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犬儒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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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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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1 17:19
www.folkcn.org 2005-1-16 3:42:31 作者：季广茂 来源：文艺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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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过侯宝林的相声《买佛龛》的人都会记得，那里面有个老太太，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回家路上碰见个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没规矩，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大娘，我不懂，您这……多少钱请的？”“咳！就^_^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在我看来，如今这个老太太成了当代社会精神*的一大表征：在当代社会中，处于人格*状态的人可谓众矣，虽然未必都以这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有病”成了许多人的口头禅，“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成了某些人的惯用语。在这里，这位老太太一会儿在“意识”的层面上，“知道”佛龛不能说买，只能说请，一会儿又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不仅道破了买佛龛的事实，还表现出爱惜钱财的心理状态。这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当然，当代社会精神*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据说艺术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艺术，他们谈钱；企业家聚在一起从来不谈钱，他们谈艺术。这也是精神*之一种——身份与行为的*。
犬儒主义也是一种精神*，不过按我的理解，它是“知”（knowing）与“行”（doing）的*。当然，千万不要把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等同于古希腊的犬儒派，两者有云泥之别，不可混为一谈。西方传统的犬儒派是指这样一些特立独行之士，他们嘲弄人类的生活习惯，否定人类的精神价值，渴望把自己从道德、宗教和国家权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像嵇康那样过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幸福生活。因为主张不拘形迹、倜傥不羁，所以他们又像中国的老庄那样否定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古希腊犬儒派的鼻祖第奥根尼就相信，他虽然没有皮毛或羽毛保护，但仍然能够像青蛙一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据说他的死与生吃章鱼有关，一个人独自大快朵颐，虽然有违中国人“有饭大家吃”的处世原则，倒也无可厚非，可他偏偏屈尊与狗争食，结果被狗咬死。不知道美国知名报人约翰•布加特的名言“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是否是从他那里获得的灵感？但可以肯定的是，“犬儒”之“犬”肯定与此有关。
这里所谓的犬儒主义也不同于其他论者所谓的犬儒主义。在其他论者那里，犬儒主义成了万恶之源：玩世不恭、寡廉鲜耻、极端利己、不择手段、醉生梦死、蛇鼠两端。犬儒主义成了市井无赖、贪官污吏、下流文人、社会渣滓为自己的卑劣行径予以开脱的理论。它使得人类的羞耻心荡然无存，使得社会的道德感归于泯灭。如此强烈的价值判断，窃以为，倒是可以当作“骂街指南”。看谁不顺眼，立即给它贴上“犬儒主义”的标签，既轻松简便，又一举两得：既批判了别人，又抬高了自己。
有人认为当代犬儒主义要“抹平一切质的差异性，代之以中性的、灰色的，但在整体上被贬低的价值”，总之是要“*价值、削平差异性”2。有人把犬儒主义视为一种“新哲学”，所谓“新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说辞：“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事情，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事情；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被压迫群体的放逐。”这实际上指是后现代主义的科学观，可以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不存在任何客观的认识论标准，科学在认识论上也没有何特殊性。”3以上两种看法，实际上都是把犬儒主义等同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只是犬儒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绝不是犬儒主义的全部内容；拈出相对主义一词，无法概括、把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质。
有人认为“犬儒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知识社会论域有许多表现形式”，“比如为当前许多知识分子所赞美的‘技术理性’和‘价值中立’就是一例”，“民粹的人民民主主义也是现代犬儒主义论述的一种”4。在这里，犬儒主义成了被极端泛化的名词，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不过，根据一般的逻辑学常识，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之间存在着直观的“反比关系”：概念的内涵越大，其外延就越小；概念的内涵越小，其外延就越大。一个外延无限大的概念，其内涵只能是空空如也，什么也表达不出来。
