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韦庄《秦妇吟》的艺术成就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2-05-06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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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09-29 01:57

《秦妇吟》是晚唐诗人韦庄的代表作，也是唐代泱泱诗国最长的一首叙事诗。尽管该诗因内容的复杂而横遭非难，可是它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却不出当代就产生了非凡的轰动效应：许多人家的屏风、幛子上都写有这首诗，“流于人间，疏于屏壁”，“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杜牧《唐故平庐军节度巡官陇西府君墓志铭》述李戡之语）；连边远的敦煌地区，都流传着10种该诗的手抄本（参见《〈秦妇吟〉敦煌写卷的新发现》，载《光明日报》1983年６月７日）；李唐贵族也恼羞诗内“天街踏尽公卿骨”之类的诗句（见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韦庄本人竟深怕轰动背后藏杀机，派家人四处回收抄本，不准其弟将该诗编入自己的诗集（同前）。这首七言古诗全长238句，1666字，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146句，1022字，写黄巢义军攻占长安、主人公秦妇被掠为新贵眷属的经过；后半部92句，644字，写秦妇逃出长安，东奔洛阳沿途的见闻和感想。从叙事诗应具备的艺术特色着眼，长诗极富功力地塑造了三位代表不同社会层面的典型人物；编织了深情委婉的既现实又离奇的故事情节；使用许多具有音乐旋律美的佳句铺排人物、故事、场景，集中体现了唐代诗歌艺术的博大与完美。诗中主人公秦妇是一位美丽、善良、坚强的贵族姬妾。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把她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她的性格由懦弱渐渐变为坚强。生活又*她四处漂泊，其思想又由不谙世事转为深味人间苦涩。开篇的“斜开弯镜懒梳头，闲凭雕栏慵不语”浮雕般地再现了她的贵族姿容。如此娇嫩的弱女子，面对刀光血影的兵灾抢掠，只能“不敢踟蹰久回顾，旋梳蝉鬓逐军行”（文内《秦妇吟》诗句一律不注明）。但是，沦为新贵眷属之后，压抑的内心逐渐萌生了怨愤：“夜卧千重剑戟围，朝夕一味人肝脍。鸳帷纵入岂成欢，宝货虽多非所爱。”这一段由腹诽到诅咒，由憎恨到出逃的性格成长逻辑，正是秦妇在矛盾旋涡中不断成熟的标志。当她来到华阴县，投宿山神庙中，听了山神一番无奈的申诉之后，时灾震撼了她的心灵：“妾闻此语愁更愁，天遣时灾非自由。神在山中犹避难，何须责望东诸侯。”此后，当她再度前行，来到新安县，向田间老翁乞食壶浆，听到老翁一段哭诉之后，使她又一次产生了理念上的升华：“妾闻此老伤心语，竟日阑干泪如雨。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不难看出，秦妇作为一名封建时代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女性，有着足够的概括性：作者既可以托己寓妇，通过秦妇的颠簸无依，寄托个人前半生的辛酸；又可以化众为一，借助秦妇的含辱忍垢，表达出广大妇女在战争年代所遭受的种种不幸。金天神是一位颇具浪漫色彩的奚落对象。按常情讲，作为一尊“神”，自然会力大无比，可以主宰天上与人间的一切。可是这位山神爷，眼下自身难保。他既不能制止*横行，又不会降福于民。作者的弦外之音是：这样的山神有何用？但是，“皇权神授”一向是封建时代的统治思想。秦妇的仰赖于神，神的*为力，恰与屈原在《离*》里骂天国门子具有异曲同工之妙。郭沫若先生认为这一形象塑造得“很有趣”，“落难女子向金天神求保佑，金天神说‘不行，我也要准备去逃难了’”（见《人民文学》1959年１月号《郭沫若谈〈秦妇吟〉》）。仔细品味，这里包孕着作者极为丰厚的难言之隐：它可以有作者虔诚的忠君意识，可以有对李唐王朝岌岌可危的深切忧虑，还可以有怨恨关东诸侯的见死不救、坐观时变、以收渔翁之利。总之，这一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内心深处忧患意识的曲折映现。新安翁是在战火中苟延活命的中、小地主代表。这些人虽然平时很富有：“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但一遇到兵燹，也是遭害最为深重的一个阶层，因为无数兵家所必需的粮草钱财，多半要从盘剥他们得到补充。