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发布网友
发布时间：2023-09-18 15:14
共1个回答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9 12:18
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水浒传》里的好官不多，清官更少，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知县时文彬。第十四回是这样写的：“且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此人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天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名为县之宰官，实为百姓父母。”
这段文字可以进一步解读：一、他是一个新任知县，梁山泊有绿林好汉占山为王不是他的责任；二、断案子比较认真，掌握分寸。任何时候，大量的案件还是民间纠纷，就是经济纠葛打架斗殴之类，而这些案件往往难以分辨是非曲直，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也。很多县官遇到这类案件，要么扔在一旁不管，要么胡乱判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民怨，影响社会风气。而时文彬不这样，他不但管，而且还分辨清楚；三闲暇的时间会会客。旧时*，县官虽然归朝廷直接任命，但政绩考核依据上级*对他的评价，这就出现了向上送礼行贿跑门子要官之类的官场*行为。时文彬不这样，他大多数时间在忙公务，偶尔有点儿闲暇，也是弹弹琴，会会客。巴结上司，跑官买官之类的事情找不到他。结论：清官好官。
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拿两件来看看时文彬这个官究竟是怎样的。
一、时文彬是怎样管理郓城县衙门里*的
首先出场的是两个都头，朱仝和雷横。为了防止这两个人偷懒应付，时知县让两人巡逻到东溪村，因为那儿山上有一株独一无二的大红叶树。看起来，这个知县管理队伍非常注重细节，可是仔细想想，只要这个巡逻队伍走到那儿就万事大吉了吗？维护社会治安，坐在衙门里不出门当然不行，关键还是要看效果。问题恰恰出在，他的这两个都头，认认真真地执行了他的指示，都到了东溪村；随心所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对于灵官殿中的那个大汉刘唐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刘唐是雷横捉拿的，先说雷横。他到灵官殿里看见刘唐睡在供桌上，也不问个青红皂白，第一反应就是“知县相公忒神明”，这儿果然是个贼，于是，一不用问二不用审，直接就把人定为贼，一个县里有了这样的一个都头，这个县里想保持社会稳定都难。假如这个人不是刘唐，不是为了生辰纲，只是一个一般游手好闲的赖汉，一个吹捧知县神明的人，难道不会被认为是办事干练的人才吗？接下来的事情更糟糕，你既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应该是赶紧押回去审问才是。但是雷横却不，他带着二三十个人到晁盖庄子上去“歇息”，而晁盖很自然地让庄客安排酒食管待。看起来，这雷横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已经是习以为常。正所谓是“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在离开晁盖家门时，刘唐叫了一声“阿舅”，晁盖一认可，雷横马上就放了刘唐。这个时候，法律的程序，知县的“神明”都比不上一顿饭！不用说，雷横肯定知道，不管这个人是晁盖的真外甥还是假外甥，好处是少不了他的，果然，就是这么一趟例行的巡逻，就赚了十两银子。
晁盖对雷横是这般大方，却不及和朱仝好。生辰纲事发，时文彬安排县尉及朱仝、雷横捉拿晁盖，可能这个县尉经验武艺都不行，只好听从朱仝的，朱仝就这样放了晁盖。这件事情雷横心里明白，“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安排如此周密的抓捕计划失败，这个时文彬既没有问一个去向，也没有追究责任，甚至都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官长能够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后来宋江遇到了官司，一应事体都是朱仝在打点，可见这个朱仝枉法弄权要比雷横严重得多。
