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陶渊明谈谈对古人归隐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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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4-25 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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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15:52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清高曾是个褒义词，清高的人一般说来是受到敬重的。清高的 "清"，意思比较明白，无非是为人清白正直，不搞邪的、歪的、见不得人的勾当。至于"高"的含义，则似乎不同于高风亮节、德高望重之高，而是总要带上一点孤独乃至孤僻的意味，或者可以解释为孤高。因此，清高的名声首先总是落到遗世寂居的隐士头上。
传说中第一个清高之人，恐怕要数许由了。据说唐尧要把天下禅让给他，他认为这话污染了耳朵，因而跑到颍水边上去洗耳。此事不知真假，但在古代却传为美谈。这美谈又反映了古代士人相当混乱的价值取向。唐尧是人人称颂的圣君，圣君是因为给天下人办了好事所以受到称颂；然而他所选的*人却不愿为天下人办事，不愿办事却同样受到称赞，真不知是什么道理。
道理虽然说不清，但关于许由的美谈却事实上给清高规定了一个模式，即凡是显贵的人是不大可能得到清高之名的；后来显贵又扩大为富贵，即清高是与富贵无缘的。例如诸葛亮，当他"高卧隆中"之时，是可以称为清高的；后来辅佐刘备，成为蜀汉丞相，在后人心目中德高望重，近乎完人，却无人说他清高。汲黯、苏武、魏徵、颜真卿、史可法等，都以高风亮节著称于史，但也因做官而不被评为清高。当然，历史上对这些人的评价之高是远非清高二字可比的。
在历史上被称为清高的人中，陶渊明大约要算突出的了。他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这句话现在有新解，姑置勿论)，辞去彭泽令，归隐田园，以"力耕"谋取"衣食"。这种情况与富贵绝无因缘，在古人心目中乃成为纯正的清高。
不过，从陶渊明这个清高模式来看，一个人的行为与思想固然决定了他是否有清高之 "实"；但如果在"实"之外还能享有清高之"名"，那就还得有一些不平凡的本事才行。陶渊明除了真正清高之外，还能写一手好诗，用来言志抒情，因而实至名归，成为清高的典型。其后，像林和靖、倪云林等人，也都因具有才艺专长，才成为著名的清高之人。例如林和靖"梅妻鹤子"，隐居杭州 孤山，固然很清高；但也要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样的咏梅绝唱，才能成为名人。倪云林隐居无锡惠山，为人有点怪癖，但他的画脱尽烟火气，确有独特风格，所以连怪癖也一同被传诵了。当然，真正清高的人是根本不在乎成名的。想无名而终于有名，其原因大概一则因为历史需要树立清高的样板，而这类样板又只能通过才艺成果的传扬来树立；假如无所表现，也就无从传扬了。二则因为有才艺本可做官，而他们竟然不做，这才证明是真正的清高。至于那才艺是否适合做宫的要求，古人往往是不加深究的。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认为只要有才便可以做官。
清高是褒义词，但也不算很高的评价，然而古人评定清高却又是相当严格的；说严格却又没有明确的标准，因而相当模糊。这种情况结合实例来看比较清楚。例如李白，只做过短短一段宫廷诗人，还敢公然声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本人又很希望得到清高之名；然而他却终于未成公认的清高样板。原因可能是他有时用世之心过于急切，又极为自负，比较缺乏恬退风度；而且他有了做官的可能便得意地声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没了官做则又傲然声称"长安宫阙九天上，此地曾经为近臣"，"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共杯酒"，诸如此类的话，就很难和清高挂钩了。不过，李白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不但形象思维功夫好，而且天真罄露，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因此，没成为公认的清高样板，对他来说也算不了什么。这个实例只是说明古人评定清高的样板是相当严格的。
另一个实例则说明清高的模糊性，那就是孟浩然。他本来也是想做官的，试看《临洞庭上张丞相》一诗，他在写了 "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这样雄劲的名句后，接着就说"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求援用世之心极为明显。后来做不成官，还不无牢*，所以说出"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之类的话。但孟浩然一生既未做官，而且《唐书·孟浩然传》还记述采访使韩朝宗曾约他同赴京师，欲荐于朝廷；可是孟浩然却因与故人喝酒喝得高兴，竟至失约，还说"业已饮，何恤他！"可见他对做官也有不在乎的一面。特别是归隐之后，在寂寞心情中，也多有恬淡之意。这样看来，孟浩然是理应成为一个清高样板的；而且有人也的确这样认为，试看李白的《赠孟浩然》一诗:"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醉月"句用《魏志·徐邈传》典，暗指孟浩然因剧饮违韩朝宗之约事。)可见在李白心目中，孟浩然的清高是极为突出的；然而孟浩然在历史上却仍然不是公认的清高样板。由此可见，对清高的评论是既严格，又模糊的。
在当代，清高曾经长期受批判，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然批了，却仍然没使许多人的观念真正转变；也就是说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从抽象的道理上说，清高与市场经济几乎是绝不相容的；但实际情况却使人感觉到清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内涵，其价值趋向不仅未见疲软，反有坚挺之势，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正反互补思想的奥妙。在市场经济中，有的人并不能发财致富，那么保留一点清高的气度，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安慰，至少能减轻一点心理失衡。就是对发财致富乃至既富且贵的人来说，倘若能够讲一点清，讲一点高，对人对己也是没有坏处的。也许，这就是许多人不愿彻底扬弃清高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并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其价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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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15:53
一、陶渊明少年时受家统和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己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黯然瞑目。
