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法家变革，与商鞅同时期的申不害为啥救不了韩国？流派不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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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6 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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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08 00:16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日渐严峻的竞争局面，纷纷以改革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务实、见效快的法家，成为了各国君主的首选。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吴起，曾让魏、楚强盛一时；而公孙鞅踩在李、吴二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他于公元前359年推行的变法，把秦国从被视为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气吞六合的虎狼之国。
也许少为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后，身处中原的三晋之一——韩国也紧跟脚步，开始了变法。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韩相申不害，因此被称为“申不害变法”。
对于这一变法的最终成果，《史记·韩世家》中仅仅这样一笔带过：“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资治通鉴》中则称：“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看似韩国通过变法实现了自保，然而就在变法的过程中，它仍被当时正走下坡路的魏国胖揍：公元前340年，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不胜，不得不依附于齐国；而过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韩国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国不断蚕食的泥淖。
下面笔者尝试从变法本身出发，分析申不害与商鞅之道的不同内核，总结出其结果差异的必然性。
同为法家，流派有别
各类史料中，对于商鞅及申不害变法的相关记录篇幅相差悬殊。由于其对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影响，前者被记载得极为周全，《商君书》甚至能历经两千余年流传至今。
而申不害变法可没有这种待遇，对于其具体如何操作，史书中惜字如金。《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对其进行概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可以理解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诸侯国四面逢源；而《史记·韩世家》中更是仅有四字真言：“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治国之道。
然而这一个“术”字，却点出了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术”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和“势”。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术”派的代言人，公孙鞅则是“法”系的代表。至于“势”流派的宗师，则是赵国人慎到。
本文重点比较“术”、“法”之差异。顾名思义，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之术，以虚实结合的方法，在不动声色中明辨忠奸、察觉是非，并采取让部下难以猜测却切中要害的举措；而后者的核心是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鞭策各阶层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而行动。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驱动臣下为政权服务，但“术”的主体偏向君主个人，“法”则侧重于法律条文。史书对这二起变法代表案例的记录，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资治通鉴》一书对申不害变法的记录篇幅极为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炼八字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但这两个事例的主角都是当时的国君韩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长求官，被韩昭侯以任官必须“修功劳、视次第”为依据拒绝；其二，当自己的一件皮衣破旧后，韩昭侯命人将其妥善保存，却不赏赐给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奖赏，也只能赐给有功之人。
而商鞅变法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自秦孝公决定推进变法后，他的名字好像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无论是“移木赏金”，还是对太子的师傅动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执行人公孙鞅，国君本人则更近乎*。
主体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流派内核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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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1-30 01:13
战国初期，各诸侯国为了应对日渐严峻的竞争局面，纷纷以改革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务实、见效快的法家，成为了各国君主的首选。首先吃螃蟹的李悝、吴起，曾让魏、楚强盛一时；而公孙鞅踩在李、吴二人的肩膀上更进一步，他于公元前359年推行的变法，把秦国从被视为翟夷的西陲弱邦，塑造成气吞六合的虎狼之国。
也许少为人知的是，就在八年后，身处中原的三晋之一——韩国也紧跟脚步，开始了变法。主持这一工作的是韩相申不害，因此被称为“申不害变法”。
对于这一变法的最终成果，《史记·韩世家》中仅仅这样一笔带过：“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资治通鉴》中则称：“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
看似韩国通过变法实现了自保，然而就在变法的过程中，它仍被当时正走下坡路的魏国胖揍：公元前340年，庞涓伐韩，韩国五战不胜，不得不依附于齐国；而过了三年申不害去世，韩国更是逐步陷入了被秦国不断蚕食的泥淖。
下面笔者尝试从变法本身出发，分析申不害与商鞅之道的不同内核，总结出其结果差异的必然性。
同为法家，流派有别
各类史料中，对于商鞅及申不害变法的相关记录篇幅相差悬殊。由于其对战国历史走向的关键性影响，前者被记载得极为周全，《商君书》甚至能历经两千余年流传至今。
而申不害变法可没有这种待遇，对于其具体如何操作，史书中惜字如金。《资治通鉴》中用了八个字对其进行概括：“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可以理解为对内整顿政风，对外与各诸侯国四面逢源；而《史记·韩世家》中更是仅有四字真言：“脩术行道”，即：运用驾驭群臣的权术，实行法家治国之道。
然而这一个“术”字，却点出了申不害变法的核心。“术”是法家的三大流派之一，另外两个是“法”和“势”。后来的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曾说：“今申不害言术而公孙鞅为法”（《韩非子·定法》），即申不害是“术”派的代言人，公孙鞅则是“法”系的代表。至于“势”流派的宗师，则是赵国人慎到。
本文重点比较“术”、“法”之差异。顾名思义，前者可以理解为国君操纵、掌控臣子的权谋之术，以虚实结合的方法，在不动声色中明辨忠奸、察觉是非，并采取让部下难以猜测却切中要害的举措；而后者的核心是以法令为依据，以赏罚为工具，将功名利禄与具体的功绩进行绑定，鞭策各阶层围绕国家战略目标而行动。
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驱动臣下为政权服务，但“术”的主体偏向君主个人，“法”则侧重于法律条文。史书对这二起变法代表案例的记录，就体现了这一差异：
《资治通鉴》一书对申不害变法的记录篇幅极为有限，除了上文的精炼八字外，还列举了两个事例，但这两个事例的主角都是当时的国君韩昭侯。其一，申不害替自己的兄长求官，被韩昭侯以任官必须“修功劳、视次第”为依据拒绝；其二，当自己的一件皮衣破旧后，韩昭侯命人将其妥善保存，却不赏赐给臣子，理由是即使再微不足道的奖赏，也只能赐给有功之人。
而商鞅变法则呈现出完全相反的特点，自秦孝公决定推进变法后，他的名字好像就从史书中消失了，无论是“移木赏金”，还是对太子的师傅动刑，主角首先是法令，其次是执行人公孙鞅，国君本人则更近乎*。
主体的差异，背后是两种流派内核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