如前所述，犬儒主义的本质是“知”与“行”的*。当代西方的犬儒主义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代意识是“烦恼的、内在*的意识”。这时候，“烦恼意识”处于自身之内，它缘于“知”与“行”之间的裂变：它知道，“原则”属于亘古不变的彼岸世界，但“原则”又来自流动不居的此岸世界，而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阴阳两隔，势如水火。“烦恼意识”将自身置于“此岸世界”，但从来没有忘记它对“彼岸世界”的承诺。“烦恼意识本身是一个自我意识对另一个自我意识的凝视，而它本身就是双重的。”5换言之“烦恼意识”是被撕裂了的主体的意识。在那里，“知”与“行”的*是必然的：“知”是一回事，“行”是一回事，“知”与“行”无法统一。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他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的，他对犬儒主义的考察源于他对意识形态理论的精辟见解。在马克思的时代，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是在“知”的层面上界定意识形态的，他没有注意到“行”的层面；不过他也没有必要注意到这个层面，因为在那时，意识形态主要是在“知”的层面上，或者说是在“意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主要使命就是去除意识上遭受的蒙蔽，然后万事大吉。
不过时至今日，如果依然停留在“知”的层面上，是无法认清意识形态的本性的，更无法理解意识形态运作的机制。我们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时代，流行的意识形态不是“虚假意识”，不是某些人津津乐道的“消费主义”，更不是令某些人兴奋不已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而是苟且偷生、得过且过的犬儒主义，而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知”与“行”的*，即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说一套，做一套，甚至玩世不恭，冷嘲热讽。它传统的“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同，因为传统上的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是有意为之，还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此方式行事之人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甚至为此遭受良知的谴责。犬儒主义则不同，至少它不再相信任何理论上的真理，不再严肃地看待任何理论命题。令齐泽克感到不安的是，犬儒主义使人对“意识形态幻象”在构造现实方面发挥的作用视而不见，这时候，“意识形态不是掩饰事物的真实状态的幻觉，而是构建我们的社会现实的（无意识）幻象。”6
在这方面，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后现代主义者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福柯对权力的创造性方面所做的分析（话语既是权力的载体又是权力的源泉），还有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的功能的理解（意识形态的功能在于，它把个人“询唤”成了主体）。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化研究中，这些理论家的著作被广泛地引用着，比如詹姆斯•柏林（James Berlin）与迈克尔•维维翁（Michael Vivion）就认为，眼下热火朝天的“文化研究”，实际上只是意识形态批判的一部分，而这种意识形态批判又与话语理论密切相关，因为“无论是创作文本还是阐释文本，都成了话语分析行为和话语协商行为”7。但无论是福柯还是阿尔都塞，都把意识形态设想成不同实践（包括话语、制度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对抗。齐泽克的高明之处在于，在理解意识形态时，他既没有停留马克思的“知”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也没有停留在“行”的层面上，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各种实践之间的对抗。在他看来，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就在于它拒绝被符号化，拒绝从实在界走向符号界，拒绝被转换成知识和实践。在今天，意识形态不是要被戳穿的幻觉，也不只是虚妄不实的信仰，更不是规训我们并把我们置入特定的主体-地位的霸权文化代码。意识形态是一套结构现实的幻象。幻象不同于假象，幻象源于人类内心深处被压抑的*，我们无法通过“知晓”，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操纵它。相反，尽管我们极力压抑它，但我们的一切都受它的支配，尽管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意识不到它的存在。“我明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还是这样做了”，我们明明知道某些行为会伤天害理，还是禁不住去伤天害理。在以前的文化荒漠年代里，许多人爱看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电影《在烈火中永生》。在看到江姐被拷打时，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这些人是在接受*教育；在“行”或“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们正在满足自己的*欲，拷打江姐的，与其说是*特务头子徐鹏飞，不如说是那些如醉如痴的观众。徐鹏飞在审问江姐时说过的一句话更是令某些人“我心狂野”：“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让人*你的衣服？”之所以文本中的英雄总是乏味至极，坏蛋却情趣盎然，原因也在这里。我年轻时看电影读小说，好人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那些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坏蛋令人难以忘怀，整天拿个木头大刀，向东一举 “苏个给给”，向西一抬“八格雅鲁”，原因也在这里。
