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多菲对中国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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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4 2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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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5:09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在中国，大凡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都会背诵这首诗，都知道这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诗。数亿人了解一首外国诗人的诗，这是裴多菲和他祖国的殊荣。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这首诗的真谛，诗人和译者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在中国抗日和解放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多少热血男儿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曾默诵着这首诗走上战场……
中文译者壮烈牺牲
每次回国去上海，我总要去拜谒鲁迅墓和龙华烈士陵园，表达对“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一代文豪鲁迅先生和为自由而壮烈牺牲的青年诗人白莽深深的敬意，也为他们的作品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道路而表示谢意。
裴多菲抱终天之恨，未能看到祖国的独立解放；然而，谁又能想到，《自由，爱情》这首诗的中文译者遇难甚至比作者更年轻。
六十多年前，即1931年2月7日深夜，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的中国，五位著名的青年作家、左联成员，同其它十八位*志士一起，被分成几组，相互用手铐联锁着，被*杀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一片荒场上，有的身上竟中了十弹，被害者之一就有裴多菲这首诗的中文译者白莽，只有二十二岁！
白莽，即殷夫，1909年生于浙江省象山县乡下，童年丧父。他谦和寡言，极其聪明，九岁能看小说，十三、四岁即赋诗。十八岁他进同济大学学习，英文、德文都学得很好。两年后辍学，专心从事青工运动。他有两个哥哥，却很不相同，他们是**的官吏。他因参加纱厂罢工和被人出卖，几次被捕，或被打得遍体鳞伤，或几被*决，但他没有却步，依然乐呵呵的。鲁迅先生有一段生动记述：“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告诉我，他是一个*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全被没收了。”
白莽开始认真创作是在1928年，尤其是写诗，此时他思想日趋深刻，技巧渐臻完善，同时写了不少关于青工运动的文章。心有灵犀一点通，白莽对裴多菲的诗和事迹深为推崇。1929年，他从德文译出了一位奥地利人写的裴多菲传，他在这篇传的前面写道：“这篇文字是讲述一个出于美丽的国土匈牙利的诗人和勇士的。他的一生充满着天才的苦斗，不幸，失意的恋爱和勇敢的战争。”他曾把《自由，爱情》诗简译成“爱比生命更可宝，但为自由尽该抛！”他把裴多菲传寄给鲁迅先生编辑的《奔流》杂志，鲁迅先生去信要原文，原文载在诗集前面，邮寄不便，白莽便亲自将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集》送到鲁迅先生那里。直至1933年，白莽牺牲后二年，鲁迅在写纪念文章时，说到白莽，“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裴多菲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
这就是我们今天众所周知的裴多菲《自由，爱情》诗的中文译稿，一首慷慨豪迈、脍灸人口杰作，丝毫不见翻译痕迹，姿致天成，宛如一首用中文写成的五绝。而白莽译这首诗是在1929年或更早些，那时他才二十岁。这首诗恰好表现了白莽献身*的崇高精神和情怀，他曾要他姐姐把这诗绣在枕头上。白莽应鲁讯的建议，还译了裴多菲《黑面包》、《生与死》等八首诗，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上。白莽等烈士遇难业已六十余年，此时，我不禁想起白莽写的一首著名的诗：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未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在前头。
