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都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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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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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09 09:36
经济*背景 夏、商、西周都是奴隶制社会。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奴隶本身，*上实行奴隶主专政，而创造财富的奴隶却处于牛马不如的地位，生活毫无保障，人身没有自由。国王是最大的奴隶主，国家机器以国王为中心，形成了君主制。君主独断专行，对奴隶实行暴虐统治。奴隶常常被任意杀害，甚至成为奴隶主的殉葬品。为了摆脱悲惨的命运，奴隶们采取各种形式同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一时期，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奴隶主往往采用宗教和神权的说教对人民进行统治。
春秋末期至鸦片战争前的两千多年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为数不多的封建地主阶级,拥有大部分土地，广大农民只有很少或者完全没有土地。在*上，实行地主阶级封建君主*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建立起以地主绅士为中坚的庞大官僚机构，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广大农民没有任何参政议政的权利，只有服从的义务。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压迫，农民举行了大小几百次的武装起义。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罕见的。
*思想的分期 中国古代*思想从内容上可划分为殷周、春秋战国、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等 3个时期。
殷周时期 商代、西周时期,中国处于奴隶社会,当时以祖先崇拜为特征的宗教世界观统治一切。在商、西周两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与这种宗教世界观密切相关的神权思想。统治者假借宗教迷信进行统治。把神权和王权结合起来，宣扬君权神授，宣称国王是受所谓至尊无比和主宰万物的“上帝”之命来人间进行统治的。周取代商，给君权神授观念以很大的冲击。周统治者为了自圆其说，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观点。这样，神的一元论逐渐过渡到天命人事并重的以德辅天的二元论。在周取代商的斗争中，周的统治者感受到了人民的力量，提出“保民”、“慎罚”等*主张，这是中国民本思想的开始。（见彩图[河南安阳小屯南地甲骨片,记有主宰人间的“帝”]）
春秋战国时期 这是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和封建社会形成的时期。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逐渐变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引起了阶级关系的变化，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日趋瓦解，出现了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局面。这是一个社会大*，大动荡的时代，“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君臣无常位，社稷无常奉”，战争频繁，人民生活十分痛苦。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社会秩序，一些思想家和*家从各自的阶级立场和认识出发，提出救世方案。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的*控制不十分严格，社会上没有绝对的权威，言论相对自由。特别是由于战争年代，各国很需要人才，知识分子的地位较高，因而他们言政议事也较为积极而较少顾虑，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空前繁荣的局面。当时著名的思想流派有以孔丘、孟轲、荀况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学说，墨翟为代表的墨家学说，许行为代表的农家学说等。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丘幻想回到相对统一、相对安静的西周社会,以周礼为标准统一人们的言论和行动,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他向各国统治者呼吁“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对待人民和处理一切人际关系。他向统治者建议以德治国，以刑辅之,但同时又提出以宽济猛,以猛济宽的治国思想。他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遵守中庸之道和忠恕之道。强调人治，主张“举贤才”。生于战国时期的孟轲则认为解决时局的关键是实现中国的统一，而只有“不嗜杀人”的仁人才能统一中国。他发挥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提出了仁政说，认为“政在得民”，并进一步发挥了西周后期的民本思想。他的学说被统治者视为迂阔，孟轲之后的荀况肯定儒家学说的某些方面，纠正了其不周世用的迂阔之处。他既主张尊君，亦提倡爱民；既提倡“隆礼”，亦主张重法，并对礼作了系统的发挥；他一方面宣传仁义道德，同时也宣传刑罚法治。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
