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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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17 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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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01-28 18:30
1)历史原因。东欧各国*党执政后，都照搬苏联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苏联，苏联强使东欧国家在内外*上同它保持一致。东欧各国实际上没有取得独立自主的权利。
(2)内部原因。在经济上，大多数国家发展缓慢，改革成效不大，同西欧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经济困难导致经济危机，诱发*危机和*。在*上，由于严重破坏了民主和法制，东欧各国的党和*脱离了群众。
(3)苏联因素。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给东欧国家“松绑”，他的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纲领和对外*的“新思维”，推动了东欧各党的改组、*和蜕变。
(4)西方因素。西方国家以贷款、贸易、科技和意识形态渗透等各种手段诱压东欧国家，促使它们向西方靠拢，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
苏东发生剧变的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只能有一个。考察研究苏东剧变原因的著作汗牛充栋，但几乎都是从其上层建筑上找问题，很少从经济基础上找原因。苏东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在其经济制度的非规律性，上层建筑存在的问题只是现象，不是根本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社会的经济制度才是一个社会存在和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而不是相反。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要是合乎规律建立起来的，并且是合乎规律运作的，即便发生朝代的更替、政权的变更，原来的经济制度也会继续延续下去，不会随着政权的更替而改变。以我国为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尽管经历了多次政权的更替、朝代的变更，但变来变去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也就是说，从秦汉到唐宋元明清等朝代更替了十多次，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如故，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这是因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当时还是先进的经济形态，还没有比它更高级的经济形态出现，因此也就只能延续现有的经济作为社会的物质基础。只是到了清末，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产生了新生的资产阶级，在推翻了封建统治以后，为新的经济形式大发展提供了*保障，中国的社会才逐步从封建社会向新的社会制度转变。辛亥*同以往的历次朝代更替不同，它不再以延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新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作为新政权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此后，离封建社会渐行渐远，距新社会越来越近。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怎样建立和运行才是合乎规律的呢?
那就是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生产力是任何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最根本的物质基础。人类依靠自然而生存，但他又不满足于大自然的恩赐，大自然也不能完全满足人类的需要。人类在与大自然接触过程中，逐步由浅入深地认识自然物的性质、本质、规律，搞清楚那是怎样一种存在。在认识的基础上研究把其改造成对人有用的方式方法，然后通过生产实践实际地把它改造成对人有用的存在物，变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随着自然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力会不断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每一个高度的生产力都会自然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成为自己的存在形式。当生产力提高到发生质的改变时，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就会随之产生。这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只有当新的经济成分触及到当权者的利益时，当权者才会予以压制，而代表新的经济成分的所有者也会起而反抗，形成新旧*势力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在历史上总是以新的经济成分的代表者取得最终胜利而告终。新的政权建立后，就会保护新的经济成分，使其获得大发展，逐步取代旧的经济成分成为主导的经济力量，社会形态(制度)也随之发生质的变化，新社会取代旧社会。这就是人类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
十月*所开创的“新纪元”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是如上述那样合乎规律建立起来的，而是按照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反向思维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在废除私有制的基础上，重新组建起来的。用马克思形象生动的说法，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不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而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拼凑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应该是孕育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亲，无产阶级的*暴力只能起“助产婆”的作用，其任务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杀死，而是协助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从母腹中接生出来。新旧社会应该是*关系，决不是敌我关系。苏式社会主义却不是这样，它不是把资本主义社会作为孕育自己的母亲，而是把资本主义社会当成了敌人，把其肢解后，进行重新组合，形成了在大一统公有制基础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很明显，这不是社会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人们主观创造的产物，是人造的社会。这就是说，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从其产生就背离了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一种怪异的社会、不正常的社会，这就决定了其寿命是不可能长久的。
