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社会资本对于脱贫的作用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2-04-25 14:43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3-10-09 15:59
一、西方对社会资本概念的争议
在最近几十年，“资本”概念有了很大扩展。在传统的经济资本（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基础上，三类新的资本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G.S.Beck）提出的，它指个人所具备的可用于生产的技能和能力。这种能力可以经由教育培训而获得。文化资本出于当代世界最负盛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布迪厄（P.Bourdieu，），它指能够使拥有者获得社会经济利益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社会资本有较为多样化的概念并且争论很多。莱特（I.Light）将其定义为植根于社会网络中的一种信任关系。下面，我们将着重介绍几个富有代表性的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的定义。
尽管在西方学术界对谁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标志性贡献至今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一般认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S.Coleman)和*学家普特南是公认的代表人物。布迪厄在1986年提出了他的资本总体框架理论。他认为资本有三种基本类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ii]他批评了传统经济学理论单纯依赖经济资本解释社会经济运行的现象，认为必须从三类资本的总体框架出发才能真正深入了解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在布迪厄的资本类型框架中，经济资本居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建立对经济资本有依赖性。布迪厄定义社会资本为团体成员通过团体网络关系获得的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或者文化资源。基于其定义，他认为社会资本的量可以通过两个方面进行测量：团体成员的网络范围以及团体成员能够动员的经济和文化资本。
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某种促进个人行动的社会结构。通过列举方式，他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资本的所指内容包括责任和期待、信息渠道、规范以及促进个人行为的组织。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是基于理性人的假设来架构的，并把价值判断和文化纳入了分析框架之中，不仅对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动因解释更加全面深入，而且对描述和分析宏观层次上的集体行为和长期选择也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社会资本的积累是一个类似保险的互惠行动过程。一个人平常投资于社会资本的经济和其他成本类似于保费，这种投入在此人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提供必要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iii]
普特南通过在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于1993年明确提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论。普特南定义社会资本为源于社会组织，可以促进互惠协作和合作的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关系。在这些社会资本模式中，社会网络被置于社会资本的最高端，而规范和信任被认为是源于或者通过社会网络来强化的。[iv]除了表述上的区别，普特南和科尔曼的定义十分接近。他们都从功能分析的角度来定义社会资本。
近些年来，普特南及其继承者已经进一步发展了其社会资本理论。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世界银行的社会资本定义中，并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推广和运用，而其中作为世界银行的资深社会科学家以及社会资本的理论权威之一的伍尔考克(M.Woolcock)对世界银行所倡导的社会资本概念具有关键性的影响。[v]世界银行将社会资本分成紧密型（bonding）、跨越型（bridging）和垂直型（linking）社会资本。紧密型社会资本指家庭成员和其他具有紧密关系的人之间的纽带，跨越型社会资本指不同类型的人之间较弱一些的联系纽带，主要是各类组织的成员纽带，而垂直型社会资本指贫困人员与那些对他们具有重要影响的人员之间的纽带，例如社区贫民与*决策人员或者对社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经济组织负责人之间的纽带。在这种社会资本模式中，贫困群体的特征是具有很强的紧密型社会资本，较少的跨越型社会资本，但是基本没有垂直型社会资本。而后两者恰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内容，因而也是社区发展所关注的重点。普特南将跨越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布莱格(X.D.Briggs)，垂直型资本概念的创立归功于世界银行资深社会科学家伍尔考克。社会资本理论的另一个发展则是认识到社会资本同时兼有正面和负面功能。