法家代表商鞅、韩非主张富国强兵，提倡耕战；尊崇暴力，强调法治，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任法不任智，提出了“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的观点，否认一切伦理道德，主张用武力进行统一；要求强化社会组织，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监督。他们还主张绝对君权，宣传**。
以《老子》书为代表的道家,主张一切顺乎自然,提倡无为而治,向往小国寡民的社会生活,反对一切法律制度和物质文明。道家要求人们谦虚退让,以退为进,“柔弱胜刚强”。它赞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反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道。
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主张尚同，强调把天下的思想统一于天子，统一于天；主张尚贤，即用人唯贤；提倡兼爱，非攻，揭露不义之战的罪恶。
农家学派的党徒们主张君民共耕而食，无上下等级的区别。
秦汉到鸦片战争以前 这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并吸收其他各家思想而形成的“三纲五常”说发展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可分以下3个阶段：
① 儒学独尊和儒学神学化，即“三纲五常”说神学化阶段。秦王朝实行法家*统一了六国，但把法家学说绝对化，迷信暴力，导致速亡。汉代君臣和思想家们认为，秦的速亡是因为“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针对当时民生凋敝的情况，他们主张实行较为宽松的*，借以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于是博采道、儒、法诸家之长的黄老之学便应运而生。黄老之学主张清静，倡导无为而治，对人民的事务实行不干涉或少干涉的*。但道家思想在本质上是消极的，只能在大的**后起暂时缓解作用，不能作为长期的*指导方针。由于秦王朝速亡的教训，统治者虽然不肯完全放弃法家的*学说，却不愿公开采用法家的主张，因而以温和、稳健、文雅为特征，强调入世的儒家学说便成为*家和思想家推崇的学说。经过陆贾、贾谊等人提倡，到汉武帝时,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为汉武帝所采纳。董仲舒的儒学不完全是孔孟之道，是经过改造的，以儒家学说为骨干，吸取了阴阳家、道家、法家某些思想的新儒家学说。它在哲学上宣传“天人相与”,*上宣传“君权神授”,伦理上提出系统的“三纲五常”说，并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到了东汉，新儒学发展成为谶纬神学，蜕化成预卜吉凶的迷信。
② 儒学玄学化阶段。晋初，国家暂时统一，不久又出现“八王之乱”，随后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民族南北对峙，征战无已，社会非常黑暗。由于社会*，统治阶级内部的自相残杀，知识分子常因言语不慎而遭大祸，社会上形成恐怖气氛,人们不敢鲜明地表达政见,因而出现了提倡道家学说,宣传虚无,主张无为而治的玄学。何晏、王弼等玄学家通过注释《老子》、《庄子》、《论语》、《周易》等诸子经典，建立起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利用道家思想中的道和“自然”等范畴来论证三纲五常的合理性，宣传“名教本于自然”，实行儒道结合，儒学被玄学化。此外，以曹操为代表的法家思想，鲍敬言的无君思想，傅玄的务实思想，《列子》书为代表的纵欲思想等在这一时期也有一定影响。
③ 儒学哲理化阶段。隋、唐和两宋仍奉儒学为官方*哲学。为了强化儒学的吸引力和控制力，唐朝的韩愈著《原道》，把儒学提到“道”的高度来认识和宣传，给儒学蒙上了一层哲理的色彩。宋朝的统治者和一些知识分子总结了历史经验，又吸收当时流行的佛教、道教的某些内容,把儒学和佛道结合起来,使儒学哲理化，形成理学。以北宋程颢、程颐和南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是理学中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别,而以南宋陆九渊,以及明代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是理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别。尽管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哲学观点不同，相互攻讦,但它们的思想核心都是为了维护“三纲五常”,论证封建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君权和封建统治秩序天理化。他们认为凡是同“三纲五常”教条相违背的便是“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以此*人民的*运动，*人民的合理要求。他们还夸大人的精神作用，大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认为只要人的意诚、心正,天下便太平了。程朱理学在南宋中后期，取得了统治阶级官方哲学的地位，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支配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达六七百年之久。
*思想领域争论的主要问题 中国奴隶社会中，*思想方面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强调天命还是强调人事。商人尊神,强调天命；周人尊礼,强调人事，因而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的记载。
在封建社会，*思想领域争论的问题主要是：
礼治与法治 礼治是儒家的*主张，法治是法家的治国方略。礼治强调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强调事后的惩罚，用暴力对犯法者进行威慑。方法不同，目标则一，都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地主阶级统治为目的。