这才是意识形态之所以为意识形态的本质之所在。之所以如此，时代使然也。齐泽克蒙恩于彼德•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一书中，彼德•斯洛特迪基克认为，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概念，把意识形态视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观已经无法满足后现代世界进行文化批判的需要。因为在后现代世界里，我们全都成了“愤青”，都有些愤世嫉俗；我们现在接受的，是“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enlightened false consciousness）8。我们明知这种意识虚假不实，甚至隐藏着陷阱，却照单全收，毫不犹豫。以前的意识形态批判都没有触及这一点，都忽略了“被启蒙了的虚假意识”的悖论性存在，以及它所彰显的现代人所处的尴尬的精神*状态。齐泽克理解了斯洛特迪基克的观点，他改写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公式。他认为，最能概括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的一句话，而不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长篇大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但他们依然坦然为之。”它一语道破了“虚假意识”的秘密：因为蒙然不知，所以才采取行动，因而采取的行动是不自觉的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只是给事物或行动披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掩盖阶级利益。时代不同了，现在的情形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依然我行我素。”9人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荒谬的，但他们依然会采取这种行动。比如人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追寻一个幻想，但依然乐此不疲。以网恋为例，几乎人人都知道网恋不过一场没有结果的梦，但照样在那里醉生梦死，歇斯底里地高唱什么“一场游戏一场梦”，“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这时候，人们的行为已经“犬儒化”了。对此采取的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都会无功而返。用彼德•斯洛特迪基克的话说，犬儒主义已经使“意识形态批判”陷入绝境。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已经束手无策，只能作壁上观了。齐泽克甚至认为，传统上设想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来都没有真正发挥过效力，即使在前现代、现代世界里，也是如此。证诸中国进行了近100年的启蒙运动，可谓此言不虚。中国近百年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但它永远停留在“知”或“意识”的层面上，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者的注意”为隐喻，以“揭穿假象，昭示真理”为使命。在这下面掩藏的理论假设是：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只要把话说透，只要把理辩明，然后登高一呼，自然应者云集，从此人们便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奔向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在这方面，中国启蒙主义者无异于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天真率直的孩童，他在高喊：皇帝陛下一丝不挂！于是真理在握，问题解决。其实，近100年了，我们一直都在原地踏步。过去如此，于今尤甚，中国启蒙主义者的尴尬也将会日甚一日，因为这个后现代世界里，意识形态不再在“知”的层面上，而是在“行”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知”与“行”的*，既是犬儒主义的源泉，也是犬儒主义的表征，而犬儒主义则是当代社会精神*的主要表征。
今天支配我们行为的，与其说是“知”，不如说是“欲”。不过这里所谓“欲”既不是指渴了要喝、饿了要吃的“需求”（need），也不是摆官架、耍威风的“要求”（demand），而是被深深压抑，又永远不可能满足的“欲求”（desire）。有时候，我们明“知”某个事物或某个行动不是正当的，但我们依然不自知地渴望获得这样的事物或采取这样的行动。对于嗜烟者来说，尽管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他依然乐此不疲，我们通常用习惯、积习、恶习之类的术语来解释这种现象，显然过于肤浅，因为它没有回答下列问题：为什么他会养成甚至需要这样的习惯？我们没有意识到，对于嗜烟者来说，吸烟是生命的支撑，或用拉康的话说，吸烟已经成为吸烟者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生命之本，在于*。有些人对于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其实内心深入对于贪污受贿充满了强烈的渴望，他之所以痛恨贪官污吏，只是因为那贪官污吏恰恰是别人，而不是他自己。他要做是“取而代之”，而不是改变规则。难怪见秦始皇南巡，刘邦要“大丈夫生当如此”，项羽要“彼可取而代之”。虽然是换了人间，所遵循的逻辑没有改变。
