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重庆的一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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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7 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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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22 04:50
光宗即位前受封为恭王，即位以后双重喜庆将恭州升格为重庆府。象这样表述，不会有人异议。但如果不强调藩升府是宋王朝的制度，就不够了。每一个皇帝即位以前都有封地即潜藩，即位以后潜藩必然升府。纪昀等任总纂的《钦定历代官职表。知府直隶州知州。宋》：“谨机案：隋以前未有府之名，其以京郡名府者自唐始，五代复因而增之。至宋则潜藩之地皆升为府，而府之名遂众。“
恭州升府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产物，府名重庆也反映了这一制度。不从这一制度着眼，就会误认为升府和双重喜庆是光宗的特殊遭遇，个别现象。潜藩在四川境内也不少。如蜀州在绍兴十年（1140）一高宗潜藩升为崇庆府，即今天崇州市；剑州在孝宗隆兴三年（1165）以孝宗潜藩升为隆庆府，即今剑阁县；嘉州在宁宗庆元二年（1196）以宁宗潜藩升为嘉定府，即今乐山市；忠州在度宗咸淳元年（1265）以度宗潜藩升为咸淳府。
表述恭州升为重庆府，望其文容易偏于强调双重喜庆。虽然不错，但容易使人误解，好象只有光宗才是双重喜庆，其他的皇帝就不是了。其实南宋诸帝即位前都有封地，一旦即位，都是双重喜庆，都有潜藩升府。潜藩升府后，都要命名。如何命名，如上所举，有的沿原来的州名称如嘉定府，有的用皇帝的年号如称咸淳府，更多的情况为另取吉祥的名字，名以“庆”字居多，如崇庆府、隆庆府、顺天府等等，自然，重庆府也在内。由此可知，恭州升府名为重庆府，属于偶然，凡潜藩升府没有不是双重喜庆的，都可命名为重庆府，只是别人没有想到，恭州升府时想到了，就把这个名字用上了。表述恭州升府提一下双重喜庆就是了，不必强调。值得强调的是潜藩升府这一制度，才能把这件事的因果关系，来龙去脉表述清楚。
重庆的命名体现了当时潜藩升府的制度。也增加了命名文化的内涵，反映了历史的足迹，画龙必须点睛。
重庆是战时国都
重庆是战时国都。
抗日战争以胜利而结束，早已经成为历史。表述这段历史，有的儿女把重庆称为战时陪都，把抗日战争时期称为陪都时期。这种说法，不仅与所称呼的主体不符，还会引起一系列的逻辑混乱，不利于正确理解历史，不利于正确对待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想中国发动全面侵略。中国人们奋起抵抗，抗日战争爆发。是年11月20日国民*正式发表宣言移驻重庆，重庆成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国度（原国度南京于12月13日沦陷敌手），各国驻华大使、公馆纷纷迁来重庆，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国际上习惯称中国*为重庆*。当时重庆成为*发号施令的中心，成为那段时期中国的象征。
到了1940年9月6日，国民*明令定重庆为中国的陪都。陪都，是国都以外别建一个都城，*地位仅次于国都。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战时或者和平时，都有设立陪都的例子。其实，1939年5月5日重庆由普通市升格为特别师（直辖于行政院），也可看做把重庆定为陪都的一个步骤。
重庆已经是战时国都了，为什么还要定为陪都？那是给重庆一个永远的地位。战时国都都是暂时的，一旦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就要把国都迁回南京，重庆又成为一个普通的城市了。既然定为陪都，国都迁走，仍然是全国第二大*大城市，国都起着中枢的作用，就并不要求陪都起什么特定作用，也起不了什么特定作用，正如《国民*令》中指出的“恢闳建置。。。。。妥筹久远之规模”就行了。
定重庆为陪都，不能不说与作为战时国都无关。因为国都迁来重庆，3年来重庆作出了贡献，定为陪都给予较高的地位。但定为陪都与作为战时国都都是两回事，混为一谈，势必引起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很不可取。
一、 国民*移驻重庆，重庆成为战时国都，发布宣言，昭告世界，虽然是临时的，却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事实明显不过，偏要把当时的重庆成为战时的陪都，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不承认重庆是抗战时期国都，是贬低重庆的地位。
二、 抗日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一洗百年来的重重国耻，列入世界四强，扬眉吐气，中华民族战起来了。在战斗的过程中，作为战时国都的重庆人民不惜一切，支持抗战，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重庆仅仅是陪都能够起这样大的作用吗？
三、 重庆既是国都又是陪都，合在一起，陪都是无法起作用的。有谁能列举一、二件抗战中重庆作为陪都起了作用?
