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纪念老友钱玄同作《最后的十七日》现保利春拍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8-20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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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8-22 21:04

　　这份手稿是周作人在1939年4月28日为纪念老友钱玄同而作，发表于同年5月26日《实报》上，后由作者收入《药味集》洋洋六纸，尾页上盖了方朱文知惭愧的小印，想必另有所寄：

　　我认识玄同很久，从光绪戊申在《民报》社相见以来，至今已是三十二年，这其间的事情实在太多了，要挑选一两点来讲，极是困难。要写只好写长篇，想到就写，将来再整理，但这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我还没有这馀裕。第二，因为我自己暂时不想说话。《东山谈苑》记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这件事我向来很是佩服，虽是讲玄同也总要说到我自己，不是我所愿意的事。所以有好几回拿起笔来，结果还是放下。但是，现在又决心来写，只以玄同最后的十几天为限，不多讲别的事，至于说话人本来是我，好歹没有法子，那也只好不管了。

　　释文节录

钱玄同像

　　钱玄同是钱夏，自称疑古玄同，浙江吴兴人，他与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师从章太炎，曾任北大教授，《新青年》杂志编辑，当年如果没有钱玄同敦促周树人写稿，也许不会有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的诞生，更不会有鲁迅这个笔名，他化名旧派文人王敬轩，与好友刘半农在《新青年》共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以新旧文学的各自立场展开论战，最终让新派取胜，为新文化运动留下一抹重彩，从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猛士，然而这个猛土恰恰是个病夫，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病变、视网膜炎等疾病缠身，但此君最大的毛病，竟是说话非常偏激，宣称中年以上的人趋于固执与专制，就会退化为思想革新、社会进化的绊脚石，主张人过四十便该死，不死也该枪毙，他年届40，朋友们也打算在《语丝》周刊发一期钱玄同先生成仁专号，还特意准备了十分滑稽的挽联、挽诗、祭文，不料尚未刊出，消息己经扩散流传，大家信以为真，以致相互转告，友人、学生纷纷致电吊唁，成了一出轰动全国的闹剧。到了玄同41岁生日那天，胡适还专门作了一首《亡友钱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给他：

　　玄同：生离死别，忽忽一年，际此成仁周年大典，岂可无诗!援笔陈词，笑不可仰：

　　该死的钱玄同!怎么至今未死?

　　一生专杀古人，去年轮着自己。

　　可惜刀子不快，又嫌投水可耻。

　　这样那样迟疑，过了九月十二。

　　可惜我不在场，不曾来监斩你。

　　今年忽然来信，要作成仁纪念，

　　这个倒也不难，请先读封神传。

　　回家先挖一坑，好好睡在里面，

　　用草盖在身上，脚前点灯一盏

　　草上再撒把米，瞒得阎王鬼判。

　　瞒得四方学者，哀悼成仁大典。

　　年年九月十二，到处念经拜忏，

　　度你早早升天，免在地狱捣乱!　　

　　钱玄同为人坦荡，且诙谐豪爽，比周作人小两岁，偏偏又与周作人兴趣相投，过从甚密，周作人与鲁迅分手后，钱氏亦渐渐疏远了鲁迅，一次鲁迅偶遇钱玄同，两人竟为名片署名的小事产生嫌隙，相互调侃，闹得不欢而散，结果鲁迅仍在写给许广平信中忿忿说他：胖滑有加，唠叨如故，也在抄给别人的诗中依旧嘲讽：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到了这份上，友谊的小船说翻那就翻喽。这点看来周作人算得上真正懂得钱玄同的好朋友：

　　玄同的文章与言论平常看去似乎颇是偏激，其实他是平正通达不过的人。近几年和他商量孔德学校的事情，他总是能得到要领，理解其中的曲折，寻出一条解决的途径，他常诙谐的称为贴水膏药，但在我实在觉得是极为难得的一种品格

　　另一封钱玄同致周作人的信札，也是关于孔德学校内部纷争的事情，如果按钱氏解决方法，那真的既简单又明了，一睹为快：

　　自马九当国时，弟即从不问校政，此时依然持此态度也，弟已函对(王)公，发宽单以外，尚宜速图自己以后生活问题，勿株守也，不知他肯听我忠告否?兄谓此事应取决于学长，此说最通，弟谓更干脆的办法，(杨)与(王)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沈)与(马)也扭住辫子打上一架。我们但在黄鹤楼上看翻船可也(但此一段话，只可四知不可过于四也。。