再以西方为例。1986年，奥地利进行总统大选。当年的候选人之一是曾任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K. Waldheim, 1918～）。竞选期间，一个国际委员会向奥地利*报告说，瓦尔德海姆1939年曾经应征入伍，不过入的却是德国的“伍”，自愿加入希特勒组织的“褐衫军”，并参与了非法处决受难者的行动（当过刽子手）。换句话说，此公犯有前科，不可重用。此言一出，许多启蒙主义者纷纷预言瓦氏的*生涯即将终结，因为“皇帝新衣”的秘密被揭穿了，瓦氏的罪恶历史已经昭然若揭。令启蒙主义者大惑不解的是，瓦氏还是于当年顺利当选。何以如此？为什么揭穿“皇帝的新衣”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在当代社会，至关重要的不是“真假”，而是“*”。奥地利民众的排犹情结并没有随着希特勒的灭亡而根除，虽然受到了“意识”压抑，甚至压抑到了自己都不敢承认的地步，但一有机会它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是以投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奥地利民众明明“知道”也“承认”瓦尔德海姆不是什么“好鸟”，却依然按捺不住内心积蓄已久的排犹主义情绪，在内心深处的“*”的驱使下，以实际行动肯定了瓦尔德海姆的行径。
*有时已经内化为“偶像”，立足于“知”的层面破除“偶像”的企图，早已宣告失败。记得几年前，有好事者名叫马中欣，写了一本书名叫《三毛*：一位女作家沉隐三十年的虚幻》，揭穿了三毛的“画皮”。三毛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倾倒过无数的读者，但在三毛死后，有人怀疑三毛那近乎写实的浪漫故事，甚至怀疑三毛那位叫荷西的大胡子丈夫是否真的存在。马中欣以一个旅行家、探险家的求真与执著精神，让我们从侧面了解三毛的人生*。有人不能接受甚至为此恼羞成怒，责备“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因为此举破坏了他们心目中的偶像。这不是犬儒主义。有人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依然对三毛情有独钟，这才是犬儒主义。面对此情此景，启蒙主义只会灰心丧气，充其量也是开始新一轮的大战风车。
李敖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中说过（2004年8月5日播出），1912年孙中山出任中华*总统，因为陶成章“破坏*”，蒋介石一气之下将陶成章杀害（史书先是说“公怒杀之”，为了掩盖罪行，改为“公怒之”），孙中山为此一再表示要缉拿凶犯。事后证明，指使蒋介石杀人的，正是孙中山。孙中山之所以指使蒋介石谋杀陶成章，是因为陶成章指责孙中山贪污。对于李敖这席话，许多人也不能接受，因为它破坏了我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形象。这与其说我们“不敢”坦率面对*，不如是说我们“不愿”坦率面对*。我们发现，只有掩饰*，才能抚平我们内心深处的创伤，使自己免于伤害。这不是犬儒主义。即使接受了*，我们也会说，孙中山也是为了*大业，迫不得已而为之，此举丝毫无损英雄的光辉，“苍蝇终究是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这也不是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形下，犬儒主义是指样一种情形：我们在“知”的层面上认可了这个事实，也知道领袖的这种做法颇为不当，但我们照样对领袖情有独钟，因为这样的领袖形象才符合我们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幻象。
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意识形态亮出自己的底牌，尽情展示自己发挥作用的机制，它也会照样大行其道，势不可挡。也就是说，在今天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时代，你可以揭穿意识形态的“鬼花样”，甚至可以揭穿意识形态批判的“鬼花样”，这丝毫无法阻挡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批判发挥作用。而在传统的、前犬儒时代，意识形态要想正常运作，就必须使它要蒙蔽的对象处于“不知”的状态。恩格斯甚至认为，即使要蒙蔽别人的人，照样也会处于被蒙蔽的状态。他在给梅林的一封信中说过：“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动力始终是他所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10
的确令人绝望。但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即使在“知”的层面上，在这个后现代主义的世界里，情形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这是一个谎言和实话难解难分的时代，谎言发挥了实话的作用，实话具有了谎言的功能。这令我想起了那个令人深思的笑话：一个已婚男子与他的秘书正进行着火热的婚外情。一天下午，他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缠绵了一个下午，一直睡到晚上八点才醒。他们赶快整装，奇怪的是这位男子要秘书把他的鞋子拿到外面的草丛中蹭一蹭。男子回家后，太太生气地问他哪去了？男子倒是“君子坦荡荡”：“我还是痛痛快快地招了吧，我跟秘书有一手，今天去她那里一直缠绵到现在。”太太瞧瞧他，又看了看他的鞋子：“撒谎！你又去打高尔夫球了！”这既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以假充真）的时代，也是“真作假时假亦真”（以真充假）的年代，真假难辨，势之使之然。
奈何？奈何？真可谓：无可奈何花落去，怎堪再闻奈何歌？
注释：
2 涂险峰，《商品化与人的价值的无根性——九十年代都市小说价值现象初探》，《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第61、62页。
3 苏珊•哈克，《捍卫科学——在理性的范围内》，陈波译，《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3、14页。
4 汪铮，《关于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234页。
5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Translated by A. V. Mill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26.
