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到35岁左右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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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8-23 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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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4-12-14 08:49

35岁之前焦虑感更严重
英国剑桥大学公共卫生研究所一项研究发现，1990至2010年间，全球总人口中焦虑发病率基本保持在4%，其中北美地区最高，达到近8%;东亚地区最低，不到3%;在年龄方面，无论男女，35岁以下人群更容易发生焦虑，且女性焦虑几率是男性的近两倍。研究人员表示，焦虑障碍的信号之一往往是避开社会交往。

快35岁了有些焦虑怎么办
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对年龄感到焦虑不安。尤其是女性30岁、男性35岁成为了一个新的焦虑分界点，更让人们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和挑战。甚至最近爆出自如友家租房超40岁无法租住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
在中国职场，35岁门槛”原是公*中的规定。但近年来，“35岁职场门槛”成为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35岁仿佛是一扇玻璃门，使一些人面临求职难、流动难、晋升难、再就业难等问题。全国总工会2022年一项全国性调查也显示，35岁-39岁年龄组职工中有54.1%担心失业，70.7%担心技能过时，94.8%感觉有压力，均是各年龄组中比例最高的。
快35岁可能会面临一些生活和职业上压力。第一，短期的青年失业率高增，一定程度上受到季节性因素的影响。
每年的考公和考研集中在12月到次年1月，所以3月的失业率会开始逐步走高。而7～8月份是各类高等和中等学校应届生进入职场的高峰期，此阶段失业率达到峰值。
所以，青年失业率通常在春招后逐步抬升，夏季达到峰值，秋冬趋于回落。但是2022年超过19%，以及今年超过20%的失业率，远高于疫情前的不到14%，也高于2020年和2021年同期低于17%的水平，显然无法单靠季节性因素解释。
第二，经济增速自然回落带来的失业率走高。
尽管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就业市场并不完全符合奥肯定律，但奥肯定律提示的宏观经济增速和就业率的反向关系，至少可以解释失业率的一部分。中国经过多年的经济高增速后，经济增速的自然回落，即经济增速换挡的新常态，伴随着失业率的自然走高。
第三，供给因素。
供给因素讨论比较多的是2023年的高校毕业生将达到1158万人，剔除考公、考研、出国，预估仍将有700～950万应届生踏入职场。还有大量往届生，比如二次考研失利人群，仍在与应届生同台求职。
比如，2022年的全国研究生报名人数457万，应届生和往届生差不多各占一半，招收总人数为124.25万，即332.75万落榜，假设落榜生中有40%是往届生，也有133.1万。再加上近年外国留学人员回国求职人数趋势性上升，都边际增加了青年求职群体的就业压力。
第四，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除。
七普数据显示，城市青年人就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21.4%）、批发零售（17.6%）、住宿餐饮（9.2%）、教育（7.1%）、建筑（5.8%）、居民服务（5.5%）等，尤其是低学历群体，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制造业的占比更高。
疫情对上述行业，尤其是住宿餐饮等服务类行业有巨大负面影响。实体经济的收缩和扩张具有不对称性，尽管从宏观指标来看，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的复苏，远没有数据展现得那么快。
第五，城镇青年劳动力减少影响分母。
青年失业率的分母是有劳动意愿但找不到工作的16～24岁劳动年龄人口。德邦证券芦哲团队认为，2023年3月的青年失业人口为632万人，假设2023年的青年劳动力与2020年同期相同，对应的青年失业率应该从2020年3月的12.8%提高到2023年3月的16.2%，但实际的调查失业率为19.6%。
所以，分子端失业人口的增加只能解释当前青年失业率的一部分，另一部分则来自分母端，即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城镇青年劳动力的减少并非人口绝对值的下降，而更可能是大学扩招以及部分群体因就业形势恶化而暂时退出劳动市场导致的。
第六，进出口的影响。
一方面是疫情期间，外贸订单在疫情防控好的国家轮动，随着欧美国家及其贸易伙伴国走出疫情，阶段性流入中国的订单再次流出；
另一方面是各种原因导致的中低端产业链的外移，包括外资和中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外迁至墨西哥、印度、越南等更具成本优势的国家；
第三方面的原因是全球的经济衰退风险，需求端不景气。
国金证券赵伟团队指出，一季度制造业从业人员数较去年同期在走弱，纺织服装服饰、皮革毛皮、文体娱用品等出口依赖度较高、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弱于以往同期。
第七，严监管的非合意冲击。
智联招聘岗位需求数据显示，互联网、房地产、教培为2021年应届生提供了56%的岗位。但过去两年，互联网、房地产、教培三大校招巨头同时熄火，大量高附加值岗位流失，估计影响的就业规模达百万级。
互联网大厂，2022年秋招多家头部企业校招规模腰斩，个别企业甚至停招。
“双减”前，教培行业每年吸纳的应届生量级可达70～80万人。双减后，头部教培企业的招聘计划从几千人锐减到百人级。2021年初，教培行业招聘/求职比近20，2022年3月，教培招聘/求职比陡然破1，出现供大于求的格局。
据前程无忧发布的北京教培行业招聘行情报告，2023年3～4月，北京教培行业有复苏迹象，有效岗位发布数量分别环比增长13.5%、16.2%，但复苏仅出现在北京。其他一线城市如上海、广州、深圳并没有出现“强劲”的增长，增幅均不超过5%。
但是，2023年3月，北京教培公司职位数与投递人数比约1：25，平均25个人竞争一个职位，异常激烈。其中，2023届毕业生占求职者约六成。
和教培相似，地产业同样在规模持续扩张、企业跑马圈地后经历了“强监管”下的“急收缩”。2021年下半年至今，受市场和信贷*等多方面影响，缩编和裁员席卷房地产行业。猎聘大数据中，2023届秋招期间，房地产开发/建筑/建材/工程行业新发应届生职位占比仅5.10%，占比较上年同期减半。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房地产、教培，吸引的相对是较高学历的就业群体，这部分就业锐减，释放出来的待就业人群向下兼容，可能会加剧其他行业的就业压力。
第八，结构性供需错配。
首先是文理失衡。未来人才需求向STEM领域（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倾斜几乎是国际共识。但是中国的文理科培养人数存在错配。
*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卓贤提供了一个衡量口径：若将工业增加值比重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作为分母，将非文科专业在校生占所有学生的比重作为分子，中国的数值是1.2，美国是2.1，德国1.8、日本1.4。当然，对理工科毕业生来说，高附加值岗位对专业技能、创新能力、跨学科背景要求持续提升，若无过硬实力，也难以找到心仪岗位。
其次是学科错配。管理学、心理学、新闻传播等专业因为不考数学，而吸引大量考生。但在市场端，管理学和新闻传播对口的就业岗位早已饱和。以新闻传播为例，据智联数据，从2021年二季度到2022年二季度，记者/采编求人指数从0.55下降到0.07，意味着每100名求职者，仅对应7个岗位需求，是就业景气度最差的职业。而心理学的市场需求尚未真正起势，且学校的“教”与市场的“用”存在脱节。
最后是高质量职业教育不足。一方面是社会现实为职业教育提供的就业岗位主要集中在中低端制造业，由此带来的对职业教育的歧视性社会观念——“能读大学，就不读职校”。即使读了职校，大部分学生也瞄准“升本”，回避技能提升。
另一方面是在单一的考评体系下，大量职业学校更重视能给学校带来切实资源倾斜的各种奖项，集中职校的所有资源，专门针对性地突击拿奖，更重视教学能力大赛、国家级奖项、国家级课程，而脱离区域产业实际需求。另外，与德国等国家相比，中国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也依然有较大差距。当然，原因很复杂。
这就共同导致，教育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存在人才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错配。

