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改稻为桑和毁堤淹田背后不得不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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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9-28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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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9-29 19:30
在微博上看到一则消息，提到某券商宏观研究小组通过研究内阁阁老们的履历来分析国内各地区的信用风险。过去听说过券商研究19大报告，但现在不掌握19大报告内容几乎无法从事相关工作。个人认为，要真正理解中国，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学理论，而是应该多阅读明史。在嘉靖年间，明朝官僚体系已经从明初的农民军和知识分子转变为完全的职业官僚群体。
在介绍完文章背景后，接下来谈谈改稻为桑的问题。改稻为桑，即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因为蚕丝价格高于大米，农民可以从中获益，国家也可以通过出口丝绸赚钱。然而，在地方层面，这项*却难以推行。为什么？因为农民担心改种桑田后大米价格上涨，蚕丝价格下跌，导致生活无着。*制定者严党和府县一级是否知情？当然知道。那么，为什么还要推行这项*？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如果不改行吗？不行，因为财政亏空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皇帝是否知情？当然知情。他不仅知道财政亏空，还知道下面会采取暴力手段推行*。
皇帝为什么愿意推行这项*？因为他更在乎国家稳定，财政亏空的国家无法维稳，甚至可能连维稳经费都拿不出。弥补财政亏空后，他还能从中获益。如果无法弥补财政亏空，连给他工作的*都可能跑掉。总之，皇帝并不在乎农民是否赚钱，他在乎的是国家机器是否运转正常，所以他才会推行这项*。严党也不在乎农民是否赚钱，他们更在乎自己的脑袋是否安全。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他们必须满足皇帝的要求，想方设法让皇帝开心。如果皇帝不开心了，他们可能会被踢出权力中心。省一级和府一级*同样不在乎农民是否赚钱，他们更在乎自己能否升官，今年的考核指标是否能够达标。既然今年的桑田不收税，那么他们的税务指标就没有问题，只要保证蚕丝产量足够出口即可。县一级*可能希望农民赚钱，因为农民赚钱的最大利益来自于他们。尽管如此，他们也可能不在乎农民是否赚钱，但他们最不希望看到农民饿肚子，因为农民饿久了可能会造反。然而，为了升官，他们不得不推行这项*。（这就是《是！首相》中提到的悖论，机关最关心的是与该机构存在永久性合作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部门，而不是纳税群体。）
然而，在推行过程中，地方发现了一个问题：农民自家种出的桑质量不达标，无法用于出口。因此，地只能被沈老板购买，也就是所谓的国有化。然而，沈老板的资金不足，好田买不了那么多。怎么办？只能将好田变成劣田——毁堤淹田。虽然这伤天害理，但在乌纱帽面前，只能让百姓受苦。假设在和平年代，这样的*或许还能推行三五年，但在嘉靖年间，内忧外患，财政紧张，只能以一年为期。于是，悲剧发生了。我认为毁堤淹田主要是*制定者和执行者目标差异导致的，执行者的目的是达到指标，而制定者的目的则更为复杂。然而，古代科举不考经济学，因此供给和价格之间的关系曲线官老爷们可能不知道，这在情理之中。但在制定改稻为桑*时，没有正确计算第一年桑田产量和所需田地面积，只能说严党急功近利，无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者制定了一条本就不科学的*，执行者为了完成指标或从沈老板那里捞钱，只能强行推动*的实施。皇帝事先是否知道毁堤淹田？我猜大概是不知道的，他是在事发之后才知道的。不过，他的态度是默许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倒自家牛奶，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倒别人家牛奶，这说明供给侧改革是传统，古已有之。
至于门清的沈首富，到了这个时候，门清也没有用。毕竟，沈首富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什么发言权。平时财大气粗，到了这种时候，他也只能任人摆布。他能否继续经营，完全取决于织造局的一句话。他和农民一样，只能顺应*，没有选择。
在大明朝，农民没有话语权。综上所述，有话语权的只剩下皇帝和海瑞。然而，在赵贞吉的推动下，这件事居然成功了。因此，赵贞吉能够进入内阁。这与他推动毁堤淹田、徽商入浙、徐老师提供坚强后盾等因素密切相关。最重要的是，他不贪，而且可以保障地方层面贪污减少，从而使这一块收入归国家所有。
总之，改稻为桑看似是一件好事，实则目的复杂且恶毒。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乱来，如果成功，收益的是财政收入、各级*的官位和他们的脑袋，而收益最小的、最不可能收益的是农民和沈首富。因此，织造局的工人不能抱怨沈老板工资低、工时长，沈老板也是一个可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