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典型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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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7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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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27 07:50
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关系，同时又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这是对典型理论的重大贡献。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其实，关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并非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除黑格尔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自然主义者左拉 (emilezola，1840～1902)也论述过“环境”，并且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
然而，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黑格尔所说的环境，是由绝对理念转化而来的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自然环境；自然主义者所说的环境，主要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眼光所看到的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和地理条件。他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因而既不能揭示环境的本质，也不能正确地阐明人物与环境的真正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对社会关系即现实关系的描写和揭示中，才能更好地描写人，揭示人的性格实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而恩格斯这里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正与他们的一贯主张相统一。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所谓“社会现实关系的总情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这种“总情势”往往不是直接的、公开呈现的，而是一种隐匿的、潜伏的客观存在，只有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阶段才会明朗。因此作家能否抓住它并且如实地表现出来，才最见其功力。它直接牵涉到一位作家的思想水平和洞察生活的能力。
小说《城市姑娘》成书后不久，伦敦东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说明哈克奈斯的环境描写不够真实，或者说仅具有某些表面的真实，而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关系。就在哈克奈斯深入伦敦东头和写小说期间，那里一定潜伏着和涌动着某些*的潜流，由于哈克奈斯仅能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眼光观察生活，自然捕捉不到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和时代的脉搏，因此她笔下的环境描写也失去了典型性，连带着她的主人公也就不那么典型了。
显然，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强调的是环境所应当具有的更为本质的联系，而不在于像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仅关注环境的表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典型环境的描写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由于上述“现实关系总情势”的隐匿性，而它所联系的生活现象又无比丰富，所以作家完全有可能选择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场面和场景，加工成独特的典型环境。而且，每个时代的现实关系，都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体现出来的。
比如辛亥*时期的现实关系，可以在广州反映出来，也可以在北京反映出来，可以通过市民生活环境反映出来，也可以如鲁迅那样通过中国南方农村的一个村庄反映出来。这自然会表现为地域文化的不同、人文习俗的不同和自然风光的不同，因此具体环境描写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个别特殊的，典型环境也是“个性”鲜明的，也是特定的“这一个”，是富有特征性的个别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任何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都不算是典型环境。 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首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这是因为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和针对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设想在阿Q的典型环境里，若没有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没有竭力维护旧礼教、“*”时又迅速戴起“银桃子”的赵秀才，没有不许阿q*的假洋鬼子，没有帮地主敲诈勒索的地保，没有赵、钱两家在城里的支柱白举人和把总，就无法造成阿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简单地说，没有地主们举起的“哭丧棒”，阿Q就不会挨打，也不会在心里骂道：“儿子打老子。”一句话，若没有环绕着阿Q的未庄社会，没有阿Q与上述人物的不平等压迫关系，阿Q的性格特征也不会产生，更不会成为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实际上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
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因此，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人物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动性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所谓环境，就是那种形*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就是环绕着她的典型环境的产物。她自小多读诗书，才思聪慧，使她善于思考。幼年失去母亲，礼教的约束相对少点，才有了个性自由滋生的空间。寄居贾府之后，贾府所需要的却是宝钗那样的女性，客观环境与她自由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造成了她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林黛玉《葬花词》中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便是她与环境矛盾的诗意写照。在这个黑暗王国里，她唯——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唯一的温馨和希望来自那被黑暗王国包围着的爱情。虽然在爱情的天国里，他们可以互道衷肠，驰骋叛逆的梦想，但不利的环境又使她敏感的神经常常产生种种不祥预感，再加上寄人篱下的凄苦与孤独，她便常常“临风落泪，对景伤情”。这样丰富而又痛苦的精神生活，也只能给她留下一副“弱不禁风’’的躯壳。林黛玉从内蕴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然而，典型环境不仅是形*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迫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这一艺术规律。
