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人买履和刻舟求剑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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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08-19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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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3-09-08 08:13
战国·韩·韩非《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郑人有欲买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 乃曰：‘吾忘持度’。反归取之，及反，市罢，遂不得履。”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即韩非。我国战国末期思想家、*家。是当时著名思想家荀卿的学生。韩非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家思想，吸取了他之前的法家学说，成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秦始皇十四年(公元前233年)，因受李斯的谗害，被杀于秦。他的著作后人称作《韩非子》，现存55篇。他反对以血统为中心的等级制度，提倡“贵族”“民萌”(氓)平等；反对“用人唯亲”，提倡“用人唯贤”；反对儒家的“礼治”，提倡“法治”；同时还提出“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和“势”(君主的权力)来和“法”相辅相成。
2、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故事中楚国人滑稽可笑的做法违背了哲学中物质与运动关系的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是位物质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整个宇宙处在永不停息的运动之中，不运动的物质是不存在的。具体说，从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从人类社会到思维领域，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离开物质谈运动或离开运动谈物质，都是错误的。文中的楚国人，虽然看到了船、水、剑的客观存在，却忽视、否认了它们的运动，是一种离开运动谈物质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表现。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
吕不韦，生年不详，战国末期卫国人。作品《吕氏春秋察今》
卒于秦始皇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原是阳翟（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在经商期间，遇到了*赵国的秦公子子楚，当时子楚在赵国的处境很艰难，吕不韦很同情他，并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于是用金钱资助子楚，并帮助他获得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公元前253年，子楚继承王位，是为庄襄王。庄襄王以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他为文信侯。庄襄王死后，其子政立，是为秦始皇。秦始皇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在他执政为相期间，秦国出兵灭东周，攻取韩、赵、卫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为统一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秦始皇亲理政务后，将他免职，并迁去蜀，后忧惧饮鸩而亡。吕不韦为相期间，门下食客三千人，家僮万人。他命门客“人人著所闻”，著书立说，为建立统一的封建*集权制寻找理论根据，这些著作最终汇编成了《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道、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道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5篇，共60篇。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现在63篇，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杂论各家学说。
《吕氏春秋》对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它认为，这不同的思想应当统一起来，“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
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丹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氵雍水。氵雍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
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
《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吕氏春秋》保存着先秦各家各派的不同学说，还记载了不少古史旧闻、古人遗语、古籍佚文及一些古代科学知识，其中不少内容是其他书中所没有的。在过去，《吕氏春秋》深得人们的好评。司马迁称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甚至把它与《周易》、《春秋》、《国语》、《离*》等相提并论。东汉高诱在给它作注时说它“大出诸子之右”。客观地说，《吕氏春秋》不是一部系统的哲学著作，它有一定的思想价值，但更主要的是资料价值。它的一些寓言故事，至今仍脍炙人口，富有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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