对此，诗中形象地描绘道：“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义军如此，官军又如何呢？“入门下马若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令人感叹良深的是：“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朝饥山草寻蓬子，夜宿霜中卧荻花。”老翁的这些痛苦呼告，既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也是作者体恤百姓的感情流露。叙事诗还应立足于讲故事。但是，中国诗歌却一向以“言志”、“缘情”为主，直到中、晚唐，才逐渐由清空的抒情，转向较为写实的叙事。像白居易就因“拙于纪事，寸步不遗”（宋苏辙《诗病五事》）而遭到后人非难。其实，这正是新型笔调由市井转向朱门、宫廷的一种浸润。可以想见，生当晚唐的韦庄，受到这股诗潮的影响，在敷演情事方面可谓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了。它的继承，是指情节紧凑、单一，处处显示着人物在生死场上的不懈搏击，十分扣人心弦。为此，作者铺排了三个情节*：第一*是在长安城破之日，“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的危难关头，主人公竟能得全于刀锯，这是“九死一生”；第二*是在主人公熬过三年“终日惊忧心胆碎”的日月之后，又终于逃出了人吃人的死城长安，这也恰似“虎口余生”；第三个*是在眼见饥馑遍野，无路可走之时，偏偏遇到金陵来客的明言指点，这更是“绝途逢生”。如此简括且不乏味的情节波澜，正是对传统的单线故事情节的良好继承。这对渲染兵连祸结、生民惨遭涂炭的创作主旨极为有利，也是长诗具有社会批判价值的直接体现。它的创新，在于以倒叙法取代平铺直叙法；以主人公自叙取代作者的转叙。历数先秦至汉、唐众多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多采用平铺直叙法；该诗则不然，它开篇即安排主人公与作者在洛阳城郊相遇，借以引出主人公倒叙从长安开始的有头、有身、有尾的故事。这样布局，能作到首尾圆合，使结末的主人公与作者，仍可同趋江南乐土，从而给读者以“整一性”的印象。此外，诗中以人物自叙代替作者讲叙，也是对传统的“作者即人物”的一种摒弃。叙事诗既然要塑造典型，就应该让人物在情节的推衍中渐次显露独有的风采。他们的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当是典型性格的再现，而不是作者本人简单的参与。这种取代，多来自唐代变文和民间说唱故事的影响，也是作者不停留于生活的实在性，进而创造性地去提炼生活的可能性的一种可喜的进步。最后是长诗的语言具有抑扬、顿挫、徐疾等方面的旋律美。《文心雕龙·声律》篇说：“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此言颇中肯綮。所谓“异音相从”是指语言的节奏；所谓“同声相应”，是指语言的韵律。长诗在这两方面所构成的多种旋律，为人物、情节、场景起到了很好的烘托作用。先说节奏。作者总能在乎仄和对仗中，给人以匀称、错落的美感。以平仄而论，主要是借助于每个字音在调值上的高低长短，使得高与低、长与短彼此两两相配。具体讲，则是每当出句是平脚时，对句一般则要配之以仄脚的；反之亦然。试以诗中秦妇来到华阴县的开头两联为例：明朝晓至三峰路，（平平仄仄平平仄）百万人家无一户。（仄仄平平仄仄平）破落田园但有蒿，（仄仄平平仄仄平）摧残竹树皆无主。（平平仄仄平平仄）再以对仗而论，主要是利用字词的同类概念和对立概念，使每两个音节（或单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个节奏单位则相当于一个双音词（或单音词），甚至是词组。例如，描写长安城破时一片慌乱情景的诗句：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这样诵读，便可求得音响节奏和意义单位的基本一致，也可产生行云流水般的明快感。整体来讲，古体诗不同于近体诗。古体的平仄和对仗都较宽松；但不少风格高古的诗家，还多着意于粘对，因为，只有粘对才可以使声调多样化：如果不“粘”，前后两联的平仄就雷同了；如果不“对”，上下两句的平仄也雷同了。再说用韵。这是指韵部相同的字，在诗句尾端反复出现，也就是通常说的“押韵”。它可以从音响的回还往复、前呼后应之中，给人以复沓的美感。长诗基本采用四句一换韵的“入律”写法，使平韵和仄韵交替出现。正如王力先生所讲：“这种仄韵和平韵交替，四句一换韵，到后来成为入律古风的典型。”（《古代汉语》下册，第二分册，第１４５３页）如果说，音乐上的二重奏会给人以听觉上的协调感，那么押韵合辙的诗歌也会给人以类似的感受。