先生刀丛觅诗
慧眼识英雄，鲁迅先生对《自由，爱情》诗的作者和译者，都极为喜欢，对他们的诗作和为国捐躯事迹，都有极高评价。
把裴多菲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首推鲁迅先生，他亲自写过裴多菲传，译过裴多菲的诗，在文章中多处引用裴多菲的话，称他为“诗人和英雄”。早在1907年，鲁迅就把裴多菲同英国的拜伦、雪莱，*的普希金，波兰的密支凯维奇等大诗人并列在一起，介绍给中国读者。鲁迅先生用千把字写了裴多菲传，生动、精确地描述了作家的一生，指出这些诗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
鲁迅先生青年时就喜欢裴多菲的诗作，他曾特地托书店从德国买来裴多菲的散文和诗集的德译本，打算译成中文。他认识白莽后，将他珍藏多年的这两本书托柔石亲自送给白莽，送给一个如同他年轻时一样热爱裴多菲的青年，算是给书寻着了一个好着落。并说收到白莽译的裴多菲传时，很引起他青年时期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州*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先生亲自译过裴多菲七首诗，在文章中称他“桀骜英雄”，是“伟大的抒情诗人，匈牙利的爱国者，为祖国而死在哥萨克兵的矛尖了。”在将近三十多年间，鲁迅经常记起的外国诗人只有裴多菲一人；他译了诗作的也只有裴多菲的诗。
至于译者白莽，鲁迅和他有过直接接触，通过信，投过稿。幸而白莽把那本《裴多菲诗集》留在鲁迅那里，鲁迅几次遇难，焚信，诗集却幸存下来，又因为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我们还能读到白莽译文，并使裴多菲成为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匈牙利诗人。
白莽等被捕的那天，鲁迅也遭到反对派的追捕，是晚，他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扎，带着妻子、孩子避在一个客栈里。对于这一段经历，先生有过一段沉痛、悲愤叙述，充满了对忘友的深切悼念，对敌人切齿痛恨：“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稚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 月光如水照缁衣。
残暴而又虚弱的反动派*杀了白莽等*者后，一直*息。“左联”的同志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出了《前哨》的《纪念战死者的专号》，鲁迅写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五年后，鲁迅为白莽的《孩儿塔》诗集作序，赞誉“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
由于鲁迅先生传播，裴多菲的这首《自由，爱情》诗不胫而走，被人争相传诵。在*统治的年月里，它曾鼓励过许多青年激昂，奋起，为自由而奋斗。据传，红军长征时曾有人把此诗写在战士背上，相互朗诵着鼓舞士气。
除鲁迅先生外，我国著名作家茅盾（即沈雁冰）先生等也都介绍和翻译过裴多菲的事迹与诗篇。1923年，在纪念裴多菲诞生100周年时，茅盾先生在当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匈牙利爱国诗人裴都菲百年纪念》一文，他把《自由，爱情》一诗译为：
我一生最宝贵：恋爱与自由。
为了恋爱的缘故，生命可以舍去；
但为了自由的缘故，我将欢欢喜喜地把恋爱舍去。
茅盾先生是从英语转译的，时间要比白莽早几年。解放后，由于中匈两国的友好关系，裴多菲的诗在中国流传更广。195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我国著名翻译家孙用先生（1902－1983年）译的、收集了105篇的《裴多菲诗选》，再版了数次。80年代，颇为受人欢迎的《人到中年》电影引用了裴多菲《我愿意是急流……》一诗，在青年中曾引起一阵裴多菲爱情诗热。1983年底，上海人民艺术剧院还以《生命、爱情、自由》为题，演出了取材于白莽生命最后四年英勇斗争、热情生活的话剧，也是以裴多菲的这首诗为主线。从80年代起，外国文学研究所、曾在匈牙利留学的辛万生连续翻译出版了裴多菲的诗选、诗集、评传、散文等，获得了匈牙利文化部颁发的《为了匈牙利文化》奖。九十年代中，上海译文出版社在匈牙利华人联合会*张曼新先生资助下，出版了辛万生先生译的六卷《裴多菲文集》，也为中匈两国文化交流作了一件有益的事。据统计，在中国，大凡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人，都会背诵裴多菲这首《爱情，自由》诗，都知道这是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的诗。有人曾作过一次测试，其中一道题是默写一首外国人的诗，有人写雪莱、海涅、哥德、普希金等等，但很多人写不全，写裴多菲这首诗的人竟占一半以上，这不能不说是诗人、中文译者和鲁迅先生的功劳。而一个小国的一首诗，能让一个外国数亿读者所熟悉，这真是裴多菲和他祖国的殊荣，诗人和译者在九泉之下也应感到欣慰。