在当代社会资本理论的三大标志性人物中，虽然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各有侧重，但是这些定义中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社会网络、互惠行为以及促进互惠行为的规范和信任等等是这些定义的基本要素，虽然在表述方式和侧重点上会有所不同。但是，处于主流地位的科尔曼和普特南将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类型置于同等地位，认为社会资本可以独立于其他资本条件进行积累，具有独立性功能。而布迪厄将经济资本置于基础性的地位，认为其他资本的积累必须依赖于经济资本，这使他与科尔曼和普特南产生了明显的区别。正是这一区别，即社会资本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成为当前西方学者在社会资本的理论和实践应用中的争论焦点。
二、社会资本与社区的相互关联性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单位，社区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分析和项目实施中。如同社会资本的定义一样，有关社区的定义也有着长久而多样化的争论，但在争论中也达成了大体一致的认识，即认为社区就是一种地域性社会。因此，传统的社区定义都比较强调社区的“地域性”特征。
但随着社区研究和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社区”概念的看法也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埃杰尼(A.Etzioni)就认为社区是由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一个是以情感为粘合剂的关系网络，二个是成员间共同的价值观念、规范以及身份认同等。[vi]他的定义就没有提及地域，这似乎与近年来互联网的兴起使原来构成社区的一些要素，如情感、认同感等可以脱离地域而独立存在有关。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特别是社区脱贫项目的实施中，地域仍然是定义社区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社区和社会资本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是紧密结合的。实际上，社区定义中所关注的要素，如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等等也正是社会资本的基本内容，而社会资本理论基本也是以社区为视角分析研究其构成和功能的。近年来西方学者和实践部门开始广泛地将社会资本理论应用于社区发展实践，许多项目意图通过增加社区社会资本以实现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目标。
将增加社会资本作为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的手段有其发展背景。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其贫困扶助*的思路从原来的侧重个人扶助转向社区整体发展支持。这种转变的原因在于此前实施多年的个人扶助*不仅没有能够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状态，反而使很多家庭完全成为*救济的依赖对象，而且相当多的贫困家庭还形成了祖孙数代都依赖*救济的代际传递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状态，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改变穷人的生活环境来实现最终的脱贫目的。社区教育、住房改造、咨询、犯罪控制等着眼于改进社区发展环境的一系列项目先后出台实施，但是结果却仍然令人失望。
在此背景下，普特南通过在意大利北部社区的实证研究，得出了社会资本是社区经济发展和*管理水平提高的关键因素的结论，为陷入困境的社区脱贫项目重新找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发展方向。其它一些相关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社会资本在社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功能，如著名经济社会学家格兰维特（M.Granovetter）指出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社会网络在促进经济发展中具有三个方面的积极功能：促进有效经济信息的传递，在团体成员之间实行及时的奖惩机制以促进组织成员向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目标积极前进，以及存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降低了交易成本。[vii]
总之，在当前有关社会资本与社区发展的主流研究中，社会资本被认为与其他资本类型一样，具有可存储性并可以与其他资本形式互相转化。同时，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被视为具有其他资本类型所没有的独立性：社区穷人可以在没有其他资本的基础上积累自己的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或者其他资本。典型的观念如同赖特(I.Light)所宣称的，社会资本是“哲人的点金石，无须成本却可以被卑微的人所获得并转变成其他具有珍贵价值的资源”。[viii]正是基于这一假设，近年来西方学者对社会资本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社会资本理论正被广泛地应用于社区发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领域，特别是社区脱贫项目中。