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稹的《连昌宫词》等“元和体”叙事长诗，无一不具备上述特征。由此可见，韦庄的《秦妇吟》不仅突破了中国古典诗歌重抒情、轻叙事的传统，跃居唐代叙事诗之首位，而且还凭着它在中国诗史上第一个有主名的优势，堪与“长诗之圣”《孔雀东南飞》（该诗无主名，字数仅比《秦妇吟》多不足百字）媲美。正如韦庄当年所宣称的那样：“我有歌诗一千首……斑斑布在时人口。”（《韦庄集·乞彩笺歌》）可以想见，这千首诗中最脍炙人口的要算《秦妇吟》了，因为他以此诗赢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称。有满意答案又不采纳，以后会没人敢回答的，希望对您有帮助，望采纳，您的采纳将是我们回答的动力

热心网友时间：2023-09-29 01:57

　　《秦妇吟》无疑是我国诗史上一才华横溢的长篇叙事诗之一。长诗诞生的当时，民间就广有流传，并被制为幛子悬挂；作者则被呼为“秦妇吟秀才”，与白居易曾被称为“长恨歌主”并称佳话。其风靡一世，盛况空前。然而这首“不仅超出韦庄《浣花集》中所有的诗，在三唐歌行中亦为不二之作”（俞平伯）的（秦妇吟），却厄运难逃。由于*缘故，韦庄本人晚年即讳言此诗，“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幛子，以此止谤”（《北梦琐言》）。后来此诗不载于《浣花集》，显然出于作者割爱。至使宋元明清历代徒知其名，不见其诗。至近代，《秦妇吟》写本复出于敦煌石窟，真乃天幸。
　　从公元880年（唐僖宗广明元年）冬到公元883年（中和三年）春，即黄巢起义军进驻长安的两年多时间里，唐末农民起义发展到*，同时达到了转折点。由于农民领袖战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军的疯狂*，斗争残酷，而百姓蒙受着巨大的苦难和悲惨的牺牲。韦庄本人即因应举羁留长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卧病，他便成为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社会巨变的目击者。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他离开长安的第二年，即中和三年，在东都洛阳创作了这篇堪称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诗。在诗中，作者虚拟了一位身陷兵中复又逃离的长安妇女“秦妇”对邂逅的路人陈述其亲身经历，从而展现了那一大动荡的艰难时世之各个方面。总之，《秦妇吟》既是一篇诗体小说，当然具有纪实性质。全诗共分五大段。首段叙述诗人与一位从长安东奔洛阳的妇人（即秦妇）于途中相遇，为全诗引子；二段为秦妇追忆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前后的情事；三段写秦妇在围城义军中三载怵目惊心的各种见闻；四段写秦妇东奔途中所见所闻所感；末段通过道听途说，对刚刚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线希望，为全诗结尾。
　　《秦妇吟》用了大量篇幅叙述了农民军初入长安引起的*。毫无疑问，在这里，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场，是以十分敌视的态度看待农民*的。由于戴了有色眼镜，即使是描述事实方面也就不无偏颇，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根据封建时代正史（两唐书）记载，黄巢进京时引起坊市聚观，可见大体上做到井然有序。义军头领尚让慰晓市人的话是：“黄王为生灵，不似李家不恤汝辈，但各安家。”而军众遇穷民于路，竟行施遗，唯憎官吏，黄巢称帝后又曾下令军中禁妄杀人。当然，既是*，便难免流血；加之队伍庞大，禁令或不尽行，正如《新唐书·黄巢传》所记载“贼酋择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总或不免。而韦庄却抓住这一端作了“放大镜”式的渲染：
