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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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9 2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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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7-02 23:06
（按年代） 人类起源于地质年代的第三纪末，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相当于更新世时期。中国当前所知人类化石产地和旧石器地点共计200余处，除新疆、海南两个省(区)外，各地都有发现，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分布很广。这些地点的地层堆积，主要有 3种类型：
①河湖相堆积。元谋猿人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地点，沉积物以粉砂亚粘土和粘土为主，猿人化石和石器出自沉积层的下部。丁村遗址和水洞沟遗址，是在黄土底部的砂砾层中发现人类化石和石器。
②土状堆积。北方是在黄土层下的红色土层中发现人类化石和石器，蓝田猿人遗址的公主岭、陈家窝村两地点都是如此。南方则在耕土层下的红土层中找到石器或化石。
③洞穴堆积。最有代表性的周口店遗址，第 1 地点(即北京猿人产地)为长约 140米、宽约 20米的巨大山洞，角砾岩堆积厚达30余米。金牛山遗址、和县猿人遗址、穿洞遗址等地点，也是比较典型的洞穴堆积。另外，大窑遗址是广泛分布于山坡冲沟的石器打制场，腊玛古猿化石地点则在第三纪褐煤层中发现古猿化石。[1]
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
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住地和葬地。广大平原地区的古遗址，常位于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处。西北黄土高原的古遗址，由于河床冲刷下沉的关系，多在距现今河床和村庄较高的二级台地上。江淮等河网地带的古遗址，常见于地势高亢的土墩 (堆)。靠近海滨和河湖岸边的古遗址，因其堆积物中包含大量的贝类介壳，在考古学上被称为“贝丘”遗址。
中国目当前所知新石器时代遗址总计约有1万余处，其中作过发掘的近千处。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大体可以分为两类：
①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地。例如：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为磁山文化发现地，河南渑池的仰韶村遗址为仰韶文化发现地，西安半坡遗址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发现地，甘肃临洮的马家窑遗址为马家窑文化及其马家窑类型发现地，青海民和的马厂塬遗址为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发现地，山东泰安的大汶口遗址为大汶口文化发现地，山东章丘的城子崖遗址为龙山文化发现地，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为中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发现地，湖北京山的屈家岭遗址为屈家岭文化发现地。
②保存较好的住地或葬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范围往往很大，面积几万、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平方米。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都由居住区、制陶作坊区和墓葬区组成，居住区的房屋环绕中心广场排列，周围又有人工挖掘的濠沟。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的房屋基址多达 240座，前仰韶阶段和仰韶文化早、中期为半地穴式建筑，仰韶文化晚期则为地面建筑。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适应江南水乡的地理条件，发现的主要是木构干栏式建筑。辽宁凌源牛河梁遗址的中心区域，有女神庙和积石群，分布范围 200多万平方米。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及其他龙山文化晚期城址，则是中国最早的城市遗迹。 夏商和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地区。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均属商代前期，都发现长、宽各1000多米的城垣以及成组的宫殿基址和其他重要遗迹。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住地及其墓葬区等，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商代方国遗存，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都曾发掘大型建筑基址、较多的墓葬以及青铜器窖藏等。应属周初燕国都城所在的北京琉璃河遗址，包括规模不大的城址和贵族墓地，有的大墓出土了记载燕国早期史实的有铭铜器。
东周列国都城遗址
几乎都建在邻近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保存情况一般较好：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侯马晋国遗址、禹王城遗址 (魏国早期)、郑韩故城遗址、赵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秦雍城遗址、楚纪南故城以及中山古城遗址、薛城遗址等。一般周长达10余公里，有夯筑城垣二重，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宫殿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并筑有宫城。布局情况大体可以分为两种类型：①宫殿区被郭城包围，例如曲阜、薛城、禹王城等；
②多数城址宫殿区在郭城的一角或一侧，城内或周围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
