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钱钟书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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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08 0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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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19 04:18
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钟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
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钟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钟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譬如，在2000年1月《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马斗全就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因为《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作者还津津有味道，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更有意思的是：有个作家因为钱钟书在信中称呼了他一声“兄”而自称为“弟”，他竟也信以为真的写出了这样的妙文：“钱老复函这种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称我这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以钱老成就之崇高而自称‘多好少成’、‘盛情厚望，弥增惶悚’。”（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8日《痛悼钱钟书先生》）这种读信法叫人想起《围城》中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叫禇慎明的哲学家，爱干的活儿是向世界各地的著名哲学家写信致意，在信中无一例外地恭维这些个哲学家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哲学家，照钱先生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中牢*最大、也最需要恭维的角色：因为论专门的名气，他们不及科学家；而论普遍的名气，他们又不及文学家。所以一收到这不远万里来自中国的恭维信，高兴得险些连哲学都忘了，再一看，这信还算写得通顺，心目中也不知中国自古还有老子孔子之类大人物，赶紧回信，投桃报李地称禇慎明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以示英雄识英雄。然后就拿着这信向同行张扬——“看，连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人承认我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啦！”结果碰车：原来彼此都是这姓禇心目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难免扫兴，再不理这“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了。而这边呢，禇慎明就靠了这第一次蒙来的十几封外国著名哲学家称他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的信四处招摇——“看，连这些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选举我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啦。”大家一看，白纸黑字，就还真信了这家伙的牛皮烘烘，真以为他是什么创始人了！
上面这种读信法当然不可取。因为大方之家都知道这信乃曾国藩之所谓“米汤大全”，当不得真的。更没有必要别人在信中称你一声兄，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哥”了。对此，韩石山先生在《且说钱赞》一文中有很好的分析：“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钱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明：“在研究古代——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文评时，正像在社会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上将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
还有人对钱钟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比如吴中杰先生就在《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这么写到：“有的学者（大家看是不是钱钟书——笔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把此等书信编入。”吴先生还将鲁迅与之对比：“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这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漫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用这种眼光来看钱锺书信中的赞语，倒真让人觉得钱先生此举是因为他老于世故，滑稽玩世。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许渊冲和王仲英对钱先生信中的赞语另有见解——或者说另有读法：1976年初，报上发表了*《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许渊冲寄去了自己这两首词的英文译稿给钱先生征求意见，钱钟书回信道：“渊冲同志：惠书奉悉，尊译敬读甚佩，已转有关当局。我年来衰病不常出门，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来书云云，想风闻之误耳。草复即致敬礼！钱钟书。”得到钱先生回信后，许渊冲告诉了王仲英（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他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上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裴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乐得清静。可以说，这是钱钟书信中赞语的另一种读法。
