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谭嗣同传》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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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20 2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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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2-16 00:09
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为学堂教习，召口口口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国是之诏既下，君以学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觐，奏对称旨。皇上超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与杨锐、林旭、刘光第同参预新政，时号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者，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数月以来，皇上有所询问，则令总理衙门传旨，先生有所陈奏，则著之于所进呈书之中而已。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贼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变已起。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无权西后阻挠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开懋勤殿设顾问官，命君拟旨，先遣内侍持历朝圣训授君，传上言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开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谕中，盖将以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请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杨锐，遂赐衣带诏，有“朕位几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设法筹救”之诏。君与康先生捧诏恸哭，而皇上手无寸柄，无所为计。时诸将之中，惟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君密奏请皇上结以恩遇，冀缓急或可救助，词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见袁世凯，特赏侍郎。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夕，君径造袁所寓之法华寺，直诘袁曰：“君谓皇上何如人也？”袁曰：“旷代之圣主也。”君曰：“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闻。”
君乃直出密诏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曰：“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辈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不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君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君曰：
“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
‘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过笼络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参劾慰帅一事，故乃荣之私人，荣遣其劾帅而已查办，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荣贼心计险极巧极之处，慰帅岂不知之？”君乃曰：“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上之条理甚详。袁曰：“今营中*弹火药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弹药则可也。”乃丁宁而去，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见，闻亦奉有密诏云。至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康先生所居也）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
君资性绝特，于学无所不窥，而以日新为宗旨，故无所沾滞；善能舍己从人，故其学日进。每十日不相见，则议论学识必有增长。少年曾为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亦好谈中国古兵法；三十岁以后，悉弃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历史之学，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当君之与余初相见也，极推崇耶氏兼爱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闻南海先生所发明《易》《春秋》之义，穷大同太平之条理，体乾元统天之精意，则大服；又闻《华严》性海之说，而悟世界无量，现身无量，无人无我，无去无住，无垢无净，舍救人外，更无他事之理；闻相宗识浪之说，而悟众生根器无量，故说法无量，种种差别，与圆性无碍之理，则益大服。自是豁然贯通，能汇万法为一，能衍一法为万，无所罣碍，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书。金陵有居士杨文会者，博览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经典为己任。君时时与之游，因得遍窥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学术宗旨，大端见于《仁学》一书，又散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中。所著书《仁学》之外，尚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札记》一卷，《兴算学议》一卷，已刻《思纬壹壷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皆藏于余处，又政论数十篇见于《湘报》者，乃与师友论学论事书数十篇。余将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辑之，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其《仁学》一书，先择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焉。君平生一无嗜好，持躬严整，面稜稜有秋肃之气。无子女；妻李闰，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复生之行谊磊落，轰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论；论其所学。自唐宋以后呫毕小儒，徇其一孔之论，以谤佛毁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数百年来，宗门之人，耽乐小乘，堕断常见，龙象之才，罕有闻者。