再说这个宋江，他竟敢来回花费上一个时辰的时间给晁盖送信让其逃跑，让上级来人等候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时文彬为什么不问一声何观察什么时候到的？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是闻名的及时雨，花钱像下雨一样，时文彬应该是早就听说过。作为一个知县，到任后也该知道宋家究竟有多少土地，宋江挣多少俸禄，这种花钱如下雨的状况，宋江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撑吗？
还有一个张文远，平日里常去“三瓦两舍”也就罢了，勾引宋江的小妾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事情，发生在民间这个县太爷要管，发生在衙门僚属当中更应该管，因为这问题，既关系“风化”，又关乎律令。这件事情，郓城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只不过是瞒着宋江一个人而已。其实，宋江也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只不过大家没有说破，他也没有说破。
如果说，以上事情时文彬都不知道，那这个官也实在是太昏了，除了自己觉得有点儿小聪明，几乎和聋子瞎子差不多。
对于以上人员，时文彬可以处理他们吗？答案是肯定的。武松打死了景阳冈上的老虎，阳谷县知县当场就参武松做了都头，也就是朱仝、雷横一样的职务。雷横打了知县相好的父亲，知县马上就能把他带枷示众，不需要任何请示呈报。观察何涛因为侦破生辰纲一案不力，州尹先把他脸上刺上金印，让他成为“准罪犯”。这些事情都表明，知县对于都头、押司这些人具有绝对的权力。说你行，不要什么由头你就可以当官，说你不行，随便找个由头就可以把你变成“罪犯”。至于撤职，恐怕还得要“谢恩”才行。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郓城县官场，时文彬在僚属管理上不作为，这样的官能好到哪里去？硬要把他向好官上靠，最多也就是“洁身自好”而已。
二、时文彬是怎样断案子的。
时文彬断过一件案子，宋江杀妾案。时文彬是怎么审理判决的呢？
宋江杀了阎婆惜，因为唐牛儿的掺合，宋江走了。阎婆只好扯住唐牛儿来到县衙。大堂上，阎婆分明告的是宋江，唐牛儿也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可是这个时文彬开口就说：“胡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定下了这个调子，然后再派人去勘验现场。因为张文远的原因，这件事情还是落实在宋江名下。可是，这个时文彬，“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唐牛儿说了并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时文彬却说：“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一定你有干涉！”当唐牛儿说只是为了去讨碗酒喝，他马上就说：“胡说！打这厮！”可是，不管他怎么打，唐牛儿前后说的都一样。更可恨的是，时文彬“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由于杀人凶器刀子是宋江的，张文远又是懂得办案的内行，在他的再三督促之下，时文彬“遮掩不住”这才差人到宋江的住处捉拿。宋江逃走了，当张文远要时知县到他老家去捉拿时，这个时文彬“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由于这文案是张文远管着，他唆使阎婆不停地上告，时文彬这才不得已派人去了一趟宋家庄。宋江是一个杀人嫌疑犯，又经常的使*弄棒，去抓捕这样一个人，时知县只派了“三两个做公的”。当公人拿了一张宋江的“出籍”文书回来，时文彬如获至宝，马上就要作为一个“积压”案件处理，发一张“海捕文书”了事。张文远不行，阎婆子要到州里去告，这个时文彬才派了朱仝和雷横去宋家庄捉人。不用说，派去的这两个人还不如前面派去的那“三两个做公的”。最终，这案子还是只发了一个通缉令了事。整个案子，就苦了唐牛儿一个人，他被“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一件杀人案，就这样被弄成了糊涂案。一个无缘无故的唐牛儿，倒被弄成了冤案。