《水浒传》的作者更是深谙这一规律的，许多不愿造反的英雄，总是被一步步*上梁山的。最典型的是林冲，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对宋乒朝非常忠诚，要这样的人造反是不容易的。小说在前后五回里，通过“岳庙娘子受辱”、“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大闹野猪林”、“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等情节，让他与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而被一步一步地*上梁山，使他由宋王朝的忠臣，变成了造反的英雄，这充分显示了环境对人物行动的制约、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例如阿Q在未庄本是微不足道的，受人欺凌的。但当他一旦从城里回来，把满把的“铜的”和银的’’往酒店的柜台上一甩，地位便立刻改观：昔日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阿Q，这时竟成了未庄人注意的中心，赵太爷一家深夜静候的客人。特别是当*的风声传到乡下，阿q大叫道：“造反了!’’又立刻改变了他与未庄社会的现实关系，不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就连昔日八面威风的赵太爷，也“怯怯的迎着低声”称他“老Q……”充分显示了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的反作用。这种现象特别在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通过人物的努力可以把法庭变成讲台(如高尔基《母亲》)，把监狱变成战场(如《红岩》)，可以改变穷山恶水，可以带来周围人物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甚至推动历史的前进。
总之，文学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包含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 文学直观自身、认识生活的主要形式。它是写实型作品的最高的美学追求和理想的范型模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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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关系，同时又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这是对典型理论的重大贡献。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其实，关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并非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除黑格尔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自然主义者左拉 (emilezola，1840～1902)也论述过“环境”，并且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
然而，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黑格尔所说的环境，是由绝对理念转化而来的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自然环境；自然主义者所说的环境，主要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眼光所看到的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和地理条件。他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因而既不能揭示环境的本质，也不能正确地阐明人物与环境的真正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对社会关系即现实关系的描写和揭示中，才能更好地描写人，揭示人的性格实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而恩格斯这里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正与他们的一贯主张相统一。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所谓“社会现实关系的总情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这种“总情势”往往不是直接的、公开呈现的，而是一种隐匿的、潜伏的客观存在，只有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阶段才会明朗。因此作家能否抓住它并且如实地表现出来，才最见其功力。它直接牵涉到一位作家的思想水平和洞察生活的能力。
小说《城市姑娘》成书后不久，伦敦东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说明哈克奈斯的环境描写不够真实，或者说仅具有某些表面的真实，而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关系。就在哈克奈斯深入伦敦东头和写小说期间，那里一定潜伏着和涌动着某些*的潜流，由于哈克奈斯仅能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眼光观察生活，自然捕捉不到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和时代的脉搏，因此她笔下的环境描写也失去了典型性，连带着她的主人公也就不那么典型了。
显然，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强调的是环境所应当具有的更为本质的联系，而不在于像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仅关注环境的表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典型环境的描写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由于上述“现实关系总情势”的隐匿性，而它所联系的生活现象又无比丰富，所以作家完全有可能选择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场面和场景，加工成独特的典型环境。而且，每个时代的现实关系，都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体现出来的。