秦汉及以后城市遗址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都城最集中：秦咸阳城遗址、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邺城遗址(曹魏、十六国、东魏、北齐)、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北宋东京城遗址、辽上京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上京会宁府遗址、金中都遗址、元上都遗址、元大都遗址等处。通过勘察，大部城址的城垣范围城门位置、主干大道以及宫殿区、里坊和其他重要遗址的分布情况已基本清楚。两汉时期的长安和洛阳，宫城约占全城的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基本上属于帝王和贵族的专用城市。大约从曹魏邺城开始，都城布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唐代的东西两京，宫城和皇城约占全城十分之一，已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都城由宫城和外郭二重演变为由宫城、皇城和外郭三重组成。宫城由包括多处并分布在城区南部演变为集中于城区北部和中部，并以南门为正门，门前大街为全城的中轴线。居民区和商业区则由位于城区北部改为位于城区的南部，区划和排列也由不规整趋于规整。历代都城城内及其附近的重要遗址，作过大规模发掘的颇为不少，例如：秦咸阳的宫殿遗址、汉长安的未央宫遗址、武库遗址和王莽九庙遗址、洛阳的东汉灵台遗址、北魏永宁寺遗址、唐长安的大明宫遗址、兴庆宫遗址、青龙寺遗址和西市遗址等。
秦汉及以后时期的地方城邑遗址遍及全国各地，特别是边远地区的城邑、长城及其沿线的烽燧，在历史研究和考古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汉代的如崇安汉城遗址、西海郡故城遗址、楼兰故城遗址以及居延遗址、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唐代的如西北的北庭故城遗址、高昌故城和雅尔湖故城，西南的太和城遗址(南诏)，东北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还有东北地区汉代以后的高句丽前期王都丸都山城、金代蒲与路故城遗址等。它们或为边陲重镇，或为方国都城，在建立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在历史上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阿里地区的古格王国遗址，现有建筑群残迹数量之多，各类遗迹、遗物保存情况之好，都是已知古遗址中甚为罕见的。 年代较早的古代城址，几乎都曾发现制陶、制铜、制铁和铸钱等手工业遗址，但远离城市的大型手工业遗址则以烧制瓷器的窑址为多。窑址往往分布在较大的范围内，出土有大量的窑具和残次瓷器，有的还发现加工原料、制坯成型及施釉的作坊遗迹。制瓷工业出现于东汉的晚期。初期主要集中在今浙江东北部。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南方许多省区 (江苏、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四川等地 )都发现有瓷窑遗址。隋唐时期，制瓷业在北方得到迅速发展，发现多处瓷窑址,并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特点。宋代制瓷业达到繁荣时期，已发现的瓷窑址分布在十几个省、区，数量达几百处，不但形成有特色的窑系,而且出现了一批名窑。明代以后,民营窑场激增，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各窑系的多数名窑则日趋衰落，只有景德镇成为著名的瓷都。作过调查发掘的代表性窑址主要有：东汉时期即已烧制青瓷的浙江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宋代几大名窑中的浙江龙泉大窑龙泉窑遗址、河南禹县钧台钧窑遗址、宝丰清凉寺汝窑遗址、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杭州乌龟山南宋官窑遗址，还有以创烧影青瓷闻名的景德镇湖田窑址；重要的民间窑址有：陕西耀县黄堡镇耀州窑遗址、长沙铜官窑遗址、四川邛崃什邡堂邛窑遗址、福建德化屈斗宫德化窑遗址、建阳水吉乡建窑遗址、江西吉安永和镇吉州窑遗址、河北邯郸观台镇磁州窑遗址等民间窑址。
烽火台（the Beacon Tower）遗址
什么是烽火台？
又称烽燧，俗称烽堠、烟墩，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重要消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烽火台是为防止敌人入侵而建的，遇有敌情发生，则白天施烟，夜间点火，台台相连，传递讯息。 “烽火”，古代边防报警的两种信号,白天放烟叫“烽”,夜间举火叫“燧”。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 烽火，也叫烽燧，是古代军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即敌人白天侵犯时就燃烟（烽），夜间来犯就点火（燧）以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烽火台在汉代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并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明代则一般称作烟墩或墩台（西北明代墩台，大的还有御敌之功能，小的则只有?t望而无点烽火之功能）。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明代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守台士兵发现敌人来犯时，立即于台上燃起烽火，邻台见到后依样随之，这样敌情便可迅速传递到军事中枢部门。 烽火台的形状因时因地而不同，大体为方、圆两种。 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特别是汉代，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有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秦汉时有建在长城上的），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成都发现唐代园林遗址(图)
刘陈平摄（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成都7月13日电（记者李倩薇）13日，记者从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了解到：在位于成都市一环路内的通锦路，发现一处修建于盛唐时期的人造园林遗址，考古研究员认为该遗址很可能是千年古刹万佛寺的园林。 自今年3月开始发掘，至7月上旬发掘结束，共发掘约2500平方米的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全长90米的唐代砖砌沟渠和一处人工池塘。水渠形状蜿蜒曲折，分岔为两路，最宽处近6米，最窄处不足1米，深1.6米，砌砖以唐砖为主，间杂有南北朝时期的花纹砖。发掘区北部现存一座砖砌水池，平面近圆形，直径19米，深1.7米。 现场还出土大量生活用陶瓷器和少量与佛教有关的石刻造像及建筑构件。这些瓷器以碗、盘、罐、壶等为主，主要为本地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和邛窑产品及少量外地窑口的青瓷器和三彩釉陶器。 现场考古队队长易立介绍，遗址主体应属于一处唐、五代时期园林式的人造景观建筑群。该遗址毗邻历史上著名的万佛寺遗址，遗址东北侧，曾出土大量的万佛寺石刻造像。出土的佛像残件及瓷器也表明遗址与万佛寺的相关性，这些瓷器较为粗朴实用，档次不高。易立说：“隋唐五代时期的园林细分为皇家园林、寺院园林和私家园林3种类型，皇家和私家园林使用的瓷器规格应该更高。”因此，此处为寺院园林的可能性更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