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束为的工作与创作双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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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6-30 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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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1-26 18:04
1949年，解放战争迅速扩大战果，根据地的干部大批南下，接管政权。同李束为在一起的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人，先后去了北京、东北、四川等地，只留下他在山西做文艺领导工作。参加完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他返回山西，担任*宣传部文艺处的负责人；不久，山西省文联成立，他被选为*，并兼任党组*，主持工作达十多年，直到“*”开始。
李束为主持山西省文联工作期间，正是山西文艺事业繁荣兴旺的时候。他为了让其他作家有充分的时间深入生活从事创作，自己承担了大量的行政事务工作，诸如解决办公住房，安排家属宿舍，要编制，要经费，办刊物，办辅导青年读者的读书班，领导一次次*运动，指导各地、市文联工作，召开各种会议，等等，都由他挑头承担。有时，他也因杂务工作过多，无法集中时间创作而感到苦恼；但看到马烽、西戎、孙谦、胡正等老战友的创作获得很大成就，看到一批青年作家迅速成长，看到他领导下的《火花》杂志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全国一流文艺刊物，看到山西的文艺工作蓬勃发展，他就非常欣慰。五、六十年代，山西的文艺创作在全国是一直走在前列，这与李束为的辛勤工作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承担大量文艺行政领导工作之余，李束为仍然坚持下乡体验生活，写出了三十多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其中小说《春秋图》、《好人田木瓜》、《老长工》、《于得水的饭碗》、《迟收的庄禾》、《大事业》，报告文学《南柳春光》、《更上一层楼》等，都产生过较大反响，为“山药蛋”文学流派的形成，贡献了很大力量。
束为进城以后，生活和工作环境变了，但他仍然对农村情有独钟，关注农村的变革，关注农民生活的状况。看到农村的新变化他高兴，看到农村存在的问题他焦急。他总把自己的创作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的作品是农村社会进程的艺术记载。从1950年的《春秋图》，经1954年的《初升的太阳》，1958年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和《崞县新八景》，1959年的《大事业》和《于得水的饭碗》到1962年的《迟收的庄禾》，以及1964年的《南柳春光》，都是各个时期农村社会生活的真实体现，是各个时期农民思想和情绪的真实展示。
《于得水的饭碗》在束为的创作中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这篇小说曾经发表过两次，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小说反映的是农村兴办公共食堂的故事。第一次发表时，束为“歌颂”食堂化的同时，更多地透露出农村生活的真实情况：农民群众在吃食堂时，深感不大如意、不大称心，连温饱也难以保证，致使农民于得水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却被支部*发现予以没收。到春节时，全家八口人依靠别人送的一点粮食和山药蛋才不致断顿。结尾时，束为还加了一个“光明的尾巴”。然而，发表以后，却被一些人扣上“歪曲大好形势”的帽子，一份全国性文艺理论刊物专门组织了批判文章。迫于压力，身为省文联党组*、*的束为，不得不重新写了一遍，删去了不少真实的情节，把群众的合理呼声当成坏人的言论；把描写农村贫困状态的文字一笔勾销。第二次发表的《于得水的饭碗》，虽然还是原来的人和事，但立脚点却大不一样，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
《于得水的饭碗》给束为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将近三年没有写小说，他认为，与其写那些违背自己愿望、违背农村真实生活的作品，不如不写，由此看出束为在创作上的真诚态度。直到1962年8月他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后，心情才顺畅起来，重新写小说，这就是《迟收的庄禾》。 随着“大连会议”遭否定，束为写小说的热情再次冷却，他不愿意总是既矛盾又痛苦地表现双重性格，所以，写完《迟收的庄禾》后，又写了《玉成老汉》等两三篇小说后，重点就放在了报告文学和散文的创作上，影响较大的有《南柳春光》、《*家训》、《更上一层楼》等。其中的《南柳春光》是当时全国文坛上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作品之一。这部报告文学真实生动地记载了山西绛县南柳大队人民群众战天斗地、改造家园的事迹，告诉人们创业不易守业更难的道理。《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曾发表了好几篇专门评论《南柳春光》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