二、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他写了《归去来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山丘”，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三、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接近劳动人民，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理想寄寓诗中。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从陶渊明的归隐和他归隐后的生活可以看出，陶渊明向往的社会是和平与安宁、自耕自食、无竞逐、无虚伪、没有相互压迫和残害的社会；追求的人生是淳朴真诚，淡泊高远，无身外之求的人生；喜爱的人生环境，也是恬静而充满自然之趣的乡村。由于这些追求，使他大多数的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旷洁悠远的外貌，但其背后却充满了对现实社会的憎恶与不安，对人生短促、身感无所感的焦虑。所以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http://ke.baidu.com/view/7622.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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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15:53
陶渊明一生曾经断断续续地有过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几种官衔。这类芝麻绿豆般的小官职，官小权微，自不必说树立什么微薄的功业了，就连踏足朝廷，瞻仰“天颜”，发一发政见牢*的资格、机会都从来没有。所以这位被誉作“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伟大人物在晋宋易朝这大时代、大背景之下，有的只是平凡又普通的一生。“归隐”两个字，几乎可以涵盖他的所有。“避世”，似乎就是他这辈子降临人间的目的。可是，这个世上并没有所谓的“天生的隐士”。或许一个人要想当*、成就一番大业，仅仅需要各自的心里存有一条坚定的理由、抱有一个必胜的信念，就已经足够了。但是如果真的要真心放下一切的功名利禄，远离一切世俗的纷纷扰扰，一心一意地去归隐避世，这当中却必定是有着深刻的内因以及外因的。
我们赞扬他，因为他的不与黑暗的社会同流合污，他的那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高尚节操。我们更欣赏他那鄙弃功名利禄、甘于淡泊宁静、纵情悠游山水、浑然忘情诗书、一意躬身劳作、全身体验艰辛的精神和品质。
就我个人的观点，我虽然并不太赞同他那种隐士思想。因为那是一种逃避，一种无奈，再进一步那是一种对黑暗恶势力的屈服。作为一个有志向、有抱负、有才学的人，我们应该勇敢地站出来, 反对黑暗恶势力并与之作斗争，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但是我很佩服陶渊明那种“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的潇洒风度、率真自我，试想，从古至今有几个人能有陶渊明这样超人的气魄与宽广的胸襟呢？古往今来踏着陶渊明足迹想象他一样的人数都数不清，但是与陶渊明齐名的人却几乎没有一个人啊！本文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先祖的影响、陶渊明归隐的美学心理、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等方面探讨陶渊明的入仕归隐、生活的贫与富、思想性格，从而揭示陶渊明是如何走向归隐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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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06-17 15:54
他们的归隐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甚至是一种孤傲、清高的表现，在生活中对这些应该有所批判，从而引导做一个面对困难、正视现实、勇往直前、奉献社会、遵守社会规则的人。同时，笔者认为，陶渊明的思想在出世和入世间徘徊，原因在于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双重熏陶和影响。
陶渊明一直在重申自己归隐生活的悠然，可透过他的诗歌，我看到的不只是心灵的宁静、灵魂的释然，还有苍凉无奈的孤独、一直压在心头放不下的抱负。他一次次的重申，不过是为内心的空虚找一个完美的遮掩和为自己的孤寂不断地*罢了
如： 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
既然放下了尘世，为何总在不自觉中把自己的归隐同世事作比较呢？很显然，他没有做到脱俗。
透过他是看到的还有内心的辛酸和悲楚。允许我武断地说，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放下世俗，去追求绝对的自由，总有一些世事在牵绊着他；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彻底对尘世绝望，留守着冰冷的躯壳，他总会给现实留一丝侥幸和希冀
陶渊明自以为清高，可换种说法，不知道是他有洁癖，还是志大才疏、连一些社会上的世事都承担不起。 从这一角度来看，陶渊明是个很自我的人。
现代社会，若都是陶渊明之类的隐士，这岂不是成为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社会了？
热心网友
时间：2022-06-17 15:54
一般的隐士是对现状不满，等待时机。
所谓怀才不遇，而读书人又自视清高。当现实无用武之地的时候只能消极避世，当然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免祸端。毕竟宦海沉浮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运气好可以官运亨通，弄不好会人头落地，牵连九族。
古人难看退隐有很多种情况。
一、庄子、屈原。
主张举世皆浊我独举，不愿和光同尘，不愿被世俗的事烦扰了自身，所以归隐山林；
二、伯夷、叔齐。
本身并不想归隐，但因为自己的国家灭亡了，不愿意事从新朝，一步步退隐山林，最后无处可退，自杀而亡；
三、陶渊明。
在官场混迹过，后因厌倦官场风云的人，退隐山林。
四、……很多。
历代想当官而不得的读书人；
五、唐代卢藏。
借归隐骗取功名的人。后来有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类人，“终南捷径”。
因为有很多类归隐的人，所以分析起来就要看其归隐的出发点和目的来判断。我认为前三类都无可厚非。他们都是主动选择的，里面蕴含了他们对世事的看法，或主动放弃，或无可奈何。但第四种则有些“酸葡萄心理”，因为得不到好的结果，只好退而求其次；而第五种则干脆以此为名，寻求完全不同的目标。是我觉得从道德和人品来看，不太看好的两种。
不过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人家，一来识时务，二来积极争取。
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看法，关键是明白自己的心，从“心”出发，做出自己的判断和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