三、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的作用
当前社会资本在西方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项目中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视角。许多学者认为单独依赖社会资本的发展以实施社区重建可以成为促进社区脱贫的一个独立手段。但也有许多研究发现，对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本类型是否具有独立性功能表示质疑。例如，米德顿(A.Middleton)和他的一些同事最近在英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实证研究，他们在6个社区中采访了1001个家庭，重点是考察这些家庭的社会资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特别是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访谈对象的社会经济地位。举例来说，如果你希望通过参加体育俱乐部来扩大人际网络圈子以积累社会资本，你必须有相应的资金用于购置相关的体育器材和服装。同时，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必要的开支，比如今天某人请你喝饮料，那么下次就轮到你请对方喝饮料了。这种现实造成的结果是贫困的社区居民很难通过各类社会组织建立起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社区居民的社会联系。[ix]
达斯（J.R.Das）在一个印度贫困社区的研究也反映了经济资本对社会资本的制约作用。在一个以低收入体力劳动者为主的贫困社区中，达斯访谈了71个低收入劳动者。结果显示在低收入家庭之间存在很多互惠行为，例如，少量借款或者其他家务互助。但是，在低收入家庭和中产阶级成员之间，则基本不存在互惠行为。当被问及为何没有尝试积累与中产阶级成员的社会资本时，访谈对象指出高收入社区成员会尽量避免与他们建立联系。[x]这个研究揭示了穷人在试图积累跨越型社会资本和垂直型社会资本的过程中面临的困局，社会资本的独立性功能由此也受到质疑。
莱奥纳多（M.Leonard）在北爱尔兰的社区研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资本积累的现实情况。他通过深入研究社区成员的互惠行为发现一个显著的特点：社区成员在与他人建立互惠关系的过程中是有选择性的。在涉及与他人的交往活动中，他们倾向于考虑将那些将来可以获得相应回报的人纳入圈子。这种选择性的圈子对于那些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经济和其他资源的穷人来说很难进入，因为他们被认为是难以获得预期回报的对象。莱奥纳多据此推论，社区的资本积累不仅不能如同预期那样给穷人提供一个改变贫穷状态的通道，反而会造成社区成员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xi]
同样的情况反映在哈奇森（J.Hutchinson）对洛杉矶一个社区的实证研究。[xii]在1990年代以前，这个社区是一个以富人为主体的高级居住社区。但是，自1990年代开始的洛杉矶郊区化导致了大量富人迁移到郊区。不久之后，这个社区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交易市场和暴力温床，同时移民的比例也大幅度上升。在这个社区中，很多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往往指示相反的方向。例如，富裕的社区居民基本不参与社区活动，参与社区活动多的居民并不具有更多的社会资本。由于不安全感，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建立互惠关系的意愿。在这样的社区中期望通过促进社区居民的互动以增加社会资本面临巨大困难。
社区脱贫的实证研究也揭示了社会资本的一些负面效应。长期以来社会资本被视为一种公共利益，社会资本的提高就意味着社区环境的改善。在博迪和森森布雷纳（A.Portes&J.Sensenbrenner）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移民社区的一个经典研究中，社会资本的双向性被很好地反映了出来。他们的研究发现，由于不利的外部环境造成的压力，移民社区的居民形成了很强的凝聚力和信任机制，这种社会资本促进了移民社区的经济发展。例如，在一些亚裔社区，新移民能够获得老移民的资金资助和技能指导从而很快地适应新环境并开展自己的商业活动。但是，促成社区社会资本的要素，如社区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潜在规范对社区成员的进一步发展可能形成很强的制约因素。[xiii]例如当社区成员的商业活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原本的社区环境制约了经济规模扩张的需要，这时成功的社区居民往往希望脱离社区环境以期更大的发展。但是社区价值观和规范的压力往往迫使他们把资源留在社区内，或者他们的发展必须附带为社区居民提供就业和其他帮助。社会资本更极端的负面效应反映在违法帮派中。帮派组织往往有很强的内部凝聚力，但是这种社会资本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帮派成员来说都具有很大的负面效应。
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通过增加社会互惠行为和信任来获得，但是，即使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极端拥护者也认为这个实现过程有许多困难。柔赫（W.M.Rohe）指出了社区脱贫的实践导致了社会资本积累的困难：首先，即使在美国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较为普遍的情况下，各类社区组织一般也只能动员10%左右的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这种现实使得社区居民互助网络的建立基础十分有限。其次，动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形式并不必然促进社区居民的信任度的提高。[xiv]