四、 把重庆仅仅视为战时陪都，国都又在那里？没有吗？哪个国家没有国都？还在南京吗？那是日本人卵翼下的伪政权。在重庆吗？为什么视而不见呢？
五、 把抗战时期称为陪都时期，同样造成思想认识上的混乱。抗战八年在重庆发生的一切，都有关抗战，有关战时国都，而称重庆为陪都，硬要将此时期称为陪都时期，何等别扭！何况，把1937年7月7日到1940年9月5日也算进陪都时期，别人实在不信。
六、 抗战时期陪都之于重庆几乎只是一种名义，但在国民*迁回南京之后，就开始真的实施“恢闳建置”“妥筹规模”了。一部《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集中了一批专家写成，颇有气魄，以后都有参考价值。实施得不多，“抗战胜利纪功碑”修成了，*成立后改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基本上是原件。
总之，“抗战陪都”、“陪都时期”，实在难以理解，始终不知何所据而云然
重庆城的十七门
重庆城门十七座，九开八闭，象征九宫八卦，在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时就固定下来了。因旧址，就是以南宋彭大雅所筑的城为基，而彭大雅正是在蒙元军进攻中，按照战守的需要，根据地形地势选择了最佳位置筑成的。戴鼎又加以完善，所以城垣、城门的位置，以后就不需要在更改了。一直到1927年重庆筹备设市，决定修建马路，宏阔码头，才撤废朝天、太平、南纪、通远等城门。重庆城和17座城门一直维持了556年。
这17座城门的排列，习惯从朝天门开始按照顺时针方向转一圈：朝天（开）、翠微（闭）、东水（开）、太安（闭）、太平（开）、人和(闭）、储奇(开)、金紫(开)、凤凰(闭)、南纪(开)、金汤(闭)、通远(开)、定远(闭)、临江(开)、洪岩(闭)、千厮(开)、西水(闭)。开门和闭门相间排列，开门多一座，所以储奇和金紫两个开门在一起。其中，朝天、翠微、东水、太安、太平、人和、储奇、金紫、凤凰、南纪等10门滨长江，金汤、通远、定远三门连陆，临江、洪岩、千厮、西水等4门滨嘉陵江。
按重庆的地位和重庆城的规模并不需要设那么多城门，为了象征九宫八卦，才有九开八闭的设计。这八座闭门，在设计中本来就是虚设的，没有派上用场，比开门也要小一些，本来就根本没有打算用，500年来也一直没有用。
九座开门中，除东水门、金紫门外，都有瓮城。瓮城又名月城，是城门外的小城，作为掩护城门之用。没有瓮城的城门，城门的名字直接写在城门顶上；有瓮城的城门，城门的名字写在瓮城门上。有瓮城的正城门，专门另外题写四个字，刘子如绘制的《增广重庆地舆全图》都有记载：朝天门题为“古渝雄关”，太平门题为“拥卫蜀东”，储奇门字迹不清，南纪门题为“南屏拥翠”，通远门题为“克壮千秋”，临江门题为“江流砥柱”，千厮门题的前二字为“千厮”，后二字模糊。
九座开门早已废了，现在还看得到的，东水门完整存在，通远门下面被凿低，好象吊在和平隧道的顶上。城门虽不存在了，但城门的名称还在广泛运用。在改革开放前，区**事处、*派出所和国营各种门类的企事业单位都冠以城门的名字。
朝天门大码头迎客接圣
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
临江门卖木材树料齐整
通远门锣鼓响抬埋死人
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
金紫门对着那府台衙门
储奇门卖药材供人医病
太平门卖的是海味山珍
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对着真武山鱼跳龙门
重庆的三座标志
精神堡垒、抗战胜利纪功碑、人民解放纪念碑是老重庆的三座标志，反映了历史，反映了时代。