暴力创建的社会只能靠暴力来维持。因此，作为上层建筑主体的国家政权就取代了经济基础的职能，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国有国营大行其道。但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它们各有各的职能，混同不得，代替不得，只有相互配合，协调动作，社会才能有序发展。国家政权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结果是：首先是强制劳动大行其道，极大的压抑了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的发挥;其次是主观制定的计划不可能与不断变化的经济活动相吻合，国民经济闭眼严重失衡，形成经常性的短缺型的经济危机。在暴力胁迫下，强制劳动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取得一定的经济效果;在国民经济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个别经济部门也会得到大发展，如重工业和军工工业。但是，这种状况维持不了长久，强制劳动一旦放松，生产就会滑坡;失衡的国民经济就如同跛脚的瘸子，即便强打精神快步前进，在短时间内速度很快，但也不可能长时间坚持，很快就会筋疲力尽，停滞不前。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就属于这种情况。在他去世后，其弊端很快就暴漏了出来。我国在十年*中，当权派被*，强制劳动有所放松，国民经济陷入频临崩溃的边缘。这些都充分说明，政权作为上层建筑中集中地有组织的暴力只能为经济基础服务，绝对不能越俎代庖取代经济基础的职能，不然的话，必然扰乱经济的正常运行，苏式社会主义就属于这种类型，是一种反常的社会形态。
苏式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反常的社会形态，还表现在对农业的轻视和盘剥上。农业是生产人类生存资料的产业，属于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生存资料的需要，是人的第一需要。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虽然也是人类社会所需要的，对提高人的生活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它们的发展都是以农业能够提供多少剩余劳动为转移的，只有农业劳动所创造的生存资料除了供农业人口食用外还有剩余时，其他产业才能存在，并且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越多，其他产业才能越发展。这个道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作了详细论述。因此，一个国家只有夯实农业经济，其他产业的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如果说经济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话，农业则是基础的基础，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层基石，这个基石不牢固，其他事业再发达，也会迟早坍塌。苏式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无一不是采取非常错误的*。首先是把传统的农业经营者地主和新兴的农业经营者富农，全部剥夺了、*了，形成了个体劳动者一统天下的局面;然后是剥夺了所有农民的生产资料，使他们都成了“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这种境况的出现，使得广大农业劳动者如同马克思所说“在任何社会和文化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农民也就成了国家的奴隶，这种现代的国家奴隶制就这样形成了。较之历史上的奴隶制，农民的处境更悲惨，——因为农奴还有人身自由，奴隶社会的奴隶也可以为不同的奴隶主所有，而苏式社会主义国家奴隶制则使得农民归国家这个唯一的奴隶主所有，失去了任何人身自由，只能做“齿轮和螺丝钉”，做“驯服工具”。这是历史的大倒退，极大地伤害了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以农补工*的贯彻执行，把实现工业化建立在损害农业的基础上，就导致农业一直处于极度落后状态，粮食产量一直满足不了国民的正常需要，饥荒一再发生，几千万人死于饥饿，甚至发生“人相食”悲剧。正因为社会的第一层基石如此脆弱，正因为国民的基本生活资料如此缺乏，所以尽管卫星上了天，红旗还是落地了。当一个政权连国民最基本的生存资料都不能保障供应时，这个政权这个社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被人民抛弃就是必然的了。对此，盖达尔《帝国的消亡》一书有详尽的披露，这里不再重复。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苏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论就其产生的过程来看，还是其运行的方式，或者是第一层基石的状况，都是违背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其上层建筑也不可能是正常的。这才是发生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产生其他原因的原因。
在漫长的中世纪，朝代的更替之所以没有能够走出**的迷魂阵，一而再再而三地在里面兜圈子，并且延续了两千多年，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新的经济成分还没有出现。苏联和东欧的*党在剧变中之所以失去政权，其根本原因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顽固地坚持主观创立的经济制度，经济*改革推而不动，没有能够建立起新的经济制度，因此其政权连同经济基础都被人民抛弃了。与苏东相反，中国*党以总设计师为代表的老一代*家由于在十年*中普遍受到了冲击，所以重新站出来以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毅然决定不再“走*人的路”，改为“走自己的路”，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同时以优厚的待遇让开国元勋们“离休”，进一步扫除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和*障碍，逐步废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建立并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新*，不但民(私)营经济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国有经济经过改制、上市也改变了原来的社会性质。这样一来，中国*党就有了新的经济基础，理所当然地就保住了执政地位。只要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坚持下去，冲破新的既得利益者(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权贵资产阶级)设置的重重障碍，中国*党的执政地位就会延续下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重蹈苏东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