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女性主义理论:从现代性到后现代 || 第三章 激进女性主义 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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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10-05 1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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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0-10 05:03
舒拉密斯·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是激进女性主义最具影响力的声明之一，她认为女性的压迫是最早和最基本的形式，为后来的压迫提供了蓝本。费尔斯通将女性的压迫归咎于生物学因素，认为女性一直受月经、分娩等生理差异的摆布，并呼吁实现子宫外生殖，以消除文化上对生殖差异的重视。她呼吁双性同体，反对将女性纳入男性世界，而是要彻底消除性别阶级差异。
在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中，激进女性主义者发出了关键声音，引发对女同性恋问题的关注。格特鲁德·斯坦的《毛小姐与皮女士》和瑞克里芙·霍尔的《寂寞之井》是最早关注女同性恋问题的作品。夏洛特·邦奇在《反抗中的女同性恋》中讨论了女性认同之女性，强调女性主义分离主义，即有意识地、自愿地从各种形式的父权控制中分离出来，包括在女性认同和女性控制的社区中与男性分开生活。
艾德琳·瑞奇呼吁将异性恋与女同性恋女性联合起来，强调性别比性取向更重要，并提倡女同性恋在政治上与异性恋女性主义者结盟。瑞奇对性别和性采取了社会建构主义的方法，反对费尔斯通的生物决定论。她强调了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如监禁、身体折磨、精神手术、社会排斥和贫穷，并认为父权制制度需要改变。瑞奇区分了作为体验的母性和作为父权机制的母性，她明确表示她批评的是父权制制度，而不是女性在生育上的职责。
“性战争”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美国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中激烈辩论的代名词。这些辩论着眼于性实践对女性解放的影响。激进女性主义者将某些性行为描述为暴力的和/或父权制的，旨在结束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和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安德丽娅·德沃金和凯瑟琳·麦金农将色情制品置于虐待循环的中心，认为其通过创造容忍性攻击和性虐待的社会氛围，使两性不平等制度化和合法化。
文化的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主要观点是，女性比男性更接近自然世界，因为自然是女性和潜在母亲的化身。她们关注女性与自然之间的象征和文化联系，强调女性以抚育和照顾为导向，与男性以合理为导向形成对比。苏珊·格里芬在《女性与自然：她内在的呼号》中描述了男性对女性和自然的征服，并展示了语言和文化如何支持父权制压迫。而精神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则采用积极、功能性的方法，揭露父权制文化如何剥削女性和自然。
激进女性主义对酷儿理论的回应指出，激进女性主义与后来的酷儿理论在方法与基本假设上存在主要差异。苏珊娜·沃尔特斯认为，尽管酷儿理论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理论上存在疑虑，并认为酷儿理论抹杀了女同性恋的特殊性和性别在人们生活中的巨大差异，消除了女性主义的重要性。
总之，激进女性主义在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为美国女性主义者关注强制性异性恋问题、提倡“个人就是政治的”主张、揭示被视为个人问题的压迫、为女性赋权以及在社区和集体建设中做出贡献。尽管激进女性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但她们在许多问题上形成了共同立场，对女性解放与社会变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