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07 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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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07 16:02
“治安中国”、“修德安民”成为统治者治理天下的首要任务,而“勤于远略”、“王化四夷”则属不急之务或者远期目标。所以,儒家理想主义者反复强调:“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在这里,“治安中国”而后从事边疆治理的为政次序,是由二者之间的主次因果关系所决定的。如汉代的贾谊就以“首足”来比喻一体的“天下”中“中国”和边疆“四夷”的主次关系,认为中原是“首”,边疆为“足”,治理天下应该先“首”次“足”,重“首”轻“足”,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唐太宗更从治国的理论高度将之概括为“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当时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对唐太宗的话曾有进一步的论证。他说:“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自陛下君临区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强,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也就是说,只有先行“治安中国”,使中原保持高度的礼义文明,经济发达,民庶康乐,发挥出经济文化上的优越性和吸引力,才具备“以夏变夷”的资本,才谈得上对边疆的治理,才谈得上“王化天下”,实现“王者大一统”的事业。
历史上,凡是在边疆经营上大有作为的王朝如汉、唐、清,面对复杂的边疆形势,一般都是遵循“先中心,后边缘”的思路,紧紧围绕既定的边疆战略,“治安中国”、富国强兵,“安内和外”,进而取得了可观的治边成就。同时,在国防力量的配置上,也是在以京畿为重心的前提下,适当加强边疆军事实力,使边疆军事力量与京畿重兵互相制约,形成中心——外围的机制,且将这一结构视为安邦定国的重要安全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