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国高丽战争的交涉过程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4 06:39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7 01:35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3月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保州”是辽朝(契丹) 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之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下游东南岸修筑的一座州城，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一带。战后，高丽曾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而请求“收回”保州。“保州”问题逐步成为高丽与辽朝乃至以后的金朝交涉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辽金与高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唐朝后期,随着*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减弱,地方藩镇势力和民族割据势力乘势兴起,并纷纷自行建立政权。916 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918 年,生活在新罗境内的王建,也乘机起事建立了高丽政权。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 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那时,耶律阿保机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 派遣使者赴高丽“遗橐驼、马及毡”等,与高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来关系。然而,契丹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
原来，唐朝君臣一直认为高句丽之地, “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 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 遂于唐总章元年(668) 出兵灭亡了高句丽(此时高句丽已改称高丽) ，将原来高句丽政权所辖地区全部变成唐朝直接管辖地区。随后，新罗乘渤海政权建立、唐朝对原高句丽之地控制减弱之机，出兵攻取百济及原高句丽部分地区，“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735 年) ，唐玄宗又“敕赐”新罗“ 江(今大同江) 以南地”, 于是，唐朝与新罗始以江流域为分界线。渤海政权建立以后,“南边以泥河(龙兴江) 为界为(与)新罗接壤。南边西部的边界,随着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离，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势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将势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区”, 即渤海与新罗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龙兴江流域。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 ，契丹出兵灭掉渤海，将原来渤海控制地区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这对于正在积极进行领土扩张的高丽来说，大为不利。因此，高丽对契丹灭亡渤海大为不满，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高丽太祖王建) 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 公开与契丹绝交。同时,高丽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且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为了削弱耶律倍的势力,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 大量内迁,辽朝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高丽为了在领土扩张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频繁与北宋交往,试图与北宋建立联盟,以便共制契丹,实现其北扩的目的。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未能对高丽用兵。
统和元年(983) ,辽圣宗即位,在辽穆宗和景宗时期挫败后周和北宋的北伐、内部趋于稳定的形势下,开始有意对高丽用兵,以遏止高丽的北进。据《辽史》记载,辽统和元年(983) 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统和三年(985) 七月, “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辽河) 沮洳,罢征高丽”。其实,辽圣宗以辽河泥泞不通“罢征高丽”,不过是个借口,因为那时宋朝正想利用辽圣宗幼小继位、其母萧太后控制朝政之时的所谓“主少国疑”之机,大举北伐,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辽圣宗完全是为了避免发动征伐高丽战争之后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才下诏“罢征高丽”。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成宗五年(辽统和四年,986 年) ,契丹遣厥烈来请和, 也说明这一问题。正由于辽圣宗主动派遣使者赴高丽请和,宋朝遣使请求高丽出兵联合进攻契丹的愿望才没有最后实现。
辽圣宗在挫败了北宋雍熙三年(986) 的“雍熙北伐”以后,开始着手解决高丽北进的问题。统和十年(992) ,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字逊宁) 为主帅,大举征伐高丽。萧恒德率领80 万大军,越过鸭绿江,直取高丽的蓬山郡(今朝鲜龟城西) ,声称“大朝(指辽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说明,那时的辽朝已经将原渤海占有的高句丽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认为高丽北进收取原高句丽的部分领土是对辽朝领土的侵犯,因此率兵来攻。
