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很多人活着,只为“身体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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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7-02 0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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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7-08 14:08
但他的童年遭遇，却堪称凄惨：2岁不到母亲去世；9岁父亲去世；10岁祖母去世；14岁姑母去世——在他身边抚养他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人世，所以他一辈子都渴望爱人和被爱，也有强大的动力去思考死亡和生命的意义。
在和兄弟、妹妹分家后，他继承了伏尔加河边的大农场和数百名农奴，这让他可以在庄园怡然悠忽或静心写作，大文豪的作品很多是在这个庄园里完成的。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曾经说：“巴尔扎克给人伟大的印象，托尔斯泰身上，一切自然而然地更加伟大，就像大象的排泄物比山羊的多得多一样。”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几年做的统计，托尔斯泰的小说是除了《圣经》之外，最受读者欢迎的世界经典名著。英国作家毛姆曾经把《战争与和平》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长篇小说。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所有小说作品中，最受世界读者和专业人士推崇的，可能要数《安娜·卡列尼娜》。
高尔斯华绥曾在为《安娜·卡列尼娜》作的序言中提出过这个问题－－在小说开始时，托尔斯泰把她描写成为这样生气勃勃的、充满生趣的女人，所以简直不能相信，结尾时如果不是作者对她随意拨弄，她竟会去自杀。
实际上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精力充沛、生命力非常旺盛的人，是不会像她那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的。小说结局的出乎意料是故意制造的：一个充满生命*、健康美丽的女性怎么会仅仅遭受了情人的冷落就选择卧轨自杀呢？从托尔斯泰的宗教观和生命观出发，这种设计却是唯一的选择。
首先，在安娜生活的那个世界中，她身边只有“兽性的人”，无论卡列宁还是渥伦斯基——他们都欲念深重，前者表现在对社会地位与名望的追求上，是个官僚机器；而后者则表现在对情欲的追求和满足上，是个浪荡青年。
即使安娜能够与卡列宁离婚，她也无法摆脱如杜丽那样的命运－－曾经被爱过，婚后几年又被欺骗，然后只能在屈辱的处境里强颜欢笑。安娜生活在这个以“兽性”的人组成的男性群体中，她注定不会获得幸福，这是她作为女人必然要遭受的命运。
此外，安娜之死之必然还体现在她对爱的理解的偏狭上。在小说开始时，列文与安娜站在生活的同一地平线上，他们都处于一种受压抑的、渴望通过某种方式开始新生活的状态。
列文从对上帝的怀疑出发，从各个方面开始审视生活，包括人人都认为应该遵循的某些规则。最终，他从农民普拉东那里得到了一个答案－－人应该“为上帝、为灵魂而活着”。至此，在寻找心中的神性并向神性靠近的过程中，列文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安娜从一场“*之爱”中获得了明晰的洞察力，看清了从前生活的缺欠和可憎，她以为，那就是爱情本身。但实际上，她几乎完全满足于“身体的幸福”，从未感受到内心神性的存在，也从未通过理性的方式去寻找过。所以，安娜最终只能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下走向死亡，走向作家早已预设的一个结局。
同样是想要确知真正的生活是什么，列文由死入生，依靠理性的指导，苦苦地寻找，在努力贴近心中神性的过程中获得生命；安娜则由生入死，当她把幸福仅仅定位在个人的身体幸福时，她距离真正的生命和幸福就越来越远了。
但与此同时，托尔斯泰也指出，人既是“动物性”与“神性”的结合体，那么仅有神性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对追求超越于肉体的“纯精神”的人也并不满意，他不认为那些在尘世间完完全全为他人活着、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动物性生命所需的人是真正的人，他们所享有的生命是真正的生命。
他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分别塑造了三个女性形象索妮娅、瓦伦加和薇拉。
这三个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她们都是品德高尚、真诚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一心履行教会条约所规定的义务的善人。在她们身上，缺少人最基本的*与要求。她们只会按照条约规定的内容一味地牺牲自己的所有，却从来不知道作为一个人，她们也应该有自己的需要和世俗生活。
这其实是托尔斯泰所面临或提出的一个人性的困局：只有摆脱“兽性“的束缚，走向神性，才能走向永恒；但与此同时，如果单纯追求神性，人会因此而丧失在尘世生活的动力和意义。没有神性的生命是可耻的，而没有兽性的生命则是可悲的。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呢？他也并没有答案。
所以，在完成了《安娜·卡列尼娜》后，托尔斯泰写道， 我有以下一些问题得不到答案：我为什么活着？我以及一切人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我需要怎么生活？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我觉得我在毁灭——我活着而实际上却在死去。
孩子们在长大、财产在增加、书在印刷……可他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了。他的眼神呆滞、奇怪，几乎不开口说话。
关于他的青年时代，他写道：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谋杀……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
连自己的写作目的也不予隐瞒：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为了猎取名利，把写作当作改善自己的物质条件的手段、希望获得称赞，并因获得艺术家、诗人、导师这些称号而沾染了新的纰缪——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这种骄傲和自信又会变成怀疑、自馁，他问自己：“好吧，你的声誉比果戈里、普希金、莎士比亚、莫里哀，比世界上任何作家都高，那又怎么样？”
在这种卑俗的精神状态中，他深感苦恼，怀疑自己生存的正确性，便想探索生命的意义：“我为什么要活着？”、“我的全部生命会产生什么结果？”在他50岁时，他觉得任何哲学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时，为摆脱对未来的结局的恐惧，他想到过自杀。
不过，反复的思考终究使他对生命有所领悟。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由生活富裕造成的对生命意义的无知。
他在《忏悔录》中写道：“我们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解生命的可能性。为了理解生命，我们应该理解的不是特殊的生命，不是我们这些生命的寄生虫，而是普通劳动人民的生命，是创造生命的人，是他们赋予生命的那种意义。”
在《复活》男主角聂赫留朵夫的身上，我们似乎又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影子。贵族忏悔者聂赫留朵夫尽管是个大地主，却持有“正义不容许土地私有”的观点，曾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
聂赫留朵夫年轻时也放荡过，玷污了姑妈的养女玛丝洛娃，随后将她抛弃。当知晓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蒙受不白之冤入狱后，聂赫留朵夫良心发现，在精神上得到“复活——他自我认罪、忏悔，也决心赎罪，努力为玛丝洛娃申冤，上诉失败后，又同她一起去西伯利亚。
晚年的托尔斯泰因社会不平等现象而深感痛苦，曾在日记中写道：“由于不平等，由于我们在贫困现象的环绕中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我越来越感到痛苦——几乎是肉体的痛苦，而我又无法减少这种不平等现象。这就是我生活中隐藏着的悲剧因素。”
他对自己的信念愈加执着，下决心要实现“平民化”，要放弃特权，放弃财产，放弃稿酬和版权，要离开“地主老爷的王国”，要“住在农舍里”。这一切，自然使他的妻子索菲亚和子女不可理解又不可宽谅，家庭矛盾因此日益尖锐，他在家里度日如年，惶惶不可终日。
1910年10月27日清晨，他，一个82岁的老人，终于由其医生朋友陪同，悄然步出“明亮的林中空地”，离家出走。他自己都不知要到哪儿去，反正先出去，坐马车，乘火车，随车而行，觉得漂泊到哪儿都比在“地主老爷的王国”里好。途中罹患肺炎后，11月7日清晨与世长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