当看完了这个案子再回头看对时文彬的介绍，什么“辩曲直，分轻重”则完全是一派胡言。也许这事情放在两个一样的百姓身上他辩过一回“曲直”，可到了宋江这儿，这曲直根本就不用辨。
那么，这样一个丝毫不明的糊涂官，为什么能够被作者当成是好官呢？主要原因在于，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的观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头脑当中，哪怕是敢犯上的人，一旦以他自己为坐标来衡量人，马上也会有一个贵贱的标尺在他的心里。比如说那个林冲，高衙内侮辱他的娘子，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何等大事，他因此而拔拳相向，可是当他见那人是高俅的干儿子时，立刻就放下了手。可是，在上梁山前，当柴进的庄客不愿意回给他酒吃的时候，他却说人家“好无道理”，把五六个人全部打走，快活地吃人家的酒。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这些人都是些小人（这厮们）。难道是林冲的性格有变化了吗？肯定不是。当他举起拳头来，那就是要打人的，只不过当他看到这个人是个上等社会的人，哪怕他的人格是极度的龌蹉，他的拳头也落不下来了。而柴进的这些庄客们，是些下等人，就应该匀一些酒给他吃。我要了你们还不给，这不是找揍吗？同样的道理，在时文彬眼里，宋江是个“君子”，不可能“造次杀人”，这杀人的勾当，只能是唐牛儿这种人才干得出来。这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自觉的流露，骨子里的东西，掩饰不了。等到确定这人是宋江所杀，时文彬仍然是将唐牛儿百般拷问，无奈唐牛儿编造不出一个合适的杀人情节，这杀人凶手就无法按到他的头上。这时候的时知县就三番五次地想法给宋江开脱，不派人缉拿凶手，导致宋江能够轻易脱逃。这样一桩案子，为什么郓城县衙门一应人员都不认为宋江这人可恶（这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宋江是因为梁山事杀的阎婆惜）？时文彬把简单案子办成悬案冤案，而作者还要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好官呢？根本原因，就是阎婆惜和宋江地位不对等。阎婆惜是个出入妓院卖唱的，是比奴婢还要下一等的人，她又是被宋江买来的，这样的人，即便是宋江毫无道理杀了他，也不足道。因为宋江买了她，已经把她从 *** 的娼妓变成了“如夫人”，可是她还背着宋江偷汉子，这样的人，理应该死！张文远极力为她说话，并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只因为两个人的 *** 。正因为如此，张文远的所作所为反而“不合时宜”，所以才受不了周围的压力放弃了追究宋江的罪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当中，时文彬把宋江捉住才不是一个好官，因为他可能和后任知县一样，为了一个“ *** ”而利用刑罚，或者他就是一个潜在的张文远。这是当事人的观念，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水浒传》作者处于乱世，靠读书当不了官，但这种自视“上品”的观念却和秀才、举人、进士的读书人丝毫没有两样。换句话说，作者即便是当时的郓城知县，他也不会去维护一个“ *** ”这种下等人。封建社会，*几乎个个贪贿，“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偶尔出一个不贪的官儿，这个人就会被看成是好官。在这种标准之下，一个有着天下第一大盗贼梁山的县里，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有一个污浊不堪的官场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把易案办成悬案冤案也不影响时文彬是个好官。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时文彬，他却不是一个好官！
热心网友
时间：2024-10-19 12:19
郓城知县时文彬是个好官吗