高丽听说辽朝大举来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张“割西京(今朝鲜平壤) 以北与之,自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位于大同江下游) 至岭(即慈悲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的凤山至瑞兴之间) 画为封疆”,意欲将黄州至岭以北领土全部遗弃契丹,高丽中军使徐熙不同意,说:“自契丹东京(今辽宁辽阳) 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位于大同江中游) 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光宗取之,筑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一带) 、松城(不详,当在嘉州附近) 等城,今契丹之来,其志不过取北(此) 二城,其声言取高勾丽旧地者,实恐我也”。认为契丹此次进攻高丽主要是为了收复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并不是要全面收复高句丽旧地,因此,徐熙反对割地逃跑,建议出兵迎战,并亲至辽营与萧恒德谈判。
萧恒德说：“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萧恒德在这里明确指出：第一，高丽是新罗的继承者，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只能占有新罗之地，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继承，辽朝灭亡渤海，理应从渤海手中接管原来的高句丽之地。第二，高丽既然与契丹接壤,就应该和契丹建立友好关系,可高丽不但不与契丹建立友好关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与宋联合夹攻契丹,是对契丹不友好的表现。因此,契丹特发大兵来攻。萧恒德表示,如果高丽退出所“侵蚀”的原高句丽之地,与宋朝断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徐熙听了萧恒德的话，回答说:“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 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高丽虽然兴起于新罗之地，但其并不以继承新罗之地为满足，还想继承原高句丽之地，因此宣称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意不外是为进取原高句丽之地寻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这样一种继承理论进行推论，认为不仅朝鲜半岛北部原高句丽之地应该归属于高丽，就是包括东京(今辽宁辽阳) 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也应该归属于高丽。徐熙这样说,不过是打着高句丽继承者的旗号,为本国争取利益而漫天要价。实际上，他并没有索取包括东京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的打算，只是说女真人生活的“鸭绿江内外”都是高丽“旧地”，并说，高丽没有及时向契丹“修聘”，就是由于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够驱逐女真，将鸭绿江东之地交给高丽,高丽就会向契丹称臣纳贡。显然,这是徐熙在和萧恒德谈判时所提出的最高要价。
由于这时契丹正在经营中原,与宋朝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急欲拆散宋朝与高丽的联盟,于是,萧恒德便在高丽愿意向辽朝称臣纳贡并与宋朝断交的前提下,答应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与高丽达成了和议,撤兵北返。
统和十一年(993) ,高丽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辽圣宗按照盟约规定,“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随后,辽圣宗派遣使者,正式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高丽开始使用契丹统和年号,正式向契丹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了同北宋的宗藩关系,高丽由“事宋”改为“事辽”。其西北地区的势力也推进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是有条件的,一是高丽必须向契丹称臣纳贡,二是高丽必须与宋朝断绝关系。高丽在与契丹签订盟约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首先,高丽与契丹签订盟约之后,确曾一度按照盟约的要求,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可很快又与宋朝秘密往来,遣使如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 “仍请归附如旧”, 请求像以前一样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其次,高丽虽然与契丹签订了盟约,但对契丹并不信任,他们在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即率兵驱逐女真,修建了兴化(今朝鲜义州西南) 、铁州(今朝鲜铁山) 、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 、龙州(今朝鲜龙川) 、龟州(今朝鲜龟城) 、郭州(今朝鲜郭山) 六城, 以防御契丹,且“至者无时”, 并没有按照臣下属国的要求经常前往契丹朝贡。后来,高丽大臣康肇(兆) 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再次,高丽与女真虽有矛盾,但为了对付契丹,高丽除了挑拨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以外,又暗中拉拢女真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辽圣宗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大为恼火，遂以高丽筑城, “贰于己”为借口, “遣使求六城”，高丽新立国王显宗王询“不许”六城。辽圣宗遂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 ,以高丽大臣康肇擅杀国王诵另立国王询以及高丽“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等事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辽圣宗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先胜后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辽圣宗不甘心失败,又以高丽显宗王询不亲自来朝为借口,于开泰三年(1014) 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
