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4-10-03 0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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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0 05:44
吴兢是在魏元忠、朱敬则双双为相时被荐举为史官的,年纪三十左右。《唐会要·史馆上·在外修史》中有唐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时吴兢在集贤院和史馆修史的记载,这时他六十八岁。他担任修史工作至少近四十年。吴兢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和主要精力都献给了修史事业,可是在史馆修史工作并不顺利,史料记载中有他几次请求调离史职的奏表。刘知几和吴兢所在的史馆,已与唐太宗贞观年间的史馆大不相同。贞观时史官位尊权重,甄选严格,通籍禁门,优礼有加,"得厕其流者,为一时之美事"。修史也具有相当高的效率。然而其后每况愈下。史馆或因政争而动荡,或因庸才充斥、监修弄权而混乱。刘知几在阐述辞职理由时说:"三为史臣,再入东观,竟不能勒成国典。"吴兢的辞职表中也有类似语言:"臣自掌史东观十有七年,岁序徒淹,勤劳莫著,不能勒成大典,……乞罢今职。"此时史官俸禄的确不高。吴兢自父亲退休之后,顿感经济困窘,不得不提出了加俸的请求,"又兢父致仕已来,俸料斯绝,所冀禄秩稍厚,甘脆有资,乌鸟之诚,幸垂矜察"。
吴兢这一次请辞职是在任史官十七年后提出的,时间是开元初年,没有被批准。后吴兢又以居丧为由,上三次表文,坚拒起复史职。但是,吴兢请求辞职并不说明他不重视或不热爱史官工作。从他所上的三次表文中清楚看到,他对史官一职的宗旨及职能有相当透彻认识和高度推崇之情。他说:"史官之任,为代准的,……树终古之风声","定一代之是非,为百王之准的。"这可以看作是对史官修史根本宗旨的认识。正由于吴兢对于史官一职寄托厚望,所以也就愈不能容忍妨碍史馆正常运作的种种不端现象。作为一种*,他才愤然提出辞去无比热爱的史职。吴兢的另一种*手段是自己编撰本朝国史。既然自己的史学主张无法在史馆中实现,既然史馆中所修国史有种种歪曲、不实之处,为保留一代信史,就必须自己动手别撰一套国史了。他在开元十四年(726)上奏唐玄宗,披露了自己从武后末期及唐中宗时开始私撰国史的经过。从奏表中可以了解有关此事与他的想法。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0 05:45
吴兢为人正直不阿,勤奋好学,对古代经书都有必须的研究,特别是对历史有较深的造诣。青年时期,他结识了当代著名人物魏元忠、朱敬则等,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不少的教益。约在武周圣历三年(700年)前后,当时武三思领导修撰国史,武三思等人以朋党为界限,记事不实,吴兢具有忠于历史的赤诚,愤而私撰《唐书》、《唐春秋》,意欲为后人留下信史。唐中宗时,他任右补阙,与刘知几等人共修(则天实录》。书成后,转任起居郎,又迁水部郎中。开元初,自请继续修史,得准与刘知己撰《睿宗实录》,并重修(则天实录》。
刘知几去世后,张说为相,见到书中记载张易之诱他诬陷魏元忠之事,感到不安。颇有*见识的吴兢,对澄清了七八年混乱局面的唐玄宗很敬仰,他热切地希望颇有作为的新皇帝能够吸取老皇帝教训,重整旗鼓,治国安邦,便唐王朝得以长期统治下去。因此,他大胆而直率地向皇帝上了一道奏书要求皇帝纳谏。吴兢得到唐玄宗的重视和信任,约在开元三年(715年)前后,升任谏议大夫、太子左庶子等官,并兼文馆学士。不久,又任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开元十七年(729年》,吴兢被贬官,出任荆州司马,后又历任地方郡守,辗转迁任,不得重用,寂寞地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1-20 05:45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之初,“收还权纲,锐于决事”,一反中宗、睿宗难以独掌权柄的局面,然而权力的集中也带来负面影响。群臣面对玄宗不敢大胆进谏。吴兢感到这种状况不利于唐室,遂上疏劝玄宗对进谏者有所区别,改变赏簿罚重的做法,如进谏者“所言是”,则“有益于国”;即使“所言非”,也“无累于朝”,“陛下何遽加斥逐,以杜塞直言”。吴兢在奏章中举出了前代皇帝虚心纳谏致胜和骄横拒谏致败的实例,还特别赞扬了太宗李世民虚怀若谷、导人使谏的故事。吴兢所上谏疏皆关乎封建*之大事。他的《谏十铨试人表》即是一例。当时在选用*时,皇帝绕开吏部而在禁中做出决定。吴兢很反对,认为朝廷各个部门应各司其职,选官事必须由吏部主之。他强调的是要按既定法规行事,甚至皇帝也不能例外,任意改变制度,“上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职分,而不可辄有侵越也”。 从上述事例,说明吴兢在*上颇有献替,他的直言敢谏,不愧为一代诤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