**对日抗战后，节节败退，国土不断沦陷，为人民所不满。而*党早就提出抗战救亡的主张，挺进敌后，捷报频传，为人民所拥戴。面对这种形势，*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来维持其正统地位。1939年5月1日在林森路国民*军事委员会广场（今解放西路《重庆日报》社）举行宣誓大会，在民权路广场建造精神堡垒，1940年3月12日落成。
精神堡垒，用木板钉成，外涂水泥，因避空袭刷成黑色。底座为八角，分别写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大字。中部为圆柱形，以朝民族路方向为正面，题“精神堡垒”四字，其余三面分别写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圆柱之上为五角形，正面绘上兰底红边的大盾，内有“新生活运动”指南针会徽。其余四面分书“礼”、“义”、“廉”、“耻”四字。顶端周围为城堞样式。然而木质结构经不起日晒雨淋，也就漫漫坏了，当局也没有修补，最后全部倒塌。最后干脆拆除了，只剩街心草坪，就在当中立上一根旗杆，悬挂中华*的国旗。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重庆市*在精神堡垒原址修筑永久性纪念物——抗战胜利纪功碑。1946年10月31日奠基，12月动工，1947年8月完工，10月10日举行揭幕典礼。此为全国唯一规模最完整的抗战胜利建筑物。
此碑为八面塔形高层建筑，由碑台、碑座和碑身及嘹望台三部分组成，碑台部分的青石及石踏步呈半径10米的圆形，青石台高1.6米。碑座由八根青石护柱组成。石碑八面，用北碚上等峡石嵌碑座外侧。碑身高24米，由直径4米的圆桶构成，内部圆形，外部八角形。内有悬臂旋梯140步升至嘹望台，嘹望台可容纳20人左右。碑顶设标准钟。此碑为钢筋水泥建筑，外用白洋灰粉刷。每面有窗户5个，钢筋水泥窗花。正面大门用楠木精制。
碑文五：一、1940年9月6日国民*明定重庆为陪都令；二、1946年10月国民*文官长吴鼎昌撰抗战胜利纪功碑铭；三、国民**重庆行辕兼代主任张群文；四、文未署名；五、重庆市*张笃伦文。
重庆市*成立后，将抗战胜利纪功碑上的碑铭和所有碑文去掉，另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改题碑铭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其余依旧。
重庆屏障佛图关
佛图关十重庆城的屏障，向楚〈巴县志。厄塞表〉首列佛图关，表中〈形势〉栏云：“渝城三面抱江，陆路惟佛图关一线，壁立万仞，磴曲千层，两江虹束如带，实为咽喉扼要之区。佛图关能守，全城可保无恙。”其险尤在于关筑于山脊之上。壁立万仞，磴曲千层。言居高临下；“两江虹束如带”,指鹅项颈两江相距不到一公里。如此天险，中外罕见。
佛图关得名于石壁上的石刻佛像。重庆这座石窟造像能够保存下来，真的要算邀天幸。笔者1984年所见，窟顶呈圆弧形，形式类似于大足宝顶山石窟。释伽牟尼坐莲台，高约5米，头宽约1米，头高1米多一点。佛像之西约20米处，壁上题有“佛图关”三字，行书，字约1米见方。下款“光绪壬申四月”，壬申为光绪八年1882年，题款至今已经历百年以上。这是此关的正式名称，清末记载，或书为“浮图关”。过去书写地名，往往以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互相替代，何况佛图、浮图、浮屠、佛陀等都是释迦牟尼的不同音义。但究竟不能任其杂乱无章。抗战爆发，国民*移驻重庆，将佛图关改为复兴关。重庆市*成立后才将石壁上的“复兴关”三字铲掉。
佛图关石壁上题刻甚多。清朝咸丰朝以前的题刻，大豆剥蚀不清了。同治、光绪间的题刻，大字还比较清晰，款识多已不清。这些题刻有的为官吏*，如“恩通存殁（mo）”、“廉明慈爱”、；有的赞叹山川形势，如“竖起脊梁”、“东川砥柱”、；有的是官吏教民，如“愿吾民，敦孝弟，勤职业，崇简朴，息争讼”等等。
