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秦、汉、唐贞观盛世和清康乾盛世时期经济发展概况及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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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0-16 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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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4 16:23
一 从文景之治到昭宣中兴
西汉的文景之治，从文帝即位的公元前180年算起，到景帝去世的公元前141年为止。然而，文景之后，盛世并未结束，武帝即位后虽然改变了文景时期的*，却把西汉的盛世推向高峰。武帝晚期虽然颇多失误，但国家元气未伤。经过昭帝和宣帝的调整，即“昭宣中兴”，保持了盛世的延续。元帝即位时，西汉的户口达到了汉代的最高点。因此，西汉盛世的终结，以宣元之际（公元前48年）为界，前后延续了一百三十多年。
文景之治是由文帝和景帝得名的。而文景之治的出现，需要从汉初形势说起。
秦王朝的严刑酷法，横征暴敛，引起了天下大乱。秦亡以后，为争夺政权的楚汉相争，连年战火，又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委骨沟壑的悲惨境地。西汉王朝建立时，朝廷极为困窘。《汉书·食货志》载：“汉兴，接秦之弊，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藏，白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皇帝连四匹颜色一样的马车都坐不上，将相只好以牛车代步。正是这种形势，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设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使国家进入正常状态。
汉高祖刘邦从进入咸阳那一天起，就在谋士张良的策划下宣布了安定社会的基本方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史记·高祖本纪》）待到结束战争后，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稳定政局，恢复秩序。高祖死后的惠帝和吕后执政时期，继续执行休养生息的*，社会状况逐步好转。
汉文帝刘恒（公元前180一前157年在位），是高祖刘邦之子，惠帝刘盈的同父异母兄弟。本来，他是当不上皇帝的。高祖在世时，七岁的刘恒就被封为代王，统辖今山西北部，与他的母亲薄姬在代国的首府中都（今山西平遥附近）呆了17年之久。但是，惠帝死后，吕后执政，朝廷几乎成了-吕氏的天下，引起了西汉开国元老的不满。吕后一死，掌管国政的丞相陈平和统辖军队的太尉周勃，消灭了吕氏势力，迎立远在外地的刘恒继承帝位。这种背景，对文帝的施政方针影响很大。作为长年在外的藩王，在朝廷一无威信，二无心腹，一大批跟随高祖打天下的元勋功臣还在台上，他们对这个年轻皇帝还不一定服气。他只有小心谨慎，以求地位的稳固。
文帝继位之时，*政局尚在诸吕之乱后的动荡之中，地方上诸侯王势力十分强盛，社会经济也没有从战争创伤中彻底恢复过来，国家贫穷，库藏空虚，民生艰难，工商凋零，外部有北方的匈奴部族不断南下抢掠*扰，多次威胁京畿关中。对此，文帝沉着应付，稳定政局，坚持与民休息的国策，奉行黄老之术，使经济逐渐恢复，财力不断上升，国库开始充裕，开了文景之治的先声。
景帝刘启（公元前157一前141年在位）继位以后，全面继承了文帝时期的各项*。当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国内局势的稳定，调整*与地方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汉代实行郡国并行的地方*，诸侯王国占据着广大地区，跨州连郡，据山铸钱，煮海成盐，富甲天下，骄奢抗命，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采取削藩措施，结果招致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叛乱。他们“请诛晁错，以清君侧”，而当晁错被杀后依然叛乱不息，此即“七国之乱”。景帝起用大将周亚夫，用三个月时间就平定了叛乱。此后，“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削弱了割据势力，保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和治世的持续发展。
文景之治首先表现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上。文帝深知农业在当时的重要性，在继位的第二年就下诏说：“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其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汉书·文帝纪》）此后他多次颁布诏令，劝课农桑，鼓励发展生产。而且他多次亲自参加耕作，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以作示范。为了减轻民间负担，文帝从十二年（公元前168年）起，就把田租由高祖时的什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第二年又干脆全免田租。直到景帝继位，才恢复了三十税一的标准。在减免田租的同时，文帝还把算赋（人头税）由原来的每人每年120钱减为40钱，把原来丁壮每年服徭役一月改为三年服徭役一月。另外，他还松弛山林川泽之禁，赈贷鳏寡孤独，救济穷困老弱，从而使社会经济全面恢复。景帝继承了文帝的经济*，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财政有了根本好转，府库盈积，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有“家给人足”之称。