比如辛亥*时期的现实关系，可以在广州反映出来，也可以在北京反映出来，可以通过市民生活环境反映出来，也可以如鲁迅那样通过中国南方农村的一个村庄反映出来。这自然会表现为地域文化的不同、人文习俗的不同和自然风光的不同，因此具体环境描写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个别特殊的，典型环境也是“个性”鲜明的，也是特定的“这一个”，是富有特征性的个别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任何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都不算是典型环境。 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首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这是因为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和针对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设想在阿Q的典型环境里，若没有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没有竭力维护旧礼教、“*”时又迅速戴起“银桃子”的赵秀才，没有不许阿q*的假洋鬼子，没有帮地主敲诈勒索的地保，没有赵、钱两家在城里的支柱白举人和把总，就无法造成阿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简单地说，没有地主们举起的“哭丧棒”，阿Q就不会挨打，也不会在心里骂道：“儿子打老子。”一句话，若没有环绕着阿Q的未庄社会，没有阿Q与上述人物的不平等压迫关系，阿Q的性格特征也不会产生，更不会成为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实际上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
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因此，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人物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动性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所谓环境，就是那种形*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就是环绕着她的典型环境的产物。她自小多读诗书，才思聪慧，使她善于思考。幼年失去母亲，礼教的约束相对少点，才有了个性自由滋生的空间。寄居贾府之后，贾府所需要的却是宝钗那样的女性，客观环境与她自由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造成了她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林黛玉《葬花词》中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便是她与环境矛盾的诗意写照。在这个黑暗王国里，她唯——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唯一的温馨和希望来自那被黑暗王国包围着的爱情。虽然在爱情的天国里，他们可以互道衷肠，驰骋叛逆的梦想，但不利的环境又使她敏感的神经常常产生种种不祥预感，再加上寄人篱下的凄苦与孤独，她便常常“临风落泪，对景伤情”。这样丰富而又痛苦的精神生活，也只能给她留下一副“弱不禁风’’的躯壳。林黛玉从内蕴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然而，典型环境不仅是形*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迫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这一艺术规律。
《水浒传》的作者更是深谙这一规律的，许多不愿造反的英雄，总是被一步步*上梁山的。最典型的是林冲，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对宋乒朝非常忠诚，要这样的人造反是不容易的。小说在前后五回里，通过“岳庙娘子受辱”、“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大闹野猪林”、“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等情节，让他与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而被一步一步地*上梁山，使他由宋王朝的忠臣，变成了造反的英雄，这充分显示了环境对人物行动的制约、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例如阿Q在未庄本是微不足道的，受人欺凌的。但当他一旦从城里回来，把满把的“铜的”和银的’’往酒店的柜台上一甩，地位便立刻改观：昔日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阿Q，这时竟成了未庄人注意的中心，赵太爷一家深夜静候的客人。特别是当*的风声传到乡下，阿q大叫道：“造反了!’’又立刻改变了他与未庄社会的现实关系，不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就连昔日八面威风的赵太爷，也“怯怯的迎着低声”称他“老Q……”充分显示了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的反作用。这种现象特别在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通过人物的努力可以把法庭变成讲台(如高尔基《母亲》)，把监狱变成战场(如《红岩》)，可以改变穷山恶水，可以带来周围人物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甚至推动历史的前进。
总之，文学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包含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 文学直观自身、认识生活的主要形式。它是写实型作品的最高的美学追求和理想的范型模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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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的生活环境与人物性格形成的关系，同时又提出了“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这是对典型理论的重大贡献。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写道：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其实，关注人物与环境的关系，并非自马克思恩格斯开始。除黑格尔外，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注意到这一问题，他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自然主义者左拉 (emilezola，1840～1902)也论述过“环境”，并且提出：“要使真实的人物在真实的环境中活动”。
然而，启蒙主义者所理解的环境，主要指自然环境；黑格尔所说的环境，是由绝对理念转化而来的一般世界情况和具体的自然环境；自然主义者所说的环境，主要是从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眼光所看到的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和地理条件。他们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因而既不能揭示环境的本质，也不能正确地阐明人物与环境的真正关系。
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从对社会关系即现实关系的描写和揭示中，才能更好地描写人，揭示人的性格实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贯主张“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而恩格斯这里提出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正与他们的一贯主张相统一。所谓典型环境，不过是充分地体现了现实关系真实风貌的人物的生活环境。它包括以具体独特的个别性反映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现实关系总情势的大环境；又包括由这种历史环境形成的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