觅视先辈的足迹
六十年代我在浙江读高中时，来了一位姓周的绍兴师爷教我们语文。白白寸头，文雅举止，老穿一身藏青的呢*。当时我们大多数男生都崇拜数理化，成绩也比文科好。但是，这位慈眉善目、温尔文雅的老师，用他娓娓绍兴口音，深入浅出的解释，讲故事一样的上课，使我对语文的兴趣骤增，作文也很有进步。记得他给我们上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时，他情见乎辞的讲解竟使我怀疑他同鲁迅有某种亲缘关系，因为他们都姓周，同是绍兴人。我对文内引用的裴多菲一诗和鲁迅的《无题》格外喜欢，读了几遍就会背了，此后再也没有忘记过。自那以后，我又读了孙用先生译的《裴多菲诗选》和其它匈牙利文学、史地一类书。也许是命运使然，1961年秋，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匈牙利语专业，从此，我同裴多菲、同匈牙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使我高兴的是，我能用匈文来学习、欣赏裴多菲的原作，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我的学习兴趣。1962年暑假，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北外旁边魏公村买到一本《裴多菲诗选》，如获至宝。我从图书馆借来匈文的裴多菲诗集，抄在中文版的旁边，中匈文一起念。这时，我已渐渐不满意某些中文译法，开始自己翻译这些作品，前前后后译了有一百多首。1967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后，我又化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翻译匈牙利各类作品，作为一种业余爱好和练笔。那时我的顶头上司戈宝植是最著名翻译老前辈戈宝权的弟弟，我也认识了兴万生先生，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许多翻译界的酸甜苦辣，也增加了对文艺译著工作兴趣。70年代后半期，随着漫长*的结束，我曾几次来到王府井红星胡同里找孙用先生求教。使我惊讶的是，这位自学成才、译著颇丰的老权威极为谦虚和蔼。高高身材，雪白头发，颇具学者风范。他说，他是杭州人，我们可算是老乡。孙用先生懂世界语，翻译过许多外国作品。他坦诚地说，他不懂匈文，裴多菲诗选是当时在北大的匈牙利留学生高恩德和梅维佳先译成中文，他来加工润色。他还特别提到他年轻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许多指教，鲁迅先生写给他的多封信是极其珍贵遗产。我们讨论过很多问题，我也冒犯地对有些译文提出不同看法，他非常谦虚说再版时可改一改。
这年年底，我用“辛文”笔名（即新华社文章）写了“裴多菲－匈牙利的爱国者及诗人”一文，纪念裴多菲诞生155周年，在新华社用通稿发出，没有想到，197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几乎用半版篇幅全文刊登，电台也作了广播。1983年10月，正当我在布达佩斯工作时，孙用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我为失去一位良师深感悲痛，他的许多教导铭刻在我心中。
寻找烈士手迹
1977年朔冬一天，北风裹着雪粒塞进人们的脖子。我骑着一辆叮当作响的自行车弯着腰从宣武门来到阜成门大街。在到达宫门口时，远远望见一座乳*的建筑物，这就是我要找的鲁迅博物馆。
跨进大门，走过一个遍植花木的庭院，来到陈列厅前，抬起头，望着横眉冷对的鲁迅先生古铜色半身塑像，后面是一片金光闪闪毛*赞扬鲁迅的文字，心里升起一股由衷的仰慕之情。
在博物馆里，几经询问，我终于找到了一位年过半百女士，兰布褂，短头发，北京妇女寻常装束，要不是她戴着一副白边眼睛，我真怀疑她是否能回答我的问题。从她疑虑眼神中，我估计她也在惊讶，一个年轻人怎么会提出这种要求，当时*刚结束。
我的要求很简单：我要找到白莽当年翻译裴多菲《自由，爱情》这首诗的原稿。她一听就有点*，仔细听了我的叙述后，她同意找找，叫我过几天再去。
要在鲁迅先生一万六千多册藏书中找到这本书也真不容易。过了几天，我再次找到她时，她为难地说没有，但有一点希望即可以到鲁迅研究室去看看。我又骑车来到西黄城根北街。这么重复了好几次，一天，研究室的一位中年男子一言不发地把一本书递到我手里。我感到我的心在怦怦地跳。