文景之治的另一方面是*比较清明。文帝即位后，为了选拔人才，开创了察举制度。著名的青年*家晁错，就是“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推荐上来的。文帝还鼓励大臣进谏议政。廷尉张释之数次依据法律顶撞皇帝，他不以为忤，反而能够始终将张释之委以重任，显示了一个开明君主的宽容风度。
文帝对法律也作了重大改革。他吸取秦亡的教训，在即位后废除了以言论治罪的“诽谤訞言法”和一人犯罪、株连家族的“相坐法”。齐人淳于意被判肉刑，其女缇萦请以身代，文帝大为感动，为此废除了摧残肢体的肉刑制度。这一时期的刑法宽简，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关于文景之治的社会效果，各种史籍都有总结和介绍。《汉书·食货志》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无）事，非遇水旱，*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间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文帝纪》称：“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汉书·景帝纪》称：“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正是文景时期的积累，为汉武帝把西汉王朝的盛世推向高峰创造了条件。武帝刘彻（公元前141一前87年在位）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图 6），他即位后不久，开始改变文景以来的*，由无为变成有为，由恪守变成进取，由推崇黄老变成独尊儒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辉煌。
在武帝时期，*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天人感应”学说使皇帝的无上权威有了新的理论依据，丞相的权力被削弱。武帝还分全国为十三州，派遣刺史以“六条”监督郡国，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财政上把铸钱（发行货币）权收归*，盐铁实行官营，向西北边疆大量移民屯田，在中原大力兴修水利工程。特别是在边疆开拓方面，随着对外*的改变，武帝派卫青、霍去病等大将全面出击匈奴，取得了巨大胜利，在河套、河西地区设立了朔方、五原、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六郡，控制了西域诸国，开辟了丝绸之路，派唐蒙通西南夷，出兵东瓯，将西汉王朝发展为一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长安城及其他地方，汉武帝大兴土木，一座座宫殿楼阁拔地而起，耸人云天。武帝时期的这些建树，都得益于文景之治的铺垫。
但在文景时期，治世的背后已经有了危机的阴影。文帝时期*的宽厚，得益者首先是大官僚、大地主和大商人。例如，黄头郎邓通，因为得到文帝的宠爱，不但得到无数赏赐，而且占有了蜀郡严道（今四川雅安西）的铜山铸钱，富可敌国，有“邓氏钱，半天下”之称。贾谊在《治安策》中就指出：当时的汉朝存在着王国过盛、匈奴侵侮、富民奢侈、百姓饥寒等*、民族、社会问题，已经潜伏着乱世的迹象。“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汉书·食货志》在高度肯定文景之治后也说：“于是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并兼；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故其变也。”武帝时统治*的改变，使文景之时的隐患开始显现。对外用兵，铺陈浪费，挥霍钱财，奢华无度，迅速花光了文景时期的积累。“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扰相奉，百姓抏敝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澹。”（《汉书·食货志》）特别是武帝晚年的*失误，导致了“巫蛊之祸”，〔2〕几乎引起继位危机。不过，文景奠定的盛世，并没有被彻底摧毁。武帝以后的昭帝和宣帝，通过统治*的调整，使西汉王朝继续保持稳定的态势，史称“昭宣中兴”。翦伯赞认为：“自昭宣以至元帝这半个世纪的时期中，是西汉的社会经济继续发展的时代。”〔3〕
汉昭帝刘弗陵（公元前87一前74年在位）继位时只有八岁，实际执政的是大将军霍光。霍光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国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多次减轻租赋，停止对外用兵，使社会恢复了安定局面。汉宣帝刘洵原名刘病已，是武帝戾太子的孙子，由于“巫蛊之祸”而被剥夺了宗室权利，以平民身份生活在民间，对于下层社会的疾苦有较多了解。因此，他当上皇帝后（公元前 74一前49年在位），比较清明，以知人善任著称，他所重用的丙吉、魏相、黄霸等名臣，都有较大的建树。另外，宣帝比较注重制度建设，强调治民先治吏，信赏必罚，史称这一时期“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他有一句名言：“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这一时期，既不是单纯的“无为而治”，又不是单纯的“好大喜功”，而是糅合王霸之道，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方略最终定型。
西汉的盛世，从文景之治开端，由武帝推到了*。在武帝之后，由昭帝和宜帝保持了一个较长的余韵。由于西汉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期，这一盛世不仅维持时间较长，而且也给后代的统治者留下一个值得仿效的范例。
二 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