所谓“社会现实关系的总情势”，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二是时代的脉搏和动向。这种“总情势”往往不是直接的、公开呈现的，而是一种隐匿的、潜伏的客观存在，只有到了社会矛盾激化的阶段才会明朗。因此作家能否抓住它并且如实地表现出来，才最见其功力。它直接牵涉到一位作家的思想水平和洞察生活的能力。
小说《城市姑娘》成书后不久，伦敦东头就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运动。这说明哈克奈斯的环境描写不够真实，或者说仅具有某些表面的真实，而没有看到真正的现实关系。就在哈克奈斯深入伦敦东头和写小说期间，那里一定潜伏着和涌动着某些*的潜流，由于哈克奈斯仅能以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眼光观察生活，自然捕捉不到现实关系的真实情况和时代的脉搏，因此她笔下的环境描写也失去了典型性，连带着她的主人公也就不那么典型了。
显然，马克思主义典型观强调的是环境所应当具有的更为本质的联系，而不在于像上述非马克思主义者那样仅关注环境的表面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典型环境的描写只能有一种模式、一种风貌。由于上述“现实关系总情势”的隐匿性，而它所联系的生活现象又无比丰富，所以作家完全有可能选择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场面和场景，加工成独特的典型环境。而且，每个时代的现实关系，都是通过个别的具体的社会环境体现出来的。
比如辛亥*时期的现实关系，可以在广州反映出来，也可以在北京反映出来，可以通过市民生活环境反映出来，也可以如鲁迅那样通过中国南方农村的一个村庄反映出来。这自然会表现为地域文化的不同、人文习俗的不同和自然风光的不同，因此具体环境描写可以是丰富多彩的、个别特殊的，典型环境也是“个性”鲜明的，也是特定的“这一个”，是富有特征性的个别性与概括性的有机统一。任何公式化、概念化的描写，都不算是典型环境。 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首先，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表现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就不能形成。这是因为典型人物的刻画是离不开典型环境的。
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没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的言谈、行动甚至心理都失去了依据和针对性，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设想在阿Q的典型环境里，若没有封建统治势力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没有竭力维护旧礼教、“*”时又迅速戴起“银桃子”的赵秀才，没有不许阿q*的假洋鬼子，没有帮地主敲诈勒索的地保，没有赵、钱两家在城里的支柱白举人和把总，就无法造成阿屈辱的地位和悲惨的命运。简单地说，没有地主们举起的“哭丧棒”，阿Q就不会挨打，也不会在心里骂道：“儿子打老子。”一句话，若没有环绕着阿Q的未庄社会，没有阿Q与上述人物的不平等压迫关系，阿Q的性格特征也不会产生，更不会成为典型人物。另一方面，典型环境也以典型人物的存在而存在。典型环境实际上主要是以典型人物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系统。
如果失去了典型人物，这个系统便失去了中心，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环境便成了一盘散沙，也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形成的可能。因此，恩格斯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是一个整体性命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人物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次，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是互动性关系。一方面典型环境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所谓环境，就是那种形*物性格“并促使他们行动”的客观条件。
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让它的人物在环绕着他们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红楼梦》中“多愁善感”的林黛玉，就是环绕着她的典型环境的产物。她自小多读诗书，才思聪慧，使她善于思考。幼年失去母亲，礼教的约束相对少点，才有了个性自由滋生的空间。寄居贾府之后，贾府所需要的却是宝钗那样的女性，客观环境与她自由的个性形成了强烈的冲突，造成了她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林黛玉《葬花词》中写道：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便是她与环境矛盾的诗意写照。在这个黑暗王国里，她唯——的知己便是贾宝玉，唯一的温馨和希望来自那被黑暗王国包围着的爱情。虽然在爱情的天国里，他们可以互道衷肠，驰骋叛逆的梦想，但不利的环境又使她敏感的神经常常产生种种不祥预感，再加上寄人篱下的凄苦与孤独，她便常常“临风落泪，对景伤情”。这样丰富而又痛苦的精神生活，也只能给她留下一副“弱不禁风’’的躯壳。林黛玉从内蕴到外形就是这样被环境决定着的。然而，典型环境不仅是形*物性格的基础，而且还*迫人物的行动，制约着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优秀文学作品，总是自觉不自觉地符合这一艺术规律。
《水浒传》的作者更是深谙这一规律的，许多不愿造反的英雄，总是被一步步*上梁山的。最典型的是林冲，他本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对宋乒朝非常忠诚，要这样的人造反是不容易的。小说在前后五回里，通过“岳庙娘子受辱”、“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大闹野猪林”、“火烧草料场”、“风雪山神庙’’等情节，让他与环境发生强烈的冲突，而被一步一步地*上梁山，使他由宋王朝的忠臣，变成了造反的英雄，这充分显示了环境对人物行动的制约、决定作用。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为力，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例如阿Q在未庄本是微不足道的，受人欺凌的。但当他一旦从城里回来，把满把的“铜的”和银的’’往酒店的柜台上一甩，地位便立刻改观：昔日被视为“伤风败俗’’的阿Q，这时竟成了未庄人注意的中心，赵太爷一家深夜静候的客人。特别是当*的风声传到乡下，阿q大叫道：“造反了!’’又立刻改变了他与未庄社会的现实关系，不但“未庄人都用了惊惧的眼光对他看”，就连昔日八面威风的赵太爷，也“怯怯的迎着低声”称他“老Q……”充分显示了人物在一定条件下，对环境的反作用。这种现象特别在无产阶级英雄典型那里表现得尤为充分。通过人物的努力可以把法庭变成讲台(如高尔基《母亲》)，把监狱变成战场(如《红岩》)，可以改变穷山恶水，可以带来周围人物思想和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甚至推动历史的前进。
总之，文学典型是显示出特征的、富有艺术魅力的人物性格。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它包含丰厚的历史内容，成为人类通过 文学直观自身、认识生活的主要形式。它是写实型作品的最高的美学追求和理想的范型模式，是人类创造的艺术至境形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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