当然了，钱钟书在信中对晚辈后生说些好话，也许还有激励后辈，使其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动力的用意。
总之，我们对钱钟书——也包括一切人——信中对我们的赞许必须会读，否则，可就会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笑话。
来源：书屋网，作者孙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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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19 04:18
于是，问题就来了：对钱钟书这些书信该怎么读？
有人不管那么多，只要是钱钟书的墨宝，就认定这是钱钟书的肺腑之言——白纸黑字么，还有得假？所以，一拿到钱先生这样的“墨宝”就忍不住四处张扬：你们看，钱先生夸我什么什么了，大得一跳龙门身价十倍之趣。譬如，在2000年1月《中华读书报》上有篇《钱钟书称赏最甚的人》，作者马斗全就说以他所知，钱先生称赏最甚的人，是广州的李汝伦先生。因为《随笔》某期曾发表过李先生的一篇文章，钱先生读后甚感佩服，在给该刊主编黄伟经的信中说：“李君文章光芒万丈，有‘笔尖儿横扫千人军’之概。李君饱经折磨，而意气仍可以辟易万夫，真可惊可佩。”后来钱先生在与李汝伦的通信中又说：“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振荡，才气之盛，少年人所不逮，极佩。”作者还津津有味道，这档子事他的朋友一直不许外传，更不轻易示人，他认为这么大的事有必要公诸同好，就管不了许多了。此文刊出后，还要准备电话中接受他的朋友的埋怨呢。更有意思的是：有个作家因为钱钟书在信中称呼了他一声“兄”而自称为“弟”，他竟也信以为真的写出了这样的妙文：“钱老复函这种写法，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以钱老的年高德劭，却自称为‘弟’，而以‘兄’称我这区区无名的晚辈小卒；以钱老成就之崇高而自称‘多好少成’、‘盛情厚望，弥增惶悚’。”（见《羊城晚报》1998年2月28日《痛悼钱钟书先生》）这种读信法叫人想起《围城》中这么一个情节：一个叫禇慎明的哲学家，爱干的活儿是向世界各地的著名哲学家写信致意，在信中无一例外地恭维这些个哲学家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而哲学家，照钱先生的说法，是知识分子中牢*最大、也最需要恭维的角色：因为论专门的名气，他们不及科学家；而论普遍的名气，他们又不及文学家。所以一收到这不远万里来自中国的恭维信，高兴得险些连哲学都忘了，再一看，这信还算写得通顺，心目中也不知中国自古还有老子孔子之类大人物，赶紧回信，投桃报李地称禇慎明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以示英雄识英雄。然后就拿着这信向同行张扬——“看，连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都有人承认我是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啦！”结果碰车：原来彼此都是这姓禇心目中“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难免扫兴，再不理这“中国哲学的创始人”了。而这边呢，禇慎明就靠了这第一次蒙来的十几封外国著名哲学家称他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的信四处招摇——“看，连这些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选举我为中国哲学的创始人啦。”大家一看，白纸黑字，就还真信了这家伙的牛皮烘烘，真以为他是什么创始人了！
上面这种读信法当然不可取。因为大方之家都知道这信乃曾国藩之所谓“米汤大全”，当不得真的。更没有必要别人在信中称你一声兄，你就真以为自己是对方的“老哥”了。对此，韩石山先生在《且说钱赞》一文中有很好的分析：“从学识上说，钱先生是这个是那个，从时代上还得说钱先生是个旧文化人，至少也是旧文化人习染比较重些。这些人，有一套他们惯用的语码，听的人得‘听话听音’。最明显的例子该是，有人把你介绍给他们时，大都会说‘久仰久仰’，这就得你自己掂量了，真是个名闻遐迩的主儿，尽可坦然受之，若不是，断不可以为他对你情有独钟。老辈人赞人原本就语多夸饰，钱先生比别人更甚些，或许是他的名声太大了，我们觉得更甚些……开个玩笑吧，以后文化人之间不妨流通这么一个词儿，叫‘钱赞’（例如‘我得到了一个钱赞’），或是这么一句歇后语：‘钱钟书称赞——不可当真’。”钱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说明：“在研究古代——是否竟可以说‘古今’或‘历代’？——文评时，正像在社会里，我们得学会孟子所谓‘知言’，把古人一时兴到语和他的成熟考虑过的议论区别开来，尤其上将他的由衷认真的品评和他的官样套语、应酬八股区别开来。”我想，钱锺书信就是典型的不必当真也不能当真的“应酬八股”。
还有人对钱钟书这种做法表示置疑：比如吴中杰先生就在《吴中杰点评鲁迅书信》“前言”中这么写到：“有的学者（大家看是不是钱钟书——笔者），虽然学养深厚，眼界甚高，对人对事其实看得很透，但在书信中却总对收信人竭力敷衍，一味恭维，赞语连篇，用词高档，似乎个个都是博学的君子，难得的天才，弄得有些不知天高地厚者，竟以此为据，到处自我宣扬，闹成笑话，所以这位学者死后出版文集时，家属不愿把此等书信编入。”吴先生还将鲁迅与之对比：“而鲁迅的书信，虽说也间有应酬之作，却并无这种大而无当的颂语，不要说对旁人的评论毫不客气，就是对收信人的人品和作品，也是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何所赞成，何所反对，了了分明，绝不虚美，绝不漫夸，这才是率真之语，从中才能看出事物的本相。”用这种眼光来看钱锺书信中的赞语，倒真让人觉得钱先生此举是因为他老于世故，滑稽玩世。
钱钟书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许渊冲和王仲英对钱先生信中的赞语另有见解——或者说另有读法：1976年初，报上发表了*《井冈山》和《鸟儿问答》，许渊冲寄去了自己这两首词的英文译稿给钱先生征求意见，钱钟书回信道：“渊冲同志：惠书奉悉，尊译敬读甚佩，已转有关当局。我年来衰病不常出门，承命参与定稿，并非草创之人。来书云云，想风闻之误耳。草复即致敬礼！钱钟书。”得到钱先生回信后，许渊冲告诉了王仲英（西南联大外文系1946年毕业生），他说：“敬读甚佩”是客气话，不可当真。钱先生为了省事，总说上几句好话，免得人家麻烦，就像威克裴牧师一样，借点东西给人，人家不肯归还，从此不再上门，牧师也乐得清静。可以说，这是钱钟书信中赞语的另一种读法。
当然了，钱钟书在信中对晚辈后生说些好话，也许还有激励后辈，使其产生“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动力的用意。
总之，我们对钱钟书——也包括一切人——信中对我们的赞许必须会读，否则，可就会闹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笑话。
来源：书屋网，作者孙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