　　适逢紫盖去蒙尘，已见白旗来匝地。扶羸携幼竞相呼，上屋缘墙不知次。南邻走入北邻藏，东邻走向西邻避。北邻诸妇咸相凑，户外崩腾如走兽。轰轰琨琨乾坤动，万马雷声从地涌。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烟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秦妇”的东西南北邻里遭到烧杀掳夺，几无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个长安城就只有嘶杀声与哭喊声。由于作者把当时的一些传闻，集中夸大，不免失实。但是，就在这些描述中，仍有值得读者注意的地方。在农民起义风暴的席卷下，长安的官吏财主们的惶惶不可终日的仇视恐惧心理，得到了相当生动的再现。在他们眼中，不仅起义军的“暴行”令人发指，就连他们的一举一动，包括沿袭封建朝廷之制度，也是令人作恶的：“衣裳颠倒语言异，面上夸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兰省诸郎皆鼠魅。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诗中表现的统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仇视心理，可谓入木三分。这段文字，却从另一个角度，生动地反映出黄巢进入长安后的失策，写出农民领袖是怎样惑于帝王将相的错误观念，在反动统治阶级力量未曾肃清之际就忙于加官赏爵，作茧自缚。由此发现诗中涉及这方面的内容相当丰富，它还写到了农民起义军是怎样常处三面包围之中，与官军进行拉锯战，虽经艰苦卓绝的奋争而未能解围；他们又是怎样陷入困境，自顾不暇，也就无力解民于倒悬，致使关辅人民饿死沟壑、析骸而食；以及他们内部藏纳的异己分子是如何时时在祈愿他们的失败，盼望恢复失去的天堂。而这些生动形象的史的图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们体现出作者的才力。
　　正如上文所说，《秦妇吟》是一个*时代之面面观，它的笔锋所及，又远不止于农民军一面，同时还涉及了封建统治者内部矛盾。韦庄在描写自己亲身体验、思考和感受过的社会生活时，违背了个人的*同情和阶级偏见，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军和割据的军阀。诗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们的罪恶有甚于“贼寇”黄巢。《秦妇吟》揭露的官军罪恶主要有二：其一是抢掠民间财物不遗余力，如后世所谓“寇来如梳，兵来如篦”。诗中借新安老翁之口控诉说：“千间仓兮万斯箱，黄巢过后犹残半。自从洛下屯师旅，日夜巡兵入村坞。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风吹白虎。入门下马如旋风，罄室倾囊如卷土。家财既尽骨肉离，今日残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万家。”
　　其二便是杀人甚至活卖人肉的勾当。这一层诗中写得较隐约，陈寅恪、俞平伯先生据有关史料与诗意互参，发明甚确，扼要介绍如下。据《旧唐书·黄巢传》，“时京畿百姓皆寨于山谷，累年废耕耘。贼坐空城，赋输无入，谷食腾踊。米斗三四千。官军皆执山寨百姓鬻于贼，人获数十万”。《秦妇吟》则写道：“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刲人肉”、“夜卧千重剑戟围，朝餐一味人肝脍”，而这些人肉的来源呢？诗中借华岳山神的引咎自责来影射讽刺山东藩镇便透漏了个中消息：“闲日徒歆奠飨恩，危时不助神通力。寰中箫管不曾闻，筵上牺牲无处觅。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俞平伯释云：“筵上牺牲”指三牲供品；“无处觅”就得去找；往哪里去找？“乡村”，史所谓“山寨百姓”是也。“诛剥”，杀也。“诛剥生灵过朝夕”，以人为牺也，直译为白话，就是靠吃人过日子。以上云云正与史实相符。黄巢破了长安，珍珠双贝有的是——秦妇以被掳之身犹曰“宝货虽多非所爱”，其他可知——却是没得吃。反之，在官军一方，虽乏金银，“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万家”，新安如是，长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于是官军大得暴利。
　　凡此两端（抢掠与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军与人民对立的本质。而韦庄晚年“北面亲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属，亦在此诗指控之列。陈寅恪谓作者于《秦妇吟》其所以讳莫如深，乃缘“志希免祸”，是得其情实的。
　　韦庄能写出如此具有现实倾向的巨作，诚非偶然。他早岁即与老诗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仪杜甫，寓蜀时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妇吟》这首诗正体现了杜甫、白居易两大诗人对作者的影响，在艺术上且有青出于蓝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