据《辽史·高丽传》记载,开泰三年(1014 年) 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 作为征伐高丽以及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准备第三次大举征伐高丽。朝鲜史书《高丽史·地理志》记载, “义州,本高丽龙湾县,又名和义。初,契丹置城于鸭绿江东岸,称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设弓口门,称抱州(一云把州)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所记与《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相同。据此可知,保州,也称“抱州”或“把州”,确为契丹所修建。
辽朝在开泰三年(1014) 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就修筑了保州城。保州应该是高丽在辽朝赐其“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所建“六城”之外由辽朝重新修筑的一个州城,因为辽朝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大败而归,并没有收复“六城”,各种史书也没有说契丹攻取“六城”中的某一城之后将其城改建为“保州”, 后来高丽与辽人交涉时也没有说保州是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中的一部分。我们再从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即进入其地,并能够比较顺利地修筑保州城分析,保州之地应该不在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或者是在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前就已在辽朝手中。
据此可知,辽朝在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的辽朝东京道东南部与高丽西北的分界应该在宣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与义州之间) 、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 及其以东一线,宣州、保州、定州以北属辽朝,以南属高丽。高丽在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的同时,也积极向东北地区拓展,至高丽德宗以后,高丽已将其东北地区领土扩展至高丽定州(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与辽属定州不在一地) 一带,并开始修筑千里长城,西起鸭绿江入海口,东至高丽定州都连浦(广浦) ,中经威远、兴化、静州、宁海、宁德、宁朔、云州、安水、清塞、平虏、宁远、定戎、孟州、朔州14 城,以及耀德、静边、和州等地。即以千里长城为界,定州以北地区归属辽朝控制的女真,以南归属高丽。
可见,辽朝据有保州之地,不过是占有原来渤海之地,并非是占有高丽之地。如果说是侵略的话,也只能说是契丹对渤海的侵略,不应该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然而,不少史书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我们以为,这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辽圣宗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又出兵收取,被一些人视为不义行为,因而被人们视为一种侵略。
其次,当时,契丹虽然声称由高丽继承新罗地,由契丹继承原高句丽之地,但很少有人响应。那时,宋朝与高丽关系很好,而与契丹正处在争夺燕云十六州等地的斗争之中,宋朝与契丹可谓仇敌之国。宋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像唐朝一样,坚持高句丽“近在提封之内”,因为原高句丽之地大部分已为契丹所有,他们不但无法占有原高句丽之地,甚至连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等地都收不回来,因此,他们不敢声称原高句丽之地应该由宋朝来继承。既然宋朝不可能继承原高句丽之地，那么，宋人应该支持谁来继承高句丽之地呢? 毫无疑问，如果宋人承认契丹继承高句丽之地，只会壮大契丹的力量，对正在与契丹进行斗争的宋朝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倒不如承认高丽继承高句丽之地，那样的话，既可以加深与高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取得高丽的支持，又可以削弱契丹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宋人便积极支持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的观点。正由于此,在宋人所修史书之中，高丽是高句丽继承者的观点就成了勿庸置疑的定论。宋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均认为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元人所修《宋史》、《辽史》、《金史》都是按照这种观点写的。按照高丽应该继承高句丽之地的观点，辽朝占有保州之地也就是占有了原来高句丽之地，自然就成了一种侵略行为，高丽收取保州之地也就成了收回原有“旧地”了。这就是后人多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侵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则与史实不符。 辽朝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占据了进攻和控制高丽的有利位置，高丽深感不安, “欲发兵焚毁”, 终未成功。后来,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虽然失败,“生还者仅数千人”, 但保州之地并未割给高丽，仍然控制在辽朝手中。为此,高丽一直耿耿于怀。
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 曾派遣御院判官耶律骨打出使高丽,请求“假途,将如东北女真”,高丽虽与辽朝议和,但仍“不许”契丹借道前往女真地区。太平九年(1029 )辽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延琳起兵反辽,建立兴辽国,高丽虽然拒绝大延琳关于出兵共同反辽的请求, 但却以道路梗塞为借口, “与契丹不通”, 停止向契丹朝贡。辽朝平定大延琳叛乱以后,即遣使高丽,令高丽前来朝贡。高丽显宗虽然派遣使者金哿出使辽朝祝贺契丹打败大延琳收复东京(今辽宁辽阳) ,但迟迟不来朝贡,后于显宗二十二年(1031) 五月与世长辞。六月,辽圣宗也离开了人世。
