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9-05 2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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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网友 时间:2024-03-25 00:26
在关于人的管理中,提意见时比较容易为对方接受的“三明治法”,被认为是当代西方人发明的。其实,在我国古代的职场上早已被那时的精英们娴熟地运用,他们在给皇上提意见或者上疏时,采用的都是这种模式。手头有一本唐代史臣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诸多励精图治、任贤纳谏的故事。其中固然有唐太宗从善如流的愿望,但是身边的重臣在表达意见时能够让唐太宗非常受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在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准备亲征讨高丽,大臣房玄龄认为不合适,就上疏劝阻唐太宗。首先,他把唐太宗美美的奉承了一番:皇上的恩德已经泽被四方,无所不及。古代不能臣服的异族,陛下都使他们归顺了,“比功校德,万倍前王。此圣主所自知,微臣安敢备说。”接下来明确则指出,如果高丽作为藩国失掉了臣子的礼节,侵犯了百姓,成为中原的心腹之患,陛下要铲除它,那是可以的;否则,就会给中原百姓增添无尽的痛苦和烦恼:无缘无故让士兵投身战火,使他们肝脑涂地,成为无家可归的冤魂:让他们的妻儿老小望着灵车痛哭流涕,抱着尸骨捶胸顿足,足以使山河失色,*人怨。最后,房玄龄提出了希望:相信陛下能够按照老子“知止为足”的警戒,发恩降诏,给高丽以改过自新的机会,停止征伐,“以保万代巍巍之名”,那样就可以确保万代崇高的美名。 这就像“核心内容夹在中间层”的三明治:为了让对方能接受,表达者在表达自己的核心意见之前,先对对方的相关方面表示认同。意见表达完毕,又给他希望和鼓励,以使其保持信心和愉悦的心情,不至于使对方产生被打击的挫折感。当然,作为一种沟通的方式,古人并没有明确提出“三明治法”这样的说法,而是出于存在冒犯“龙颜”的风险,对自己进行必要保护的本能。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脱离开当时特定的语境,推广开来,适用于所有对象身上,那么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就有助于在相互沟通或者思想碰撞时多一些和谐。尤其是对于自己的服务对象,如果把他们当作“皇上”,批评起来就不会那么盛气凌人了。在职场上针对下级或者同事的缺点,把他们当作“皇上”进行批评,那效果无疑会更好。 把利益相关者、下级或者同事当作“皇上”并非矫情;管理就是服务,把服务对象当作“皇上”似乎更能反映服务的本质特征。更主要的是,尽管职务有高低,大家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为了更有利于共同目标的实现,既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也不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不过,与“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同,那是一定要为之“谋”的。也就是说,这需要比通常所说的“三明治法”更进一步,要设身处地为其着想,进行建设性的批评。 首先,建设性的批评应当出于对批评对象的尊重与善意。贞观时期的房玄龄等老臣,与唐太宗一齐打天下、坐天下,他们对唐太宗的忠诚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然而这与阿谀奉承不同,在忠实辅佐的同时也“志在匡君”,在关键时候完全应当“正词鲠义”,不乏凛然正气。即使让唐太宗面子上过不去,也是充满善意的,是真正为李世民负责,为“大唐”的可持续发展负责。在这个基础上使用“三明治法”,才会有感情的自然流露,在相关方面表示认同才不会显得虚伪和做作。 其次,建设性的批评贵在体现出自己的诚恳。房玄龄关于停止征伐高丽的建议原本就与唐太宗的意志相左,终被唐太宗否决。但是唐太宗不仅没有生气,还充分肯定了房玄龄在上疏中所体现出来的诚恳态度。当时房玄龄卧病在家,病情越来越重,自觉将不久于人世。唐太宗在看了奏书后感叹道:“此人已经到了病危的地步还能为国家担忧,难能可贵。”当然,使用“三明治法”提出批评意见,也不能指望别人一定能接受;只要能够通过诚恳的态度能使别人受到激励,也就部分的达到了目的。 再次,建设性的批评需要勇于摆脱既得利益的羁绊。使用“三明治法”进行批评,固然意在减少批评的负面效应,但那主要是为了更容易为对方所接受,进而达到批评的目的,并非纯粹故作圆滑世故。实际上,夹裹在前后肯定话语中的批评意见一定要切中要害,旗帜鲜明。这不仅需要勇气,不要怕得罪人,更需要超脱私利。出于公心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才会更全面,不至于产生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