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私家藏书编目逐渐形成制度的朝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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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5-19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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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代藏书的发源
“藏书”一词，始见于《韩非子.喻老》篇。藏书可能为世界历史上所共有，但是我国古代藏书则应该是世界上最早，这个历史可以追溯到夏朝。在《中国藏书通史》中记载：夏代及以前的三皇五帝时代已经出现了众多的文献，夏代文献载体多种多样，夏王室已形成了保存文献的观念，宗庙是夏王室收藏图书“专门的场所”，明确提出了我国的官方藏书早在夏代便已经出现，夏代当为中国藏书之始。
发展到殷商时代开始有了正式的史官，称为“作册”或“史”，他们是王室文献草拟者和保藏者。到了周代，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官称“史”或“太史”，既记载各国当代政事，又负责保藏*文献。《史记》记载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个守藏室就是周王室有目的地收藏图书档案的地方。我国古代藏书溯源大抵如此。
二、古代藏书受重视的原因
那么，我们古代为什么要如此重视藏书呢？究其根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历代统治者对“文章的重视”，这是我国古代藏书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通过文献书籍是知古的最直接最有效渠道，周天子和诸侯为了知古鉴今，就往往向主管藏书的史官请教。古代帝王直接谈说读书藏书者不多，魏文帝曹丕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从一个侧面充分表达了历代统治者对藏书的看法，藏书实际上事关统治大业，兴衰盛事，焉能不重视？
宋太祖赵匡胤说：“宰相需用读书人”，他的继承者宋太宗下令编写了一部规模宏大的分类百科全书《太平总类》，书成后他规定自己每天至少要看二三卷，至一年内全部看完，并因此把书名改为《太平御览》。清雍正皇帝说：“读书养气”，体味到了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可见，读书有这么多好处，怎么能不重视藏书呢？
其实，更多的朝代则是以实际行动说明其对藏书的重视。继周代有藏书的“藏室”，有执掌藏书之职的*后，秦代也有专门藏书处叫石室。乃至西汉，“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宰相，开献书之路，置书写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
到了魏晋南北朝设有秘书、中外三阁、兰台等国家藏书处，直至隋唐、两宋、明清历代都设有专门的国家藏书机构。有资料表明，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皇家证书——汉武帝刘彻“开献书之路”开始，到清乾隆为修《四库全书》而在全国大规模征书，大约有57位皇帝直接过问并参与征书、藏书事宜，从人员选拔、下诏征书、经费来源、优惠*、机构设置，到整理编目、圈定流通范围等，常常是由皇帝亲自颁发敕令，作为一种国家*行为而实施。正是由于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我国古代藏书才能绵延不绝、蔚为大观。
第二，历代藏书家的经世致用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曾谈到自己忍受奇耻大辱写作《史记》之衷心：“仆诚以著此拈，藏诸私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现，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对于古代许多藏书家的藏书观正是最好的概括。
藏书为了读书，为了经世致用，这种思想藏书观是中国藏书思想的精华。韩非不仅是我国古代最早提出“藏书”一词的人，也是明确主张藏书利用最早的人。他在《三难》篇中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于百姓者也。”布于百姓，就是说藏书不能束之高阁，而是要为百姓所用。这种思想为后来藏书家所发扬。
古代藏书的经世致用，不仅有理论，更有其实践。如晋代藏书家范平，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常百余人。南齐崔慰祖聚书万卷，邻里少年来其家借书，他都“亲自取与，未尝与辞”。让藏书对外开放，使所藏之书发挥其培育人才的社会功能，既有和统治者藏书相一致的一面，更有其造福于社会的一面。
三、古代书院的藏书制度
由藏书而刻书，使藏书也真正由藏而达于布，不得不说是对藏书精神的发扬光大，发挥了藏书的更大作用。我国古代藏书能够绵延不绝、源远流长，主要得力于历代统治者对于“文章”和藏书的重视，所以藏书也是自“官家”开始，并随着历史的进程，由官府藏书而至于私家藏书，再发展为寺院藏书和书院藏书，四位一体，四轮并转，进而形成我国古代藏书之大观。
在中国*党的历任领导人中，*是当过教师的人。我们至今还可以读到他上课用的“教案”。作为一个有着与众不同的求学成才经历的人，他对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总体来讲，批判和否定的多。但是，他对于书院却有着自己的看法。
*是把书院的形式作为自己创设的新型学习组织的典范而提出来的。这里，师生关系、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是*所推崇的。纵观*对教育问题的一系列论述，这一思想的痕迹处处可见。“书院和学校各有利弊，自修大学乃取其利，去其弊”，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的组织。
樊克政在《书院史话》一书中提到：“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别具一格的教学与组织管理等制度，萌芽于唐，形成于宋，废改于清末，有长达百年以上的发展史。”
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促使书院产生并能得到发展的—个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自隋、唐以后，伴随着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发展，官学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一些真心求学的士子势必要在官学以外去寻找就学的场所，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正适应了这一客观需要。书院的发展及其—整套制度的形成，又是同理学的兴起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由于理学对于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的作用，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并不为封建统治者所认识，于是理学家们便只好以书院作为从事研究与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而这就势必促进书院的发展及其制度的趋于成熟。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书院对中华文明史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表现在：书院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史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图书事业史的发展，对促进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宋、元、明、清时的著名书院，一般都是当时各地的教育中心，对推进所在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此同时，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教学与组织管理等方面还积累了许多经验，并形成了不少与官学迥然有别的特点，如把从事教学工作与进行学术研究结合起来，不同学派可以在同一书院中讲学，重视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师生感情甚笃以及管人员较少等。所有这些，不仅丰富了我国的教育遗产，而且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总结：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古代官学重视人文科学教育，忽视自然科学教育，近年来学者对书院自然科学教育资料的研究，进行医学教学与实践，开展军事教育，中国标准化语言语音及外国语言文字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些研究和资料弥足珍贵。”
从历史的发展看，社会教育都具有许多功能，培养人才只是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教育还担负发展文化、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任务。书院的人才模式与官学不同，主要目的是培养儒生，重视德育，既要培养伦理道德型的人才，不求功名利禄。以上，便是中国古代藏书制度发展的相关内容，谢谢您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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