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5-20 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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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8 23:38
传统相声是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吸收了各种艺术和生活的营养逐渐形成的。同所有的民间文学一样,传统相声有它的集体性、口头性、变异性和传承性的特点,一般没有专业作者,也没有固定的文学底本,往往经过了无数艺人的实践,经过了观众的选择、比较,最后才成为臻于成熟的作品。因此,被保存下来的传统相声数字不确,据说有六百多段,但是解放后记录成稿的仅三百段左右。而这三百多段里内容也互有重复或雷同,手法也间有穿插和近似之处。
取材于现实生活进行创作的作品,是传统相声的主干。这是因为相声是讽刺艺术,它必须反映群众熟悉和关心的生活,提出并回答群众关切并共鸣的问题。因此,纵观三百多段传统作品,不难发现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轨迹。实际上它是一幅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如早期的相声作品多把矛头对准贪官污吏和封建军阀,其中官府的*、官吏的贪婪、军阀的骄横和虚妄,是这些作品重要的思想特色。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相声流传在城市的底层。这一时期的作品则集中揭露*社会人们的*心理,诸如阿谀奉承的恶习,敲诈勒索的伎俩,尔虞我诈的关系,醉生梦死的生活等,形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社会相写照。日伪和*统治中国时期,中国是一堆腐朽的垃圾,相声流传在市民阶层,往往通过对他们的生活描绘,曲折地反映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给中国带来的历史灾难。那是一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中国是将近死亡的一具尸体,相声里所散发的臭气,反映了旧中国的不治之症。
取材于民间笑话的作品,在传统相声里为数不少,大多进行了积极的改造,割除了那些原始自然状态的东西,往往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比如对于愚蠢的讽刺则往往以县官为模特儿,目的是曲折地反映现实生活里的那些贪官污吏。对于自私和悭吝的讽刺也往往和现实生活的世态结合起来,揭示那种无官不贪,无商不奸的社会本质。对于虚伪的讽刺更是以尔虞我诈、你欺我骗的世态炎凉为背景。如《性急》与《火烧裳尾》的笑话,本来是描摹急脾气和慢性子两种人的性格特点,一个是火烧了衣服也不着急,一个是看见了慢性子的举动就突然发火。但是在单口相声《日遭三险》里,却以这两种人为线索。着重写一个贪婪的县官要寻找这两种人(还有另外一种爱小便宜的人)为他个人的私利服务。当他寻找到这几种人以后,立即遭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下场;急脾气给他当差,结果把他扔进河里;慢性子为他看孩子,结果把孩子掉进井里;爱小便宜的为他买棺材,买了个大的又偷了个小的……这种情节的改造和主题的升华,都是曲折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人民对统治者的憎恶感情,讽刺锋芒和现实意义更加突出。
有关文人的传说也是民间文学的一种内容,多半有些历史的依傍,往往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其情节和人物往往都经过了群众的改铸。但是,当它们一旦被吸收到相声里来,便被赋予了更为浓厚的夸张色彩,几乎毫无历史根据,只有被再创作的艺术形象。比如孔子,在民间传说里有《孔子和采桑娘》的故事,描写他在陈绝粮的窘态,而在相声里孔子则成了更为尴尬的人物。《吃元宵》嘲笑他如何把一文钱一个改为一文钱十个,不仅毫无廉耻地吃了人家的元宵,而且还摆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相声中的孔子近似于生活里的无赖,反映了群众对这位至圣先师的看法。在《抬杠铺》里,对一个普通杠头提出的种种问题,他居然张口结舌、无言以对,说明这位圣人也并不是那么高明。
文化典籍的素材也经常被相声所吸取。它们不仅是被铺陈、演绎,而且常常被夸张、歪曲。诸如《批聊斋》、《批三国》、《歪讲三字经》、《歪讲四书》等,都是用歪讲、曲解的方法,巧妙地介绍这些著作,目的是制造笑料,反映作者机敏、智慧的眼力,常常嘲笑那种不懂装懂的人。《歪讲三字经》、《歪讲四书》等还反映了群众对这些僵死的经典嗤之以鼻的轻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