《水浒传》里的好官不多，清官更少，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山东济州郓城县知县时文彬。第十四回是这样写的：“且说山东济州郓城县新到任一个知县，姓时，名文彬，此人为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怀恻隐之心，常有仁慈之念。争天夺地，辩曲直而后施行；闲殴相争，分轻重方才决断。闲暇时抚琴会客，忙迫里飞笔判词。名为县之宰官，实为百姓父母。”
这段文字可以进一步解读：一、他是一个新任知县，梁山泊有绿林好汉占山为王不是他的责任；二、断案子比较认真，掌握分寸。任何时候，大量的案件还是民间纠纷，就是经济纠葛打架斗殴之类，而这些案件往往难以分辨是非曲直，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也。很多县官遇到这类案件，要么扔在一旁不管，要么胡乱判决，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民怨，影响社会风气。而时文彬不这样，他不但管，而且还分辨清楚；三闲暇的时间会会客。旧时*，县官虽然归朝廷直接任命，但政绩考核依据上级*对他的评价，这就出现了向上送礼行贿跑门子要官之类的官场*行为。时文彬不这样，他大多数时间在忙公务，偶尔有点儿闲暇，也是弹弹琴，会会客。巴结上司，跑官买官之类的事情找不到他。结论：清官好官。
可是，事情真是这样的吗？
我们拿两件来看看时文彬这个官究竟是怎样的。
一、时文彬是怎样管理郓城县衙门里*的
首先出场的是两个都头，朱仝和雷横。为了防止这两个人偷懒应付，时知县让两人巡逻到东溪村，因为那儿山上有一株独一无二的大红叶树。看起来，这个知县管理队伍非常注重细节，可是仔细想想，只要这个巡逻队伍走到那儿就万事大吉了吗？维护社会治安，坐在衙门里不出门当然不行，关键还是要看效果。问题恰恰出在，他的这两个都头，认认真真地执行了他的指示，都到了东溪村；随心所欲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对于灵官殿中的那个大汉刘唐说抓就抓，说放就放。
刘唐是雷横捉拿的，先说雷横。他到灵官殿里看见刘唐睡在供桌上，也不问个青红皂白，第一反应就是“知县相公忒神明”，这儿果然是个贼，于是，一不用问二不用审，直接就把人定为贼，一个县里有了这样的一个都头，这个县里想保持社会稳定都难。假如这个人不是刘唐，不是为了生辰纲，只是一个一般游手好闲的赖汉，一个吹捧知县神明的人，难道不会被认为是办事干练的人才吗？接下来的事情更糟糕，你既然认为这个人有问题，应该是赶紧押回去审问才是。但是雷横却不，他带着二三十个人到晁盖庄子上去“歇息”，而晁盖很自然地让庄客安排酒食管待。看起来，这雷横利用职务之便“吃拿卡要”已经是习以为常。正所谓是“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在离开晁盖家门时，刘唐叫了一声“阿舅”，晁盖一认可，雷横马上就放了刘唐。这个时候，法律的程序，知县的“神明”都比不上一顿饭！不用说，雷横肯定知道，不管这个人是晁盖的真外甥还是假外甥，好处是少不了他的，果然，就是这么一趟例行的巡逻，就赚了十两银子。
晁盖对雷横是这般大方，却不及和朱仝好。生辰纲事发，时文彬安排县尉及朱仝、雷横捉拿晁盖，可能这个县尉经验武艺都不行，只好听从朱仝的，朱仝就这样放了晁盖。这件事情雷横心里明白，“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安排如此周密的抓捕计划失败，这个时文彬既没有问一个去向，也没有追究责任，甚至都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这样的官长能够带出一支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后来宋江遇到了官司，一应事体都是朱仝在打点，可见这个朱仝枉法弄权要比雷横严重得多。
再说这个宋江，他竟敢来回花费上一个时辰的时间给晁盖送信让其逃跑，让上级来人等候这么长的时间，这个时文彬为什么不问一声何观察什么时候到的？宋江在山东河北一带是闻名的及时雨，花钱像下雨一样，时文彬应该是早就听说过。作为一个知县，到任后也该知道宋家究竟有多少土地，宋江挣多少俸禄，这种花钱如下雨的状况，宋江的经济来源能够支撑吗？
还有一个张文远，平日里常去“三瓦两舍”也就罢了，勾引宋江的小妾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这事情，发生在民间这个县太爷要管，发生在衙门僚属当中更应该管，因为这问题，既关系“风化”，又关乎律令。这件事情，郓城县城里的人都知道，只不过是瞒着宋江一个人而已。其实，宋江也是隐隐约约知道一些，只不过大家没有说破，他也没有说破。
如果说，以上事情时文彬都不知道，那这个官也实在是太昏了，除了自己觉得有点儿小聪明，几乎和聋子瞎子差不多。