6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7 James A. Berlin and Michael J. Vivion, ed. Cultural Studies in the English Classroom：Theory and Practice, Portsmouth, NH: Boynton, Cook, Heinman Portsmouth, 1992, p.x.
8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MN: Un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5.
9 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1页。
文艺学网首发（2005年1月14日）
参考资料：http://www.folkcn.org/news/Class/xssy/ztyj/25625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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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儒主义”一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安提斯泰尼创立的，另一人物第欧根尼则因为住在木桶里的怪异行为而成为更有名的犬儒主义者。当时奉行这一主义的哲学家或思想家，他们的举止言谈行为方式甚至生活态度与狗的某些特征很相似，他们旁若无人、放浪形骸、不知廉耻，却忠诚可靠、感觉灵敏、敌我分明、敢咬敢斗。于是人们就称这些人为“犬儒”，意思是“像狗一样的人”。至于这个称谓是不是肯定来源于此，学界的观点并不一致。
另外一种说法是指安提斯泰尼经常到雅典的一个被人们叫做“快犬”的体育场去和人们谈话、辩论，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观点的最初的追随者队伍，因而被称作“犬儒派”。“犬儒主义”则由这一学派的观点理念和生活行为演化而来。
“犬儒主义”的称呼无论是怎样的由来，这一主义信奉者的行为用现在的话来说“反正是挺歪的”。这些人的行为无拘无束，我行我素，无所顾忌，不知羞耻，无动于衷，粗俗无礼，虚荣自负，傲视一切，自我欣赏。他们不要家庭，不要子女，即使结婚，则夫妻同为犬儒，而且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行交合之事。犬儒主义诗人克拉底和女犬儒主义者喜帕契亚就是一对犬儒夫妇。他们藐视一切权威，谁都敢“损”谁都敢“讽”。
照理讲，古希腊的文明是产生理性智者的环境，怎么会出现这么一类人物呢？综合来看，犬儒主义者或称犬儒派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也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希腊的城邦制度的繁荣孕育了犬儒主义这个极端化的产儿，城邦制度的衰落催生了他。
希腊城邦制度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萌芽，到公元前6世纪时基本形成。城邦制度在古希腊是普遍存在的，即使有的城邦如斯巴达保留了国王的职位，但也仅仅是形式而已，并无多少实权，国家大事仍由公民大会于公民选出的监察官、长老会来决定。公民是这个城邦的主人，城邦的政权掌握在作为公民的人们的手中。公民是*动物，使潜在的*家。只要有可能的闲暇，有兴趣。他们可以直接参与城邦事务的管理与决策，城邦也会为他们的参与给与一定的公职津贴，作为生活的必需。在这样的城邦中，就公民的集体而言，其中只有被选举的管理者，而无世袭的*君主与寄生的官僚，只有拥有不同程度的*权利的公民，而无俯首听命的臣民。
也正是因为如此，城邦的公民制度也具有二重性，既把城邦看得高于一切，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同时又十分注重个性的自由发展。事物的发展总会出现极端化，城邦制度也不例外。城邦制度在保证公民的个性发展的同时，公民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张扬与发展也越来越走向了极端。各个城邦中充满了党派间的斗争，公民大会感情用事议而不决。城邦事务动荡不安，政客间相互攻击、斗争、诽谤甚至是谩骂。理想化的民主的弊端暴露了出来，人类幼年时期的理想受到了挑战。这种弊端和挑战在后来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几乎到达了极点。人们从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害及柏拉图的出走西西里等事件中，感受到了这种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和对人们心灵的冲击，简单的理想主义的民主和公民权利受到了怀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特立独行的人，把反叛城邦制度的理想民主以极端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认为使众多愚蠢的人的愚蠢念头把社会、城邦搞糟了，他们行为上以怪异和反常的行为向现有的秩序、制度、观念、习俗挑战，精神上则躲进个人的心灵深处寻求宁静和快乐。犬儒主义作为这股向社会发起*的力量的代表，也就自然的产生了。因此说，为公民发展提供了广大的空间的城邦制度是犬儒主义出现并走向极端化的温床。
回顾人类的历史，每一种新生的事物的出现都意味着对传统的东西的挑战甚至是亵渎，每一种传统的主流地位的丧失都意味着像僵尸样被逐进垃圾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