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8-26 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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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扬东播西·儒学对欧美的影响·儒学传入意大利
十六世纪末,意大利在欧洲各国中资本主义发展最早,是欧洲商业及航海最发达的国家,因此,“在欧洲,意大利对中国学的研究是最早的,同时也是最年轻的”([意]利奥纳格·兰乔蒂《中国学简史:倾向和思考》)。
(1)利玛窦等人苦心钻研儒学。
第一部分已讲到,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是最先足履中国而留有著述的欧洲人。他虽在十三世纪就把儒学经典带回欧洲了,但尚谈不到研究儒学。而真正带有研究目的的当属新航路、新*发现之后那些到中国殖民的传教士们。意大利的传教士罗明坚1579年第一个来华。1582年利玛窦奉耶稣会之命接着来华。1597年龙华民也继之来华。
这些传教士来华传教,为什么还要苦心钻研儒学呢? 因为他们深感中国人信奉的是中国的孔夫子而非外国的耶稣教。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利玛窦等人来华,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已历时一千七百多年了,孔子早已被当作圣人、偶像而受到崇拜,自然就成了外来传教士的最大阻力了,因而利玛窦等人首先苦心钻研儒学,千方百计结交中国的儒生为友,甚至易僧服,穿儒服,戴儒帽,自称儒者,并以儒学附会天主教义,说天主就是儒经中的上帝。利玛窦于1593年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本国。1595年,他又在南昌刊刻了《天学实义》(后改为《天主实义》),把宋儒的理与西方的上帝相比较,认为“理”与“上帝”根本不同。他认为儒学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哲学。不过,他强调天主教与儒家思想并不矛盾,信仰上帝与崇拜孔子并不抵触,因为“上帝就是你们所指的天,他曾经启示过你们的孔子、孟子和许多古者君王……”(《入华耶稣会士列传》,第156页)。想用儒家思想论证*教义。
利玛窦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翻译、撰写了《*教传入中国史》等十九种汉文著作,其中入《明史· 艺文志》的有六种,收入或存目《四库全书》的有十三种。他将孔子儒学作为一种全新的思想于十六世纪末传入意大利,其影响之大“或许要超过十七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林金水《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因为他的“儒学非宗教倾向对欧洲的神学统治是一种冲击”,他把“*教精神与中国儒家思想相结合”,所以被意大利人称为“*教的孔子”、“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博学西儒者”和“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等。
除利玛窦外,其他多数的传教士也仿效他苦心研读儒学经典,翻译并著述儒学,并直接将孔子及儒家思想介绍到西方。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儒经,既传播天主教义又宣传儒家思想。例如1613年来华在福建传教的艾儒略,研读“四书”、“五经”后,著述了大量引用儒家经典的《天主降生言行纪略》、《悔罪要旨》、《乃有真原》、《涤罪正规》等三十多种,被闽中人称为“西来孔子”。又如1631年后来华的殷铎泽也是成绩卓著者。他著译有《大学》、《论语》(1662年译)、《中国*道德学》(即《中庸》译本,内附《孔子传略》,1969年版)、《中庸》、《孔子传》(1672年巴黎法文版)等。这些儒学著译的出版、传播,使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使“神学时代”的欧洲向“哲学时代”发展了,这是由于“东学西渐”的促进,是“儒学西传”的促进,而在这一促进中,意大利是处在领先地位的,其贡献也是比较突出的。
当然,儒学西传意大利,不仅是传教士的媒介作用,还有许多中国人赴欧留学的作用。例如,1723年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由华返欧时带回了五位中国青年,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工作。1800年起,意大利的东方学院每年出版年刊一册,其中就有中国青年传习中文。1869年编有《华学进境》(五卷)数十份,均取材《三字经》、《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大学》等,这些著述都更为准确地介绍了儒家思想。
(2)儒学在意大利的兴衰。
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落伍,原先对儒学研究的领先地位也逐渐被后来居上的英、法、德、美各国所代替了。意大利在远东没有独占的殖民地,因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的态度也逐渐淡漠了。但二次大战前夕,出于对外扩大*的需要,意大利对儒学的研究又有所重视了。如罗光主教翻译了《论语》、《大学》、《中庸》等儒家著作;吴宗文也翻译了《孟子》。但战后的意大利,由于*上的危机和经济上的凋敝,对儒学的研究又淡漠了。直至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世界的“中国热”、“汉语热”和“儒学热”的兴起,意大利又开始加强了中国现状与传统文化的研究。关于儒学的研究不断出现新的译著。如罗光主教的《儒家思想概要》(罗马出版社1945版)、《中国哲学史》(冯友兰著,意大利学者译)、保罗·贝奥尼奥-布罗基耶里的《论孔子和*教》(1972—1973年,都灵出版)。葛吉达的《近代欧洲思想界心目中的中国》(1995年,《国际汉学》第一期)赞扬了这样的观点:“把中国与欧洲相比,中国人在几个方面都优于欧洲人。比如,他们总是处于和睦平静之中,总是富于聪明才智。就宗教方面而言,他称赞孔子是倡导一种‘幸福的大同’统治的伟大人物。”(第418页)“由于中国作为极受欢迎的国家而凸现出来,中国已成为‘好的野蛮’所造就的‘理想化的国度’。这种说法表达了想要发现一个更好的世界,一个正义而善良的世界的深层愿望。”(第4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