　　所谓四知者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也，看了钱氏此段奇葩文字实在令人忍俊不禁。

　　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52岁。《最后的十七日》一文中有记叙：

　　十七日晩得钱太太电话，云玄同于下午六时得病，现在徳国医院。九时顷我往医院去看，在门内廊下遇见稻孙、少铿、令杨、炳华诸君，知道情形已是绝望，再看病人形势刻刻危迫，看护妇之仓皇与医师之紧张，又引起十年前若子死时的情景，乃于九点三刻左右出院径归，至次晨打电话问少锉，则玄同于十时半顷已长逝矣。我因行动不能自由，十九日大殓以及二十三日出殡时均不克参与，只于二十一日同内人到钱宅一致吊奠，并送去挽联一副，系我自己所写，其词曰：

　　戏语竟成真，何日得见道山记。

　　同游今散尽，无人共话小川町。

　　这挽对上本撰有小注，临时却没有写上去。上联注云：

　　前屡传君归道山，曾戏语之曰，道山何在，无人能说，君既曾游，大可作记以示来者。君殁之前二日有信来，覆信中又复提及，唯寄到时君已不及见矣。

　　下联注云：

　　余识君在戊申岁，其时尚号德潜，共从太炎先生听讲《说文解字》，每星期日集新小川町《民报》社。同学中龚宝铨、朱宗莱、家树人均先殁，朱希祖、许寿裳现在川陕，留北平者唯余与玄同而已。每来谈，常及尔时出入《民报》社之人物，窃有开天遗事之感，今并此绝响矣。

　　挽联共作四副，此系最后之一，取其尚不离题，若太深切，便病晦或偏，不能用也。

　　一对老友， 一段文字，一份深情跃然纸上 ，一般俗人那是写不出的，笔者以为周氏的文风从冲淡入手，直抒性灵，行文时时浮现东方人特有的暖意和趣味，形成独有的知堂风骨，其文学价值不可小视。

周作人像

　　一团和气、温良谦恭的周作人不苟言笑，常以忠恕之道待人，从不大声说话，大概是沙滩红楼内外同仁共有的印象。周氏生于乱世，恪守着一块属于自己的心灵园地，从五四激进回到平和，由平和化为绝望，本想绕开绝望，却不幸又陷入附逆的绝境，木然走了一条苦路，就像他在一篇《闲话》里说过的忍辱与苦恐怕在人类生存上是一个重要的原素，正如不肯忍辱与苦是别一个重要的原素一样。周作人常说自己的文字，貌似冲淡、闲适，往往误人，读过他散文的人谁都能感觉到其中晦涩的苦味，闲适只不过是空灵的幻觉，茫茫苦海中哪里容得下他的一丝清闲呵。

　　七七事变爆发，北平的文人学者纷纷南下，已在南方的友人驰书敦促周作人离平，郭沫若在《国难声中怀知堂》发出了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慨叹，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十八人甚至还联合发表了致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胡适从英伦也寄来了一首白话诗：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周作人似乎并未接受这个劝说，回了一首《苦住庵吟》，奉答藏晖居士(藏晖为胡适化名之一)：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终以家累甚重，有老母寡嫂需要奉养为辞，打定主意在北平苦住下去了。在给陶亢德的信中写道：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其消极遁世的行为黯然淹没了周作人的苦茶淡酒，使他在文坛上的声光失色，从此一蹶不振了。

　　以上诗的写作时间正处抗战军兴的前夕，有关去留的大局，想必周作人一定深思熟虑，结果又如何呢?答案很明确，遵循佛经教戒乐行不如苦住，一介书生不谙政治，那他对国家对社会既无大利又无大害。就算在苦住庵里喝喝苦茶也算不错，若要把苦茶换成苦果，也只好由自己吞了，并且很难获得国人的曲谅。正如老人的弟子张中行曾经说过的所谓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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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晚年曾请人刻过三方内容相同的印章：寿则多辱，取《庄子》尧对封人之言，且在文章中多次引用过，文革开始，周作人理所当然在刧难逃，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老人惨遭小将皮鞭、棍子抽打，并把他赶进自己家的澡堂，睡在木铺板上熬过大半年，直到67年5月6日猝然倒地，卒年八十三岁，这个结局没有出乎老人预料，竟成谶语。

　　不以人废言，周作人散文所达到的高度，所具的光彩，至今依然动人，不以人废史，周作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的地位也是不容轻易抹去的，周氏虽非书家，而字神清骨秀，温润可喜，不乏晋唐人风致，卓然自成一家面目，今始现周氏所作《最后的十七日》妙文，书法亦佳，识者当知之!或许这正是得到它的最后一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