这是一本纸已发黄的书，并不厚。我不懂德文，但从书名上我立即看出，这就是裴多菲诗选。我匆匆翻着，这本白莽的哥哥从德国买来的、里面有白莽手迹、后来又属于鲁迅先生的书，我似乎感到这本书的份量与珍贵，里面蕴藏着烈士的鲜血，伟人的情操，我似乎还感到他们的手温传到我的心里。拿着书，我的手微微颤抖。翻到第18页，我惊喜极了，在一首格言旁边，德文左边四行钢笔写的译文跳进我的眼帘：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译文没有标点，没有修改，一气呵成；笔迹圆润、老练，这就是白莽手迹，也就是被鲁迅先生写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里的诗。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位研究室同志说，手稿至今尚未发表过，也不希望我随意传阅。我也看到，德文就是四行，但匈文原文是六行，裴多菲1823年1月1日写于佩斯，这天正是他24岁生日，他是否把这几句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呢？译者白莽被*杀害时年仅22岁，译这首诗是在21岁左右。不同时代，不同国籍的两个年轻人的思想、战斗、鲜血和生命，凝固成一首千古绝唱！鲁迅先生的文章和英名，把这首诗镌刻在上亿中国读者的心里。
我沉浸在这一系列的回忆里，当他提醒我这本书不能借时，我终于提出了在当时还是很高的要求－要复印一份。他说他要请示领导。感谢他的诚挚帮忙，我得到了一张复印件，我一直把它珍藏在身边。
此外，我还发现，裴多菲的有些思想和比喻，令人惊讶地和中国人相似。例如：1848年3月下旬匈牙利*爆发后，他在一首《大海咆哮着。。。》的诗中把人民的*力量比喻为咆哮的大海，把当时统治者比喻为水上的船，“怒吼的大海可以折断桅杆，扯碎风帆，把船沉到地狱去”。他这样写道：
一个永恒的真理，用浪花写在天空：
纵然船在水之上，水在船之下，
然而水永远是主人翁。
这不禁让我想起《贞观政要》里唐太宗李世民这样告诫他的儿子：“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复舟”。
八十年代初，我作为新华社常驻布达佩斯分社记者来匈工作，我有了更多机会实地参观裴多菲故居、博物馆，和裴多菲研究的专家们交谈，也有了更多机会读到这一类书藉。来这里时间一久，接触匈牙利人一多，他们往往对我为何学匈文这样一个小国语言感兴趣。我直言不讳地谈了我的经历。1984年6月，匈牙利著名电视评论员舒加尔·安德拉什同我谈话后，对我这一想法非常感兴趣，说要采访我。这样，我在《布达佩斯》的晚间节目中谈了鲁迅和白莽介绍裴多菲诗歌情况，使更多匈牙利观众得以了解。舒加尔还要我用毛笔把《自由，爱情》这首中文诗书写给他，他也在电视里作了介绍。
1994年9月，匈牙利总统根茨·阿尔帕德即将访华。我就他访华的意义、目的和中匈关系等在国会大厦总统办公室进行了单独采访。期间，我们还谈到了文学，谈到裴多菲诗歌在中国的影响等，他还说，等他公务宽松些时，我们再专门谈谈文学。根茨总统是位有名作家，我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和《石上石》等著作，80年代后半期他曾任匈作家协会*。此后，他每年都要寄贺年卡，并热情地写上“亲爱的朋友”等称呼，使我颇受感动。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先辈们和现在广大两国友好人士为中匈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每当人们同我谈起中匈两国的诗歌、文化等题目和自己经历时，我想，人各有志。我既然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一直走到底。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参考资料：http://www.tzgs.net/book/articleview/2005-9-25/article_view_252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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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10-13 15:09
自诩的人总喜欢把一些显然的次序颠倒过来，标新立异。
其实只是纯粹的煽情而已
没多大实际意义
“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生命故，二者皆可抛”。
才是一般人正常的逻辑和行为准则，当然不是指口头上的，说谁都会说。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13 1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