唐代的盛世是由贞观年间（627—650年）开始的。经过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的过渡，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2年），再度出现盛世。天宝（742—756年）年间，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激化。到安史之乱爆发，唐朝的盛世宣告终结，经历了一百余年。与西汉的盛世不同，唐代的盛世有着明显的起伏，有着贞观时期和开元时期两个高峰，其间存在着数十年的低迷状态。
隋代结束了南北朝的*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中国。隋文帝虽然刚愎自用，却在治理国家上颇有建树。但到隋炀帝继位以后，横征暴敛，穷奢极欲，滥用民力，造成了“耕稼失时，田畴多荒”的局面。特别是三次征伐高丽的失败，迅速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天下大乱。唐代在隋末大乱的基础上取得政权，拨乱反正，开创了中国古代又一个盛世。
唐朝建立之后，高祖李渊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世民凭借打天下时建立的功勋和形成的势力，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夺得帝位，年号贞观。在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图7）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缓解社会矛盾的措施，开创了*清明、社会安定的新局面，史称贞观之治。
唐高祖和唐太宗在*上都比较开明，唐朝建立后，他们注重历史的经验教训，处处能以亡隋为鉴。反隋斗争的亲身经历，使李渊父子对治理国家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早在唐朝开国之初，唐高祖就对裴寂说道：“隋末无道，上下相蒙，主则骄矜，臣惟谄佞。上不闻过，下不尽忠，至使社稷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拨乱反正，志在安人，平乱任武臣，守成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匡不逮。”（《旧唐书·孙伏伽传》）到唐太宗手里，他更进一步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贞观十八年，太宗曾告诫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这种“载舟覆舟”的比喻，在统治者中是很难得的。正因为唐太宗有如此认识，贞观年间的大臣进谏，也多以亡隋为例。如贞观二年，王硅对太宗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彼岂不欲安人乎?失所以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辙，殷鉴不远。陛下亲承其弊，知所以易之。”要求吸取秦、汉、隋的教训，改弦易张，调整*（《贞观政要·务农》）。贞观之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唐太宗在*上有两个方面十分突出：一是用人，二是纳谏。这两个方面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了极大作用。元稹曾对此总结道：“房、杜、王、魏之徒，议可否于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于外。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岂文皇独运聪明于上哉?盖亦群下各尽其言，以宣扬发畅于天下也。”（《元稹集》卷三二）
在用人上，唐太宗深知“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的道理，多次下诏求贤。他还批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要求他们不要陷入繁琐事务，而以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为务。他能够任人唯贤，不避亲仇。贞观名臣魏徵，是太宗仇敌李建成的部下，曾经给李建成提过除掉太宗的建议。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从大局出发，抛却个人恩怨，重用魏徵作为自己的治国辅佐。他还注意从下层破格选拔人才。贞观三年，中郎将常何上书直言朝政，太宗凭自己对常何的了解，认定奏章非常何所作，追问之下，常何承认是自己的一个门客马周代拟。太宗立即召见马周，予以重用，并赐常何绢三百匹鼓励荐贤。太宗主张“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以一己之见埋没人才。在他晚年，对自己的用人之道总结说：“用人之道，尤为未易。己之所谓贤，未必尽善；众之所谓毁，未必全恶。”强调博采众议，全面了解，舍短取长，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还比较注重地方吏治，为了考察地方长官，他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屏风上，记录其功过行能，作为黜陟的依据。为了更好地用人，太宗还特别注意君臣关系的调整。他吸取隋文帝猜忌大臣的教训，强调：“傥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贞观政要·求谏》）所以，他特别注意“驭驾英才，推心待士”。
