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赶超发达国家面临怎样的挑战?

发布网友发布时间：2023-07-16 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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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时间：2023-07-17 14:38

林毅夫教授在2002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从技术层面来说，一国的经济发展决定于三方面的条件，即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他认为在上述三种主要条件当中，最重要的是技术创新，因此一个国家经济结构变迁的可能性，相当大程度决定于其技术变迁的可能性。所以，要判断一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或生产力发展的潜力，只要看这个国家社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有多大。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 “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后发劣势”理论由已故著名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先生所提出，他认为：后发国家模仿技术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后发国家可以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这虽然可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这是“后发劣势”的第一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 “赶超”（模仿）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并不同于“后赶超”（创新）阶段所要求的最优制度。然而制度具有稳定性，制度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赶超”阶段最优制度的建立反而给“后赶超”阶段的经济发展造成障碍。这才是“后发劣势”概念最重要的方面，也是“后发劣势”概念的核心所在。

在林教授看来，经济的赶超战略所引起的制度扭曲将形成“后发劣势”，从而影响他所谓的“后发优势”的实现。因此，应当实行基于“后发优势”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用较低的成本引进先进技术，加快技术变迁，加速资本积累，提高人均拥有资本，从而提升中国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结构与技术结构的升级。这样，通过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要素、禀赋、结构能够得到快速提升，产业结构将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林教授的前提假定：先发的发达国家将停滞不前？）。

笔者认为，“创新”才是“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之争的关键。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赶超”阶段，无需创新或创新十分微少，因而对象明确，路径清晰，已知信息相对充分，对信息的要求不会太高，“强*”的主导有可能暂时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取得不错的绩效。但在“后赶超”阶段，后发国家面对的是超越与创新，创新就是重新建构，对象与路径尚未明晰，有诸多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存在，“强*”的主导容易堕为一种致命的自负，在市场自我调适能力受限的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更难避免，往往凶多吉少。

仔细考察林杨二人的观点，容易知道，后发劣势乃是内生于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正如收益和成本的关系一样，恰如硬币之两面。作为发展过程中的后来者，显然后发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后发国家也自然会利用后发优势，但这种利用并非没有代价，其代价就是后发劣势。要获得利用后发优势的收益，就必须承担面对后发劣势的成本或代价。这是无可避免的两难冲突。

林教授说，我们要警惕杨小凯提出的“后发劣势”，但是在中国改革的路径选择上，仍然要坚持事实已经证明是成功的渐进改革的发展战略。我们真的成功了吗？在“后发优势“持续发挥的情况下，无需实质性的*改革，作为其反面的”后发劣势“真的可以渐渐地消除吗？让人扼腕叹息的是，论战的一方杨小凯先生数年前业已离世。也许唯有历史将告诉我们答案。上帝保佑中国，我真希望错误的一方是杨。

后发即优势？

林毅夫将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视为自己全部经济研究与经济思想的核心。在他眼中，发展战略的选择是否符合资源禀赋的要求，是决定经济*模式成败及经济发展绩效的根本因素。而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前提是放弃推行带有赶超色彩的发展战略。最关键的必须是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即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多且相对便宜的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

林教授认为，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取的是比较优势战略，而不是脱离比较优势强行进行“超车”。在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上，它们都按照各自的要素禀赋条件，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增加出口和经济的外向型程度，实现比较优势的充分利用。随着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人均资本拥有量提高，要素禀赋结构提升，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逐渐转变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乃至信息密集型上来。林将这种发挥当时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在每一阶段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的做法，称之为“比较优势战略”。

笔者认为，该战略思想最大的缺陷在于，林不仅将先发国家的产业与技术升级默认为静态，而且完全无视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格局以及其它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林教授一直强调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这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在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如何普遍到中国来呢？

林教授估计中国最慢到2030年经济规模将赶超美国，请问林教授，赶超之后怎么办？赶超之后去找谁来“后发”？先发的美国又何以不再保持先发呢？历史的进程从来就不乏偶然性，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不例外，绝非“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所能囊括，美国是重要因素，那个时代的国际形势和经济格局无法复制。更重要的是，十三亿中国人和“四小龙”少得多的数亿人口相比，其威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全球化的世界各国能否承受如此强大的冲击？以现实而论，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主导产业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真正承受GDP之重的仍旧是十几亿国民的权利和环境资源的巨大牺牲。既然我们的人口那么多，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如此丰富，是不是要一直按廉价劳动力优势后发下去呢？即便到2030年，我们的后发优势会在哪里呢？

“后发优势”实际是一种“追赶优势”，源自追赶效应的存在。林教授认为中国的转型和发展最为成功，毋宁说是中国起点太差，追赶效应的发挥最明显。直到今天我们仍未能与东欧国家或俄罗斯站在同一个起点上，所以这种追赶效应会继续存在，可笑的是，林教授似乎将此视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并赶日超美的基础。

根据林教授的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理论，则发展中国家永远不可能赶超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升级是真，难道发达国家就会停止相应的产业升级吗？如果一直坚持所谓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则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至多只能保持恒久的“后发（比较）优势”，“先发（绝对）优势”永不可能发生。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初，我们的技术与资本双双匮乏，通过引进技术和资本，发展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找人口要红利，接着我们的技术与资本积累开始逐步形成规模，产业与技术结构升级缓缓展开，但此时的发达国家，早已迈入新（知识）经济的快车道。实际上，我们不过是在走发达国家的老路，我们的成就不过是不远千里总算踏上先发者的原有轨道。

这种“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还容易造成一种发展惰性，那些惯于跟在发达国家里后面后发的国家，即使侥幸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成功实现赶超，与发达国家走到同一起跑线上，此时，这些不再“后发”不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如何先发？是不是再次等待原有的发达国家先发，然后跟进呢？简而言之，长期奉行的“比较优势发展战略”有可能带来一个恶果，那就是“先发”能力的丧失，或“后发”惯性的形成。因此，笔者的观点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必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持续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