应对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青年特别是大学生相对于整体劳动力的高失业率，一方面意味着一个社会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浪费，中长期来看，不利于新技术的应用、产业创新转型和经济效益提升；另一方面，社会中最有活力的大学生群体所产生的焦虑、失望和迷茫的情绪经社交媒体传播后，可能会影响整个社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
更为关键的是，如果就业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由于缺乏工作经验，以及专业技能随毕业时间的延长而边际降低，待业大学生在整个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可能会边际下降，由此带来人力资本积累的代际变化，拉大收入差距，成为社会问题。
针对青年群体就业困难，*高度重视，已经多措并举出台了不少应对措施。常见的包括研究生扩招、公务员岗位倾斜、设立*性岗位等。必须得说，这些*都非常有必要，见效也很快。但长期来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需要提前预案。
第一，研究生扩招。
如前所述，由于教育培养与产业需求存在脱节，所以研究生扩招，虽然压降了短期的失业率，但如果不改革教育培养模式，就业问题只是被推后了，而实际上并没有被解决。还会带来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历贬值的问题，由此产生学历上的“棘轮效应”，即为了求职，不得不选择升学，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人力浪费。
第二，*性岗位倾斜。
需要明确的常识是，*部门并不直接创造价值。多方数据显示，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并不低。1个财政全额负担的就业岗位，一年成本为10万元左右。新增公共部门岗位，一则会加大财政的负担，二则未来存在退出问题。至少目前，公务员还被认为是传统的“铁饭碗”，缺乏退出机制。国有企业扩招，也存在效率问题和退出问题。通过*性倾斜带来的公共部门人力增加，实际上还隐含着社会公平问题。
另外，在宏观经济下行、地方财政困难多项掣肘下，单独靠强*化的促就业手段，能够吸纳的就业人数或许也即将“达峰”。
最根本、最核心的，也是后遗症最少的“稳就业”措施，是“稳经济”，尤其是稳民营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