在纳谏上，唐太宗重视听取不同意见，“恐人不言，导之使谏”。贞观二年，他同魏徵讨论君主的明暗问题，魏徵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特别欣赏这句话，处处鼓励大臣进谏。贞观年间进谏最有名的是魏徵，他先后向太宗进言数百次，不仅直言不讳，而且敢于当面争论。为了鼓励大臣进谏，太宗说：“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慎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言?”（《贞观政要·求谏》）尽管他有时也听不进过分直率的谏言，但他一般能克制自己。例如，贞观四年，给事中张玄素进谏停修洛阳乾元殿，言词激烈，认为唐太宗不如隋炀帝。太宗反问道：“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张玄素毫不退让，答道：“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太宗终于克制住自己的火气，称：“我不思量，遂至于此。”赐绢二百匹鼓励“贞观政要·纳谏》）。有一次魏徵惹他发了火，太宗对长孙皇后称：“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婉言相劝道：“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四，贞观六年三月）使他打消了杀魏徵的念头。魏徵死时，太宗对侍臣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政要·求谏》）
贞观年间，唐太宗十分注意安定社会和发展经济，他说过：“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从“存百姓”出发，贞观之政务从“简静”。具体做法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去奢省费”，二是“轻徭薄赋”，三是“选用廉吏”，四是“使民衣食有余”。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唐朝从武德到贞观年间推行了均田制，对成年男丁授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八十亩为口分田。虽然均田不够彻底，但对当时恢复农业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合均田制，又实行了租庸调法，受田户每年纳租二石，缴调绢二丈，绵三两，服役二十天，或按每日三尺绢纳庸代役。租庸调法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也保证了国家财政来源的稳定。特别是纳庸代役，与隋代的徭役过重形成了明显比照，有利于安定社会。这些*收到了显著效果，到贞观三年以后，关中经济已经恢复。贞观八年以后，全国大治。“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至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
在司法方面，贞观时期强调以仁为本，以刑为末。唐太宗称：“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政要·刑法》）在贞观年间，还建立了死刑三复奏制度，即对要执行死刑的罪犯，必须复奏皇帝三次才能用刑。到贞观四年，全国秩序已经恢复正常，社会出现了安居乐业的初步局面。“是岁，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东至于海，南至于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齑粮焉。” （《旧唐书·太宗纪》）
值得注意的还有唐太宗的民族*。唐初，突厥成为威胁中原的主要力量，在太宗刚登基不久，突厥的颉利可汗就率兵打到长安城外，迫使唐太宗与颉利订立便桥之盟。贞观三年起，太宗派李靖等人率大军全面反击东突厥，大获全胜。后来，又击败吐谷浑，征服高昌，打退薛延陀，在龟兹设置安西都护府，控制了西域，以长安为起点的丝绸之路进入了全盛时期。但是，太宗对边疆少数民族并不是一味征伐，而是注重和平交往。对少数民族首领频频推行和亲*。文成公主人藏嫁于吐蕃的松赞干布，就是突出一例。唐太宗晚年总结自己的民族*时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从太宗开始，在归附唐朝的少数民族地区普遍设置了羁縻府州。〔4〕所谓羁縻府州，就是设立归*管辖的府州，但这些府州沿用当地民族的原有统治方式和生活习俗，不列入“编户齐民”，不承担赋役，具有高度的自治性。这些*，使他赢得了各民族的共同拥戴，享有“天可汗”的赞誉。
当然，贞观之治不是没有缺陷的。太宗晚年，在用人和纳谏方面都比不上前期，而豪华奢侈、骄逸之气日增。对此，他自己也有所认识，临终前，他告诫太子说：“吾居位已来，不善多矣。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供顿烦劳。此皆吾之深过，勿以为是而法之。顾我弘济苍生，其益多；肇造区夏，其功大。益多损少，故人不怨；功大过微，故业不堕；然比之尽美尽善，固多愧矣。”（《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二年正月）正是太宗本人的这种清醒认识，为贞观之治的延续奠定了基础。
太宗死后，高宗李治即位（公元649—683年在位）。他虽然为人软弱，但基本上能够奉行贞观时期的开明*，而且对太宗晚年的失误有所矫正，使经济持续发展，户口增长，贞观之治得到了继承。“永徽（高宗第一个年号）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永徽元年正月）不久，大政落人武则天手中。高宗之后的中宗李显（683—684年，705—710年两度在位）和睿宗李旦（684年，710—712年两度在位），只是名义上的皇帝，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到公元690年，武则天干脆自己称帝，改国号为周，旧史书称其为“武周*”。
