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国演义》中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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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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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9 15:10
《三国演义》第一回开宗明义：“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作品结尾时又再一次强调：“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一部《三国演义》，一定意义上作者所要表达的，正是“分合说”这八个字。
《三国演义》中的“所谓天下大势”，就是指国家*递嬗的运动趋向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了说明这一思想，作者不仅举出了大量史实为证：“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而且通过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军事、外交的种种斗争，形象地揭示了分争带来的社会灾难，展现了三国归晋、天下一统的又一次“分久必合”的社会*轨迹。
“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既是作者对这段历史的基本总结，又是作者结构这部宏篇巨制的理论框架，它不仅体现在作品的整体构思中，而且体现在作品的人物塑造和情节安排中。因此，有人用“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应该说是有一定根据的。回答题主的“分合说”话题，给予其正确评价，也是很有意义的。
诚然，“分合说”主要是从国家政权形式的变迁去探讨社会*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而对于社会制度的看法，基本上信守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表现为一种僵化的封闭的思维模式，说它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未尝不可。这种思维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又周而复始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培育与熏陶，同时也与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的*结构和周期性的*震荡的实际经验相联系。然而，仅仅看到《三国演义》思维的封闭性是不够的，“分合说”的具体内容也不尽是保守的。当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就会发现，“分合说”表达了作者对封建社会*的深刻认识和维护国家统一的进步思想。
《三国演义》从“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开始，首先探讨了造成社会*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汉末三分，“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因为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共相辅佐；时有宦官曹节等弄权，窦武、陈蕃谋诛之，机事不密，反为所害，中涓自此愈横”；“后张让、赵忠、封諝、段珪、曹节、侯览、蹇硕、程旷、夏恽、郭胜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显然，汉末的社会*与*并非是“合久”的缘故，而是封建统治者废贤失政所引起，不是历史的循环，而是人们自己的“创造”。这样，“合久必分”的真实涵义就不是通常所理解的由天命安排的盛衰之理，而是由人事所决定的*运动规律。所谓“合久必分”，应当理解为社会在长期安定的环境中，统治者容易堕落腐化、不思进取，从而带来社会*的*，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与国家*。这是《三国演义》的实际描写，所给予读者的鲜明印象和基本结论。
探讨“合久必分”的社会原因，仅仅是作品构思的起点，《三国演义》所集中描写的是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东汉末年各个*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而这些斗争均指向一个目标——“分久必合”。因此作品在结束时这样总结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与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有显著区别的。开篇所说的“天下大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落脚点在“合久 必分”；这里所说的“天下大势”是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落脚点在 “分久必合”。如果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对汉末社会*原因的分析，那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则是对三国时期近百年历史的总结，是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趋势的一种概括。
当桓、灵二帝朝政*造成国家*以至*之后，那些乱世英雄们纷纷拥兵自重，怀横扫六合之心，立平定四海之志，“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孙坚私藏传国玉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刘备、孙权事实上已南面称孤道寡，他们都做着统一天下的美梦。尽管作者对于到底该由谁来统一天下有自己的情感倾向，但从未反对过任何谋求国家统一的行动。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姜维的九伐中原，钟会、邓艾的袭蜀，杜预、王浚的伐吴等等，都受到作者的肯定性描写。即使对于“奸雄”曹操除袁术、破吕布、灭袁绍等统一北方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作者也是予以赞扬的。至于描写曹操在赤壁之战惨败，也无否定他南征的意思，而是批评和嘲笑他的骄横和轻敌。尽管汉末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作者并不赞成这种*。“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作品结束时的这最后两句诗充分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和作品的感情基调。
作者笔下的曹操、刘备、孙权都是统一论者，而非*论者。
曹操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为己任，在破荆州、下江陵、进*东吴的长江战船上，他这样表白过自己的理想：“吾自起义兵以来，与国家除凶去害，誓愿扫清四海，削平天下；所未得者江南也。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
刘备更是一直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招贤纳士，发展力量，谋求统一大业。诸葛亮隆中对策虽指明天下三分的发展趋势，但立足点不在三分而在一统。他说：“将军即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若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彝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大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至于孙权，尽管力不从心，却也从未以划江自守为满足。赤壁战之后，孙权更加器重鲁肃，一次劳军时，孙权听说鲁肃来到，便下马立等，后又并辔而行，以此显耀鲁肃，鲁肃却说：“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使肃名书竹帛，始为显矣。”孙权听了“抚掌大笑”，因为鲁肃道出了他心中的隐秘。
《三国演义》歌颂这些谋求统一的英雄，而对于“守户之犬”刘璋，“虚名无实”的刘表，“冢中枯骨”的袁术，“干大事而惜身， 见小利而亡命”的袁绍等，作者则给予了有力的嘲讽，其中的重要原因便是他们没有统一天下的大志。《三国演义》不仅赞成统一，反对*，而且主张由仁德者来完成国家的统一。作品细致地描写刘备集团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发展过程，形象地说明了施行仁政、争取民心是事业成功的关键。
三国归晋同样说明了仁政对于*的胜利。蜀国灭亡，是因为“后主在成都听信宦官黄皓之言，又溺于酒色，不理朝政，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吴国灭亡，是因为“吴国孙皓，不修德政，酷溺酒色，又奢侈无度，公私匮乏”。而晋帝司马炎却能任贤授能，礼贤下士，其礼待羊祜即是典型例证。由此可见，“分久必合”并不是一种形式上的循环，而是仁政战胜*的必然结果，是对原有社会*秩序的改善和重组，是对坚持统一、反对*的进步思想的肯定与颂扬。
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合久必分”与“分久必合”能够概括封建社会*变迁和政权递嬗的现象，尤其是在封建*制度的条件下，强调统治者的社会*责任，批判他们祸国殃民的罪行，无疑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然而，“分合说”主要还是从现象上、形式上看问题，其基本思想倾向是将*问题道德化、伦理化，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不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内涵，不从社会制度方面去认识国家政权的递嬗，而不适当地强调少数统治者的*作用，就很难获得对社会*运动轨迹和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找到社会所以分合的根本原因，也就难以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正因为如此，人们批评“分合说”有历史循环论倾向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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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9 1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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