高丽德宗即位以后,大臣王可道向高丽德宗建议说:“契丹与我通好交贽,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驸马匹梯叛据东京,宜乘此时,请毁鸭绿城桥,归所留我行人,若不听,可与之绝”。高丽德宗采纳了王可道的建议,开始对辽朝采取强硬态度,于其即位当年(1031) 十月,“遣工部郎中柳乔如契丹会葬”,又派遣“郎中金行恭”等祝贺辽兴宗“即位”,以辽所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构成对高丽威胁, “表请毁鸭绿城桥,归我被留行人”。十一月,金行恭返回高丽,说“契丹不从所奏”,高丽德宗遂停止向辽朝派遣“贺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号”, 拒绝使用辽兴宗的景福年号,单方面宣布与辽朝断绝关系。辽景福元年(1032) 正月,契丹派遣“遗留使”将辽圣宗生前的遗留物送往高丽, “至来远城”,高丽“不纳”,同时,高丽积极进行备战,意欲用武力夺取保州等地。面对高丽的不友好态度,辽朝鉴于先前多次进攻高丽均告失败的教训,未敢大动干戈,但也采取了强硬措施,将高丽德宗元年(1032) 派往契丹的“李礼均等八人”全部扣“留不还”。双方矛盾再次激化,边境地区不断出现小规模冲突。高丽想用强硬态度迫使辽朝毁掉鸭绿江桥和保州,但由于高丽势单力孤,高丽靖宗即位以后,逐渐改变了对契丹的强硬*,开始谋求与契丹恢复和好关系。
重熙四年(高丽靖宗元年,1035 年) 五月,辽以来远城长官的名义向高丽兴化镇送去一篇牒文,称高丽一直向契丹称臣纳贡,后因大延琳反辽,高丽不再来朝;现在大延琳已被平定多年,可高丽不但不来朝贡,反而“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称高丽此举如果“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对高丽提出质问和恐吓。高丽以宁德镇长官的名义回牒辽朝,书中虽然对“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等事进行了辩解,但明确表示高丽这样做“非欲以负阻皇化”,不是要与辽朝作对,表明了高丽意欲重新与辽和好并向辽朝贡的意向。辽朝接到高丽回牒,于重熙六年(1037 ) 又向高丽宁德镇送去一牒,说“欲载修于职贡,合先上于表章,苟验实诚,别颁俞命”。于是,高丽便于靖宗三年(1037) 十二月,派遣殿中少监崔延嘏等出使契丹,表示“当遵太后之遗言,固为藩屏。抚小邦之弊俗,虔奉阙庭;更从文轨以输诚,永效梯航而展礼”,重新“乞修朝贡”。辽又于重熙七年(1038) 正月派遣马保业等人出使高丽,“复寻欢盟”,双方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高丽主动请求使用辽朝重熙年号,靖宗也接受辽朝“高丽国王”的册封,高丽德宗以来一度中断的藩属朝贡关系再次确立起来。
高丽虽然与辽朝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但高丽仍以为辽朝所修保州等城对高丽是个威胁,遂于靖宗五年(1039) 二月再次派遣户部郎中庾先出使辽朝,以辽所修筑保州等城堡影响农耕为借口,请求“罢鸭江东加筑城堡”。辽兴宗以鸭绿江东所筑城堡“盖边隅之常,备在疆土,以何伤! 朕务守成规,时难改作”为由,婉言拒绝了高丽有关毁弃保州等城的请求。
高丽多次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均未能如愿,高丽文宗九年(1055) 又以辽朝在保州设置弓口门(向敌人射箭的有孔的门) 和邮亭(驿舍) 等事为借口,再次派遣使者致书辽朝东京留守,请求辽朝“还前赐地,其城桥弓栏亭舍悉令毁罢”。此次高丽遣使不像以前一样仅仅请求毁弃鸭绿江浮桥和保州等,又进一步提出了“还前赐地”的问题,即高丽开始将保州之地说成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后来被辽朝侵略和占有,理应还给高丽。由于此次高丽请还保州,仅仅是上书辽朝东京留守,没有上书辽朝皇帝,东京留守绝不敢替皇帝做主,毫无疑问,高丽的请求也
会不了了之。高丽文宗十一年(1057) 四月,高丽文宗对大臣们说:“去年遣使请罢弓口门外邮亭,时未撤毁,又于松岭东北渐加垦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将侵我疆也,当亟请罢之”。高丽文宗认为辽朝在保州修建弓口门、邮亭和在保州附近开垦田地、设置庵子,是在做侵犯高丽的准备,欲再次遣使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并收回保州等地。当时,大臣们意见不一,中书省的*认为辽朝即位不久的道宗皇帝刚刚遣使前来册命高丽王和太子,高丽尚未遣使回谢,不宜在这个时候别有所请。高丽文宗遂决定,“先遣使谢册,继行奏请”。后来文宗是否向辽朝“奏请”, 《高丽史》没有明文记载,但据《辽史》记载,高丽文宗确曾遣使向辽道宗“乞赐鸭绿江以东地”,辽道宗“不许”, 说明此次会议以后,高丽文宗确曾派遣使者出使辽朝,请求辽朝将保州等地赐给高丽。
由于高丽不像以前一样仅仅提出毁弃保州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领土要求,也引起了辽朝的注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 七月,高丽接到“辽东京兵马都部署奉枢密院子,移牒请治鸭江以东疆域”。也就是说,辽朝在高丽不断提出领土要求之后,提议与高丽共同勘察和划定鸭绿江以东边界。高丽接到辽朝划界的通知以后,立即派遣知中枢院事柳洪、尚书右丞李唐鉴等前往鸭绿江以东辽丽边界地区,“同辽使审定地分,未定而还”。
大约是由于辽朝不承认保州等地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双方争议较大,这次划界未果。辽朝和高丽的“保州”纠纷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双方都注意维持现状,保持友好往来关系。到了辽大安二年(1086) ,辽又提出在鸭绿江东保州等地设置榷场的计划,大约是高丽害怕在保州建置榷场以后会影响高丽的稳定,所以不同意在保州建置榷场,于宣宗三年(1086) 五月派遣尚书右丞韩莹等出使辽朝, “请罢之”。后来,高丽又以为辽朝计划在保州建置榷场是对高丽别有所图,于宣宗五年(1088) 二月,派遣中枢院副使李颜等,以“藏经烧香使”为名,前往“龟州(今朝鲜龟城) 密备边事”。九月,高丽宣宗再次派遣太仆少卿金先锡等“如辽乞罢榷场”。 辽道宗对高丽的请求表示谅解,遂取消了在保州建置榷场的计划,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后来,高丽在静州等地设置军营,增加驻军,大约与高丽害怕辽朝在保州驻军会影响高丽安全一样,辽朝也害怕高丽在静州驻军会影响辽朝的安全,遂于乾统元年(1101) 派遣使者赴高丽“请罢静州关内军营”,高丽仿照“大安中辽欲于鸭江置亭子及榷场,我朝(指高丽) 遣使请罢,辽帝听之”的前例,也接受了辽朝的请求,罢去静州关内军营。
辽朝后期,两国虽然都能采取一些互让*,维护两国的和好关系,但保州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高丽意欲得到保州之心不死,到了金人起兵反辽以后,保州又成了高丽与金人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