儒家否认人类平等,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并且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通义”。他们试图建立一套以等级制度为特色的社会规范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各安其位，互不相侵以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汉朝的贾谊，宋朝的司马光、王安石以及明儒、清儒都发表了大量的关于礼的言论。法家不否认等级制度，但他们认为治国在于赏罚。他们提出了“任法不任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刑无等级”，“以刑止刑”等法治原则。他们鄙视伦理道德，迷信暴力，认为“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十者是亡国之物，宣传君主*和君主至上。他们把法治建立在暴力、*和君主至上等原则上。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礼治和法治的争论，是在德治和刑治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
德治与刑治 德治与刑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主张以德服人,以刑辅之,后者主张以力服人。前者是儒家学派的*主张，后者是法家的*主张。儒家主张用礼约束人，用教化的方法感化不守礼的人。孔丘说：“为政以德。”孟轲说：“以德行仁者王。”儒家主张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辞让、恭敬、是非之心，可以通过教化，潜移默化地使人人皆为尧舜。他们认为这种心理上的改造是最根本的改造，是最好的办法。孟轲说：“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们反对法家惩办的办法，认为“法能刑人，不能使人廉，能杀人，不能使人仁”。法家认为人性是恶的，“固骄于爱而听于威”，用说服的办法使人向善是不可能的，提倡暴力*，主张以力服人，“以刑止刑”。韩非反复强调“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等暴力思想。
历史上曾发生过几次关于德治与刑治的争论。两汉时期，桑弘羊认为治民需“绳之以法，断之以刑”，而贤良文学的代表则主张治国应该“蓄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盐铁论》）。唐初，有魏徵和封德的争论。魏徵主张以教化为治，封德则强调“秦任法律，汉杂霸道”。南宋朱熹和陈亮也有“王霸”的争论。朱熹强调王道，陈亮主张“王霸并用”。朱元璋虽用刑严厉，但他曾多次颁布诏书，驳斥刑治的建议。后世的*家们把德刑看作是治国理民必不可少的两手，或刑德兼施，或外儒内法。
人治与法治 儒家主张人治，强调依靠君主和各级官吏个人的能力、聪明才智、威信和影响来统治。他们把国家民族的兴亡寄托于少数统治者。他们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礼记·中庸》)。又说:“有治人,无治法。”因此，他们不重视法制建设，而强调官吏的选拔，人才的使用；主张选贤任能,俊杰在位,并十分关注统治者以身作则的效用。孔丘告诫统治者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法家强调一切从法，认为“一民之轨莫如法”。他们认为只凭某些人的主观意旨，就是像尧那样的圣人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相反，如果法律修明，一个中等资质的君王也能治理好国家，“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韩非子·用人》）。法家的所谓法治强调的是暴力统治和严刑峻罚，他们所主张的君主*和君主至上，是同他们的法治原则相矛盾的。因此法家提出的法治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中国古代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际上仍是德治和刑治的争论。
义理与功利 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长期存在义和利的争论。儒家学派强调义理，认为封建社会的*原则、*方向和封建伦理道德是立国之本孔丘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轲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他们主张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并不反对利，但主张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反对“见利忘义”。法家学派强调功利，否认道义，为了求功利，可以不择手段。他们宣传功利，提倡耕战，强调人人都“不能以非功罔上利”,“富贵之门,必出于兵”。韩非指斥孔丘、墨翟、曾参、史鱼等学问家是无用的人。
围绕着义理和功利,儒法两家长期互相攻击,并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法家攻击儒家为“六虱”,为“五蠹”之一。儒家攻击法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汉代后虽已没有纯粹的法家和儒家学派，但义利之争并没有停止。宋朝司马光和王安石的义利之争，朱熹和陈亮的“义利之辩”，即系这种争论的继续。