此关建于何时，佛像造于何时？乾隆八年1743完成的〈大清一统志〉已谓“建始不可考”《宋史。忠义传》叙四川建置使兼知重庆府张钰“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可知佛图关宋末已建。
以后历次战役，佛图关都起过重大作用。明神宗万历朝平播之役，熹宗天启朝讨奢崇明之役，思宗崇祯十七年义军张献忠入川，佛图关都起到国必攻必守的作用。
佛图关建筑再华蓥山余脉的脊点、两江同方向平行东流相距最近的地方。由佛图关东出仁清门，下鹅项颈，经重属总节孝坊、巴县节孝总坊、社稷坛到两路口（今两路口菜市场），上三坡架，经茶亭、神仙洞，由通远门进入重庆城。由佛图关西出端丰门，下到七牌坊（今大坪菜市场背后），西行经过接连不断的20几座牌坊到石桥铺，就是去到成都的东大路。
明代何清代都时兴修建牌坊。明代的牌坊修再城内。多系旌表本地巴县高科仕宦人物，明代本地显赫人物众多，进士112人，三品以上*39人，城内牌坊也多，但年深月久，都不存在了。清代修的牌坊大多是节孝坊，少数是德政坊，都修再城外，特别集中在佛图关内外。
佛图关上
佛图关，修建再海拔370米的华蓥山余脉的最高处，守护重庆城许多年了。
佛图关略呈圆形，关城南垣（yuan）和北垣紧紧控制长江和嘉陵江。南垣下到长江边谓肖家湾、王家坡、兜子背、黄沙溪，距离虽然长一点，但坡势平缓，从佛图关南垣可以一览无余，便于控制。北垣俯临嘉陵江，下为李子坝、牛角沱，悬崖峭壁，十分陡峭险峻。垣上设有哨楼。关上有四座门：东为仁清门，门上横书“江天一览”，由此进入重庆城；西为瑞丰门，由此上东大路；南垣有泰安门、木洞门，此两门常闭。
佛图关既为战守要地，平时也派兵驻守。道光二年1822再佛图关内设佛图汛署。重庆镇中、左、右三营统率19个汛，分防佛图关的汛归中营管辖。道光四年1824添筑佛图汛营房，移中营千总（正六品）一员带领马战守兵100名镇守。佛图汛署设再佛图关内，从刘子如所绘《增广重庆地舆全图》看，汛署规模不小，署内有大堂、二堂、三堂，背靠关城东北垣，大门出姚公上场，已是关中心地带。
佛图汛署左侧，仁清门内为夜雨寺。乾隆间王尔鉴修《巴县志》，八巴渝旧传八景淘汰三增七为十二景，并各为《小记》。“佛图夜雨”为旧景保留，《小记》云：“壁间有青石，虽亢旱经月，侵晨视之，犹津津涵润若夜来过雨者。”此时当有石无寺，可知青石发现甚早，夜雨寺修建较晚。王尔鉴修篆《巴县志》成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此时还没有修建夜雨寺。以后修建的夜雨寺有前殿何后殿，周围竹林茂密。寺前有黄桷树一株，树下有石佛一座。以后寺毁，后殿还有残存，栋梁全用马桑木，此种木材属于大木，直径近一米。至于夜雨寺何时修建，何时毁掉，都不详。
佛图关内，横贯东西辟为乡场，为姚公场。场分为二：东为姚公上场，西为姚公下场。重庆建市，巴县各乡场仍属巴县，唯有姚公乡谓直属于市的乡。姚公乡、场，谓纪念姚觐元而命名。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人（归安即吴兴，今湖州市），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户部郎中，同治九年1870谓官川东道。任内再重庆大力提倡养蚕，从浙江运来良种，聘请浙人前来指导，在关外隙地种桑养蚕示范，又在关内建蚕神祠。
蚕神祠再姚公下场，傍佛图关西垣。其东为关帝庙，再东为文昌宫。蚕神祠内有《蚕神祠碑》，以记载其始末，碑文徐昌绪撰并书，。徐昌绪字琴舫，四川酆都人。咸丰六年1856进士，翰林院编修。以牵连肃清案免官归，来重庆长动川书院20余年。徐颇擅长殿廷楷书，此为科举所需。所书《蚕神祠碑》，人纷纷拓为学子范本，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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