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08-20 03:44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08-23 02:36
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毫无疑问是中国人进一步摆脱蒙昧意识的思想解放运动。从产生百家争鸣的社会外部环境而论,当时的中国弥漫着一种自由、民主的气氛。比如,扶持稷下学宫的齐国统治者,对士人自由的议学议政给予相当的宽容,表露出较浓的民主气息——当然,在这“民主”之前,需冠以“原始的”3个字:它与我们今日所讲的民主,尚有很大的区别。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百家争鸣的结果,并非政治民主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活跃,相反地却促进了君主专制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完备。百家争鸣的重要“议题”之一,是如何强化和完善君主制。当时的思想家除极少数人,如农家,曾向君主制提出质疑外,大多数人几乎都视君主制度为一种当然的理论前提,都未从制度上对君权的存在表示否定性的意见。
争鸣者还往往都反对争鸣,以为争鸣现象的出现,不是好事。我们来看一下诸子有关的一些议论。
《孟子·滕文公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作:出现)……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未仕或不仕的人)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意谓扦御)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孟子以为,由于世道的衰落,荒谬的学说、残暴的行为就起来了。自那以后。圣王也不再出现,诸侯无所忌惮,一般士人也就乱发议论,于是,杨朱、墨翟的学说充满天下。孟子将不同于己的诸子学说。视为“邪说”、“淫辞”,将士人自由、大胆地发表言论,看作世道衰微的结果。孟子表示要担当起放逐“淫辞”、“邪说”的重任,捍卫古代圣人的学说。
《孟子》的这段话,虽主要在于批评杨朱“为我”和墨子“兼爱”的理论,但由此也表露出他对当时百家争鸣的状况十分憎恶。
庄子认为百家争鸣因“天下大乱”而引致。专讲先秦学说的《庄子·天下篇》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晋人郭象注:“裂,分离也。道术流弊,遂各奋其方……”唐人成玄英疏:“儒、墨、名、法,百家驰骛,各私所见,咸率己情,道术纷纭,更相倍谲,遂使苍生措心无所,分离物性,实此之由也。”
荀子也著有专门评述先秦诸子学说的文章《非十二子》。“非”,乃批评之意。此文开篇就说:“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蟊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荀子列举了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12人,指斥他们是借乱世以惑众。
韩非更是反对人民都去从事智力活动,而不干耕战等体力劳动。他说:“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所以他提出:“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显然,韩非对百家争鸣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综上所述,得益于百家争鸣自由空气的先秦诸子,却对百家争鸣现象本身颇多贬意,或者完全予以否定。他们以为真理只握在自己一人(或自己所属学派)之手,其余的都是“淫辞”、“邪说”,必须禁绝。
先秦诸子的这种惟我独尊意识,与他们所论证和鼓吹的君主制度正相契合。它揭开了中国古代思想界“独尊”局面的序幕。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可以在先秦诸子的独尊意识中找到某些“前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