“武周*”只是王朝内部的权力转移，对上层*的影响较大，但对社会下层影响不大。在武则天执政时期；李姓皇帝权力的失落引起了相应的宫廷斗争和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叛，却没有造成社会上大的动荡。武则天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击元老贵族，注重引进庶族下层人才，倡导告密制度，重用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以强化对官吏队伍的控制。宠信薛怀义、张易之、张昌宗等人，官场风气随之败坏。大修宫殿，建造明堂，优待僧侣，加重了社会负担。但是，她又注重发展农业，采取了不少劝课农桑的措施，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社会也比较稳定。史称武则天是“僭于上而治于下”。高宗即位之初，全国共380万户，到武周末年，已增加到615万户。
唐朝的盛世*，是在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实现的。经过了中宗复辟 （705年，张柬之等人拥戴中宗复位，恢复唐室，也称五王政变或中宗反正），韦后之乱（710年，中宗暴死，韦后和安乐公主密谋执政，立少帝李重茂。李隆基和太平公主发动政变，诛韦后，拥戴睿宗即位），太平公主之乱（睿宗时，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发生冲突，睿宗传位于玄宗，公元713年，太平公主密谋政变，被玄宗平定）。一连串政变后，唐玄宗调整*，整顿禁军，恢复了政局的稳定，历史进入了开元时期。
唐玄宗在开元年间，励精图治，把唐代的盛世推向*。开元年间，君臣都对贞观之治十分向往，处处以贞观之治为楷模。影响深远的《贞观政要》一书，就是史官吴兢在这一时期撰写出来献给玄宗作为治国范本的。不过，由于时代的变化，开元之治和贞观之治又有所不同。
玄宗的首要措施，是精选辅佐，尊重辅政大臣，实现宰相班子的稳定。从高宗以来，随着政局变化，唐代的集体宰相制出现了问题，人选过多，更换过于频繁，使政务受到了消极影响。玄宗时期，将宰相的人选稳定为一到三人，而且明确一人主要负责，使权力相对集中，皇帝不过多干涉，从而有利于政务的推行。这一举措，使宰相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开元盛世的功臣姚崇与宋璟，就是因这一措施成名的。司马光称：“姚、宋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贤相，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他人莫得比焉。”（《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开元四年十二月）然而，也正是宰相的减少和稳定，埋下了后来李林甫、杨国忠专权的伏笔。
玄宗深知“治民必先治吏”的道理，他执政后，立即废除了中宗以来的大量“斜封官”。所谓斜封官，是指不按正常程序考察任命，而是通过特殊关系用非正式公文“墨敕”委任的*，类似于今天的“走后门”。开元二年，他又大规模地罢免了武后中宗时任命的员外官、试官和检校官。这些*，都是正式编制之外为享受待遇而任用的。玄宗对此大加整顿，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官场风气。为了纠正唐初以来重京官轻外官的习惯，玄宗强调地方官与京官的交流，重视刺史县令的选用。开元四年，他亲自考察新任命的县令，“问安人策一道”，把较差的45人遣返回家，贬斥了主持县令选任的吏部侍郎卢从愿和李朝隐。开元十三年，他又亲自挑选了一批**有声望的诸*官出任地方刺史，并赐宴赐诗饯行。史称：“玄宗自初即位，励精政事，常自选太守、县令，告戒以言，而良吏布州县，民得安乐。”（《新唐书·刑法志》）
开元时期，玄宗颁发了大量诏令劝课农桑、赈灾济荒、招徕流移，在江淮以北各州普遍设立常平仓。到开元八年以后，经济上已出现了“五谷丰殖，万物阜安，百姓无事，与能共化”的局面。各地的水利建设也广泛开展，兴修水利工程三十余处。
开元年间的各项制度建设，达到了唐代的最高成就。唐朝的各种法律法规典章格式，在玄宗的主持下，或新制，或修订，形成了一个洋洋大观的完整体系。包括《开元格》、《开元后格》、《开元令》、《唐六典》、《开元礼》等内容。
到开元晚期，大唐王朝的盛世达到高峰。《新唐书·食货志》载：“是时，海内富实，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唐人的《开天传信记》称：“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西方史学家也认为：“这是一个巩固的时代，一个明智地运用皇权的时代，一个克制的时代，尤其是一个没有对外进行劳民伤财和野心勃勃地冒险行动的时代。”〔5〕
但是，开元之治并未持续多久。到天宝年间，唐玄宗开始志得意满。“承平日久，安于逸乐，渐远端士而近小人。”在宰相人选上，先后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和市井小人杨国忠，轻信藩将安禄山，沉溺于与杨贵妃的爱情，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开元前期，玄宗还能听进去一些谏议，到天宝年间，几乎就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了。国家财政的积累，给唐王朝提供了好大喜功的资本。天宝时期，玄宗对内大兴土木，修造兴庆宫和华清官，在全国兴建道观，塑造老子和自己的雕像；对外大兴边功，多次发动对吐蕃、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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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4 16:24
从西周的成康之治到西汉的文景之治，正好间隔800年
到唐朝的贞观之治，又是800年，
到明朝的永宣之治，又是800年，
至于所谓“清康乾盛世”，水分比较大，和上面几个无法相比，甚至连明朝万历年间都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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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4 1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