀埋下了伏笔。最终,1973年底,美国经济实质已步入滞胀状态。
除了政策因素,60年代的财政与货币过度刺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通过普惠性的福利政策,虽然在短期内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了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越战的开支与福利竞赛的加剧,导致财政压力增大,促使政府采取低利率政策,为通胀的爆发提供了温床。
供需紊乱成为了经济困境的另一关键因素。1971年,为压制通胀和贸易逆差,尼克松实施了工资和物价冻结,但这一粗暴的价格管制措施扭曲了价格机制,打击了生产积极性,引发了供给短缺。在管制结束后,物价出现了报复性上涨,叠加需求过剩、美元贬值、全球农业歉收以及石油危机的影响,通胀率迅速攀升。
粮食和石油供给冲击是压垮美国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1971年至1972年,全球气候异常导致粮食减产,引发了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粮食危机。随后,1973年至1974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支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全球石油供应骤减,油价大幅上涨,引发了全球成本推动型通胀。
面对日益严重的滞胀问题,工资-物价螺旋上升成为了经济恶性循环的催化剂。连续多年的高通胀使居民对物价失去信心,导致通胀预期上升,人们要求涨薪以弥补损失,企业则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来应对成本压力,形成工资-物价螺旋。尤其在70年代,美国工会力量强大,持续的罢工活动对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使通胀预期与现实相互强化。
综上所述,虽然“大滞胀”成因复杂,涉及政治、经济、政策等多个层面,但其本质是货币供给过度增长导致的物价上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防止信用紧缩、避免货币泛滥是避免滞胀的关键。在后疫情时代,美国的货币供应量达到了二战后的峰值,虽然短期内刺激了需求,但未能形成真正的繁荣。面对核心通胀居高不下的现状,美联储需要审慎考虑其政策操作,以避免或走出滞胀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