家天下与公天下 据传，夏代以前，尧舜禅让，实行公天下；夏禹传子,开始了家天下。秦王朝建立后,嬴政视天下为己有，自名为“始皇帝”，希望后世传之无穷。以后历代帝王都实行家天下，视家天下为当然。但是,历史上也存在着公天下的思想。如《周书》记载: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警告说：“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处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六韬》记载：太公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吕氏春秋》也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顾炎武等思想家都主张“公天下”，反对“家天下”。王夫之指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死生，公也”，又说：“天下非一姓之私”等。
民本与君本 民本论者认为人民是国家的根本，只有重视人民，爱护人民，国家才能太平，即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周以后，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尚书》记载：皋陶说,治理国家“在知人,在安民”,“安民则惠，黎民怀之”。《逸书》记载:“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记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左传》记载：“国将兴，听于民”。孟轲将这一思想发展到一个高峰。在《孟子》书中充满了“保民而王”，“仁者无敌”，“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之类论说。西汉的贾谊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唐朝柳宗元提出官吏是“民之役，非以役民”的重民思想。清末唐甄也强调：“封疆，民固之；府库，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职，民养之。”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十分宝贵的部分。
同民本思想相对立的是君本思想。君本论者认为君主至高无上,无论多么坏的君主，都不应该被废置,“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韩非语）。君本论者主张君主应用权术来驾驭臣民，把臣民玩弄于股掌之上，视臣民如奴隶。他们强调民主的绝对权威，说“明君无为于上，群臣悚惧乎下”“有功则君有其贤，有过则臣任其罪”（韩非语）。他们不考虑人民的要求，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韩非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又说：“适民心者,恣之行也。”他们认为,人民不认识自己的利益,只能依靠“英雄”的帮助，因为,“民智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等。汉文帝时的黄生,坚持韩非的观点,反对汤放桀,武王伐纣,认为“汤武非受命，乃杀也”，并说皇帝如冠，“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汉书·辕固传》）。唐代李世民也告诫“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清代雍正则宣传“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义当唯知有君”。
绝对君权与相对君权及无君论 商鞅、韩非等法家思想家提倡绝对君权,认为君权至高无上。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韩非说:“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他们认为君主的话就是绝对真理，任何人都不能提出批评意见，贬斥历史上疾争强谏的关龙逢、王子比干、随季梁、陈泄冶、楚申胥、吴子胥一类人物，说这些人“先古圣王皆不能忍也，当今之时，将安用之”。他们更不许人民议政，商鞅变法时，既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坏话，也不允许人民对他的法说好话，认为凡是对法褒贬的人“皆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
孔孟儒家学派也讲君臣父子之义，提倡尊君事亲之道，但他们讲的君权是相对的，是有条件的。君享权利，也要尽义务，君如果不尽为君的义务，臣就有理由不尽为臣的义务。孔丘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说：“上好礼，*易使也。”孟轲指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与绝对君权相对立，晋朝鲍敬言提出无君论，他指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宋末邓牧著《君道》,幻想一个没有君主、没有官吏的无*社会。明末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君权进行猛烈的批判。
均平与差别 均平与差别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争论中的一个主题。社会财富分配过分不均，必然引起社会*。因此，在*思想领域必然产生均平、平等思想。孔丘早就说：“不患寡而患不均。”《礼记·礼运篇》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董仲舒亦反对大富大贫，主张小富小贫，王安石变法有均*的内容。至于历代的农民起义，无不以“均*”作为自己的口号。
与均平思想相反，一些思想家主张差别，反对均*。韩非认为，富人之所以富,是勤劳与节俭的结果,穷人之所以穷，是懒惰与奢侈之所致，如果“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韩非子·显学》）。宋代苏辙用“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攻击王安石“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的做法。司马光也攻击王安石均*的做法，他说*的悬殊是人们聪明才智不同而决定的，不是贫人养活富人，而是穷人依靠富豪生活，如果富人穷了，穷人也就失去了依靠，一旦国家有难，“凡粟帛军需之费，将从谁取之？”（《司马温公文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