其它一些批评还来自对社区环境的整体看法。德菲利浦（J.DeFilippis）批评以社会资本为中心的社区发展项目忽视了社区外部环境对社区整体发展的关键性影响。他认为社区的发展并不是单单由社区内部成员来决定，来自外部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环境往往有着更为关键的影响。例如，*教育资金的拨款*，大型商业机构的选址对社区发展都有着关键性的影响，而社会资本对此能够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xv]
四、总结与启示
虽然近年来社会资本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和社区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批评者还是倾向于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缺乏统一定义的概念，不同的学者使用自己的社会资本概念指代不同的内容。这种看法在当前西方社会资本理论学者中比较普遍。典型的代表人物如伍尔考克，他认为在当前流行的社会资本理论中，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被同等地视为社会资本的形式。但是，他认为网络和规范是社会资本的框架，而信任却只是这个框架下所产生的内容。伍尔考克指出当前社会资本概念的另一个缺陷是视社会资本为其他公共利益的“副产品”。例如，在普特南的理论中，公民参与社区事务是公共利益，而这种公共利益的副产品是增强社区居民的纽带和相互信任度，即增加了社会资本的积累。他认为这种界定造成了社会资本源头和附属物的混乱。
但是当浏览了当前西方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的重要文献之后，却发现以上指出的社会资本理论缺陷并无大碍。首先，虽然许多学者提出了各自的社会资本定义，但社会网络、规范和信任已经成为这些定义的基本元素，这表明社会资本概念已经达成了相当高的共识，社会资本概念的实际应用也已具有了良好的基础。对于伍尔考克所说的社会资本概念混淆了框架与内容、公共利益与副产品的问题，可能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我们可以举较为熟悉的经济资本的例子来说明：房子是经济资本，它具有框架的形式，房子里面的物品（内容），如地毯也可以是经济资本。框架和内容同为经济资本并无不妥。至于源头和副产品的问题同理可证：存款是经济资本，利息是存款的副产品，但没有人会怀疑利息与存款共同作为经济资本的合理性。
在我们看来，把社会资本独立性功能应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面临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一是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二是贫困群体是否可能在没有其他资本支持下积累社会资本。对于第一个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人为转化是可行的，虽然可能需要一定的条件。
但是，在第二个问题上，即贫困群体是否可能在没有其他资本支持的情况下积累社会资本则是一个面临激烈争论的问题。这个争论可以在布迪厄、科尔曼及普特南的理论差别上体现出来。布迪厄的资本理论框架将经济资本置于基础性的位置，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积累必须在经济济本的基础上进行。而科尔曼和普特南则视社会资本的积累独立于经济资本和其他资本类型，因此穷人可以在没有经济资本的前提下积累社会资本。但是，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这种理论假设是十分脆弱的。事实比较贴近布迪厄的社会资本理论。
比较令人困惑的是为何科尔曼和普特南及其理论继承人会忽略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必要的经济资本和其他资本的支持。在他们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中，“互惠（reciprocal）”是社会资本积累的必要互动模式，但是为何他们认为互惠行为可以不需要经济资本投入并且可以普遍实行呢？当进一步追踪他们的社会资本理论轨迹时，一些端倪在他们的论述中反映了出来。
首先，我们认为他们的理论缺陷源于他们仅仅以社区为单位来考察社会资本的积累，认为通过加强社区居民的互动和参与社区事务就可以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整体提高。这使他们在一开始就忽略了社会资本在个人层面的实际发展过程。其理论继承人之一布莱格开始弥补这个缺陷。她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认为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来源于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布莱格同时指出在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积累中，经济资本的缺乏会对其社会资本的持续发展造成阻碍。例如，在一个社会网络中，如果一些人*长期付出却没有回报，付出者将产生很强的意愿脱离这个社会网络，即使这个网络是由亲友构成的紧密网络。[xvi]