以为佛法皆清净而已，寂灭而已。岂知大乘之法，悲智双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义，如两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间即出世间，无所谓净土；即人即我，无所谓众生。世界之外无净土，众生之外无我，故惟有舍身以救众生。佛说：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众生矣，则必有救之之条理。故孔子治《春秋》，为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舍此一大事，无他事也。《华严》之菩萨行也，所谓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土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因众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说法不同，而实法无不同也。既无净土矣，既无我矣，则无所希恋，无所罣碍，无所恐怖。夫净土与我且不爱矣，复何有利害毁誉称讥苦乐之可以动其心乎？故孔子言不忧不惑不惧，佛言大无畏，盖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则*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众生。
谭嗣同与佛教
醉罢君山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被誉为“佛学彗星”，一个是东晋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岁，但却留下一部佛学经典之作《肇论》，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谭嗣同，他活了三十三岁，但却赋佛学予现代的精神，如果说僧肇是“理论佛学”，那么谭嗣同却为现代人开拓了“应用佛学”的领域，将佛法精神贯注于现实社会，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锁居的围墙，重现其刚健雄猛的精神。佛教不是围簇于一堵红墙之内，不是一片让心灵逃亡的净土，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不仅对于自己的生命，同时也对于他人生命的责任，这就是佛教的大乘精神。还记得人间的佛陀吗？当他逃离王室，放弃权力与富贵之时，包纳他那颗心的，是对生命无限的悲悯与爱。这种对众生的悲悯与爱，就是责任。但是长期以来，号称尊大乘的中国佛教，其实千百年来，却多落于空谈却使人难以体察其大乘的精神，大乘的救度众生成为无可实现的一纸空言。谭嗣同即生于中华大地千百年来未尝经历之严峻时刻，外辱内乱，蹂躏着流离失所的黎民苍生，而此间此刻，佛法的悲悯的关怀，体现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举目所望，诚令*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种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体用于社会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无差别，势必成为苍白的字眼。谭嗣同正是于此种现状下，挥舞佛学之剑，劈荆斩棘、勇往无前地开拓出一条指向社会人生的佛法之路。
谭嗣同的彗星之路，并不在于他短暂的三十三岁的生命，更令人惊叹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后几年进入佛学之殿堂。1896年，谭嗣同三十一岁，这年春于京城结识了吴雁舟、夏曾佑、吴季清等人，吴、夏诸人均为一代佛学名宿，谭嗣同由此而倾心于佛学；同年夏，在南京认识著名近代佛学家杨文会居士，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曾说道：“吴雁舟先生嘉瑞为余学佛第一导师，杨仁山先生为第二导师，乃大会于金陵，说甚深微妙之义，得未曾有。”谭嗣同虽学佛甚晚，然其为学根基极其厚实，早年所学驳杂博深，孔孟墨庄、理学心学、耶教科学等无所不窥，及至学佛，方才可以佛学统摄诸学问，渐渐以佛学为本，而引导其“仁学”之义理。谭嗣同学佛时间虽晚，然其以发宏愿，以精进心而后来居上，虽然从杨文会学佛，总计不会一年有余，而能遍览三藏，尤其于法相、华严二宗最有心得。杨文会弟子，一代佛学宗师欧阳渐在回忆其师的文章中，列举杨文会门下有大成就的佛学弟子，裒然首座者正是谭嗣同：“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黎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芸、李证刚、蒯若木、欧阳渐等，亦云伙矣。”
佛学使谭嗣同学风丕然一变，然而早年所学，又使谭嗣同尝试将佛学引导向社会之路，成为近代佛学变革的急先锋。在学佛之前，谭嗣同以儒家为学，而以墨家为行；从年轻时代始，谭嗣同便崇尚重“行”的墨家，他在《仁学·自序》中写道：“吾自少至壮……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在《与唐绂丞书》中又说：“自惟年来挟一摩顶放踵之志，抱持公理平等诸说，长号索偶，百计以求伸，至为墨翟、禽滑厘之徒之强聒不舍。”从墨子的“兼爱”到佛陀的“慈悲”、“众生平等”，宗教与大哲们从来不是关起门来大谈人生的终极之路，但历史却悄然使“慈悲”成为一句无关痛痒的空话，而不是一种事实上的行动，只是心灵上的安慰，而不是社会人生的大改造。谭嗣同决心来改变佛教在人心中出世、消极、与社会脱离的形象。
及从杨文会学佛，谭嗣同也正逐渐地构筑其理论的大厦。古今中外的种种学说真理，在其心中交汇奔腾激荡，但如百溪归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渊深的佛学，而贯注其中的，是悲天悯人的博*怀。从谭嗣同发心学佛始，他便有一种强烈的预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时日不多，虽然当时他正值盛年。这种念头常萦绕于心头，使得谭嗣同更加勇猛精进地学习。在写给恩师欧阳中鹄的信中，谭嗣同写道：“于是重发大愿，昼夜精持佛咒，不少间断：一愿老亲康健，家人平安；二愿师友平安；三知大劫将临，愿众生咸免杀戮死亡。”梁启超在《仁学序》中记录了谭嗣同为学上的勤奋：“每共居，则促膝对坐一榻中，往复上下，穷天人之奥，或彻夜废寝食，论不休。每十日不相见，则论事论学之书盈一箧。”良师益友与自己深思精进，谭嗣同开始构思并写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学》。
谭嗣同写作《仁学》，正是他学佛最精进的那段时间，此书粗看时，甚觉揉杂，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杂烩一样，孔、孟、老、庄、墨，礼、易、春秋公羊，周、张、陆、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诸科学，几何算学还有*教等等，一时间让人眼花了乱，其实细看时，便知全书思想乃是以佛学贯穿起来。谭嗣同称其学为“冲决网罗”之学：“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真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这是要对古今学术来一次价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见识与雄浑的胆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谭嗣同英年早逝的话，那么他的学术成就，绝对不会在康有为与梁启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这部《仁学》，谭嗣同亦足以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气纵横的一笔。更重要的是，《仁学》与谭嗣同之死交相辉映，构筑着一个伟大的人格象征，这，便是真正立足于中国大地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