*集权与地方分权 西周实行分封制，导致诸侯王地方割据，尾大不掉，周天子名存实亡。秦始皇、李斯惩西周之失，废封建，置郡县，加强*集权，引起了以淳于越、王为代表的分封论者同秦始皇、李斯为代表的郡县论者的一场大争论。分封论者强调“师古”，认为淳于越等所说，“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秦王朝的速亡,有些人以为是废封建导致孤立所致,于是分封之议再起。汉王朝实行折衷的办法，郡县封国并行。汉王朝立国不久,同姓王们坐大,最后出现了“七国之乱”。贾谊、晁错等人极言封国之弊,大声疾呼,向汉文帝、汉景帝上书，力主削弱地方势力。西晋王朝建立前后，曹、陆机等人又鼓吹分封制，强调“古之王者，必封同姓，以明亲亲，必树异姓,以明贤贤”。又说,分封“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西晋初，部分地实行了分封制，不久即酿成了“八王之乱”，埋下了西晋覆灭的祸根。唐王朝建立之初,肖宣扬“三代封建而长久,秦孤立而速亡”的论调，由于魏徵等人的抵制，这一主张才没有得逞。武则天以后,刘秩等人又主张这种理论,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非古之道”；“郡县可以小宁，不可以久安”。唐朝中后期，适应藩镇割据势力的需要，分封论调再次出现。柳宗元写下《封建论》，给分封论调以有力回击。《封建论》一文总结了秦汉以来关于地方分权和*集权的争论。明初也有削藩和反削藩的斗争。
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 中国古代除了皇家确定继承人是按照“以长不以贤”的原则外，选拔辅佐人员时都是主张用人唯贤，德才兼备。“尊尊亲亲”主要是皇亲贵族在物质利益上的特权，不是选拔人才的原则。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发生用人唯贤还是用人唯亲的理论争论，但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充满用人唯贤与用人唯亲的斗争。针对用人唯亲的*现象，中国历史上进步的思想家、*家发表了大量的用人唯贤的论述。《尚书》提出“明明扬侧陋”（提拔那些地位卑贱，但却贤能的人）的原则，孔丘则说：“举直错诸枉*服，举枉错诸直*不服。”墨翟说，用人应该“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孟轲主张“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荀况也有许多论述。以后历代都有提倡用人唯贤，批判用人唯亲的言论。如汉武帝求贤，强调“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诸葛亮说：“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又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人,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唐朝李世民更是提倡用人唯贤，反对用人唯亲，他常说：“朕之授官，必择才行。若才行不至，虽朕至亲，亦不虚授。”
中国古代*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以上十个方面的问题只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争论、讨论、议论最多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此外，如爱国主义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工商皆本思想等也时有讨论。
特点 中国古代*思想的特点如下：①内容的现实性。中国古代*思想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是现实*的反映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一个王朝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往往成为后来的*家和思想家*思想的素材。他们思考和论证往事的得失，为后代的统治者提供新的治国方针，以纠前代之失，绝少抽象的思辨和繁琐的论证。②内容的稳定性。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生产关系很少变化，与此相适应，*思想方面的变化也很少。在长达三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思想的表达形式虽有从神学到玄学、从玄学到理学的变化，而神学、玄学、理学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奉天法古，三纲五常，仁义道德等；争论的问题也一般是人治和法治、德治和刑治、王道与霸道、民本主义和君主至上、相对君权和绝对君权、尊贤和亲亲、均平和兼并、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义理和功利等。③*思想的伦理化。纵观中国历史，法家思想家虽然排斥伦理道德，但这种思想并不占统治地位，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孔孟*思想为主体并融合其他各家学说的新儒家思想。它把*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起来，虽不一般地反对暴力，但却更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为政以德”，宣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讲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把三纲五常视为治国之本。伦理化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参考资料：http://ke.baidu.com/view/968711.htm?fr=ala0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