另外一个可能的缺陷的根源在于普特南在阐述其社会资本理论中所使用的同质社区假设。在普特南的《繁荣的社区：社会资本和公共生活》关于社会资本的阐述中，他一开始就引用了农民收割庄稼的小故事来阐述社会资本的价值和意义。如果农民相互没有好感，没有互相帮助收割庄稼，最后的结果是庄稼烂在地里。由此他导出了他的社会资本理念，提出社区居民必须增强联系纽带，促进信任和合作以达到共同利益目标。在这里，当他用农场社区作为社会资本发展的假设背景时，他可能没有意识到现代社区与传统的美国农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在传统的农场社区，农民从事同样的农业劳动，有大致相似的生活经历和经济状况。这种同质性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共同理解和互助合作。这种情况正如同达斯在印度的低收入劳力社区的研究所表明的情况：在社会经济地位相似的低收入家庭之间存在普遍和多样化的互助合作关系。
但是，现代的社区环境已经远非于同质社区了。哈奇森在洛杉矶的社区研究从某种角度反映了这种情况。在这个社区中，遗留的富人和大量贫民杂居。社区居民的异质性对普遍的、持续的互惠交往行为造成了障碍。首先，这种异质性使社区居民的日常交往失去了互助合作的基础。贫困居民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不是富裕居民所需要的，而富裕居民由于其资源的相对丰富，在交往中面临着付出更多的经济和其他资源的可能性，这种非平等的互动抑制了交往的持续性和深入发展。其次，非同质社区的居民增加了相互了解和信任的难度，阻碍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和互助。贫穷社区的犯罪率往往较高，缺乏了解的社区成员往往通过互相疏远来防护可能的侵害。这种谨慎自保的心理进一步弱化了社区成员互惠交往的基础。
因此，社会资本发展作为一种独立的手段用于社区发展和社区脱贫实际上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主要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本的积累，特别是对社区经济发展有关键影响的社会资本（跨越型和垂直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行动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但是，这些探讨并不是否认了社会资本理论模式的价值。实际上，社会资本理论指出了社区经济发展所依存的一个重要关联因素，只是它的独立性功能在当前的主流理论中被夸大了而已。基于对社会资本价值的认识和对独立依赖社会资本模式推进社区发展的局限性的认识，当前西方社会资本概念已经开始融入一种新的理论模式，即社会资产理论模式。[xvii]社会资本经典理论的潜在缺陷导致了对社会资本独立性发展的过分乐观，忽视了社会资本的积累需要经济等其他资本支持的事实，因此，在社区脱贫项目中，如何摆正社会资本的位置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不管怎样，西方的社会资本理论对于我国的社区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首先，社会资本理论为深入研究当前城市和农村社区变化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工具。当前我国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社区所发生的快速变化也反映了个体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变化情况。例如，大量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对这些个体的社会资本结构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总体上改变了当前城市和农村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规范、价值观等）。农村务工群体在城市中形成了一些特殊的群落，有其独特的组织和互助支持体系。通对对这个群体社会资本结构的变化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这些群体的现实状况及面临的问题。
其次，我们可以借鉴社会资本理论深化扶贫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在贫困群体扶助工作中，在着眼于个人的基本生活资助的同时，可以考虑通过社区脱贫等形式，改变贫困群体的社会资本发展环境，促进他们的社会资本积累，为他们进入更好的经济发展轨道提供支持。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宜过度夸大社会资本发展的独立性，但是可以考虑通过适当的社区组织形式促进贫困群体和较高层次社会经济群体的沟通和互动。针对较高层次社会经济群体担心与贫困群体的互动可能造成其社会资源过度消耗的顾虑，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社区发展组织作为两者的中介，通过保障隐私等措施，让富裕人员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与贫困群体发展何种方式和程度的关系。
其三，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当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十分独特的社区发展差序模式，例如一些村镇的经济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社区的发展。中国农村深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于这种发展模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而社会资本理论恰恰可以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提供一个独到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现有的西方有关社会资本在社区脱贫中的理论研究成果，积极促进社会资本的正向积累，避免社会资本的负面利用，为中国特色的社区经济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