对于以上人员，时文彬可以处理他们吗？答案是肯定的。武松打死了景阳冈上的老虎，阳谷县知县当场就参武松做了都头，也就是朱仝、雷横一样的职务。雷横打了知县相好的父亲，知县马上就能把他带枷示众，不需要任何请示呈报。观察何涛因为侦破生辰纲一案不力，州尹先把他脸上刺上金印，让他成为“准罪犯”。这些事情都表明，知县对于都头、押司这些人具有绝对的权力。说你行，不要什么由头你就可以当官，说你不行，随便找个由头就可以把你变成“罪犯”。至于撤职，恐怕还得要“谢恩”才行。
在这个乌烟瘴气的郓城县官场，时文彬在僚属管理上不作为，这样的官能好到哪里去？硬要把他向好官上靠，最多也就是“洁身自好”而已。
二、时文彬是怎样断案子的。
时文彬断过一件案子，宋江杀妾案。时文彬是怎么审理判决的呢？
宋江杀了阎婆惜，因为唐牛儿的掺合，宋江走了。阎婆只好扯住唐牛儿来到县衙。大堂上，阎婆分明告的是宋江，唐牛儿也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可是这个时文彬开口就说：“胡说！宋江是个君子诚实的人，如何肯造次杀人？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定下了这个调子，然后再派人去勘验现场。因为张文远的原因，这件事情还是落实在宋江名下。可是，这个时文彬，“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脱他，只把唐牛儿来再三推问。”唐牛儿说了并不知道前面的事情，时文彬却说：“你这厮如何隔夜去他家寻闹？一定你有干涉！”当唐牛儿说只是为了去讨碗酒喝，他马上就说：“胡说！打这厮！”可是，不管他怎么打，唐牛儿前后说的都一样。更可恨的是，时文彬“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来勘问。”由于杀人凶器刀子是宋江的，张文远又是懂得办案的内行，在他的再三督促之下，时文彬“遮掩不住”这才差人到宋江的住处捉拿。宋江逃走了，当张文远要时知县到他老家去捉拿时，这个时文彬“本不肯行移，只要朦胧做在唐牛儿身上”。由于这文案是张文远管着，他唆使阎婆不停地上告，时文彬这才不得已派人去了一趟宋家庄。宋江是一个杀人嫌疑犯，又经常的使*弄棒，去抓捕这样一个人，时知县只派了“三两个做公的”。当公人拿了一张宋江的“出籍”文书回来，时文彬如获至宝，马上就要作为一个“积压”案件处理，发一张“海捕文书”了事。张文远不行，阎婆子要到州里去告，这个时文彬才派了朱仝和雷横去宋家庄捉人。不用说，派去的这两个人还不如前面派去的那“三两个做公的”。最终，这案子还是只发了一个通缉令了事。整个案子，就苦了唐牛儿一个人，他被“问做成个‘故纵凶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一件杀人案，就这样被弄成了糊涂案。一个无缘无故的唐牛儿，倒被弄成了冤案。
当看完了这个案子再回头看对时文彬的介绍，什么“辩曲直，分轻重”则完全是一派胡言。也许这事情放在两个一样的百姓身上他辩过一回“曲直”，可到了宋江这儿，这曲直根本就不用辨。
那么，这样一个丝毫不明的糊涂官，为什么能够被作者当成是好官呢？主要原因在于，建社会是一个等级社会，这种等级的观念深植于每一个人的头脑当中，哪怕是敢犯上的人，一旦以他自己为坐标来衡量人，马上也会有一个贵贱的标尺在他的心里。比如说那个林冲，高衙内侮辱他的娘子，这对于男人来说是何等大事，他因此而拔拳相向，可是当他见那人是高俅的干儿子时，立刻就放下了手。可是，在上梁山前，当柴进的庄客不愿意回给他酒吃的时候，他却说人家“好无道理”，把五六个人全部打走，快活地吃人家的酒。为什么会是这样？只因为这些人都是些小人（这厮们）。难道是林冲的性格有变化了吗？肯定不是。当他举起拳头来，那就是要打人的，只不过当他看到这个人是个上等社会的人，哪怕他的人格是极度的龌蹉，他的拳头也落不下来了。而柴进的这些庄客们，是些下等人，就应该匀一些酒给他吃。我要了你们还不给，这不是找揍吗？同样的道理，在时文彬眼里，宋江是个“君子”，不可能“造次杀人”，这杀人的勾当，只能是唐牛儿这种人才干得出来。这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不自觉的流露，骨子里的东西，掩饰不了。等到确定这人是宋江所杀，时文彬仍然是将唐牛儿百般拷问，无奈唐牛儿编造不出一个合适的杀人情节，这杀人凶手就无法按到他的头上。这时候的时知县就三番五次地想法给宋江开脱，不派人缉拿凶手，导致宋江能够轻易脱逃。这样一桩案子，为什么郓城县衙门一应人员都不认为宋江这人可恶（这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宋江是因为梁山事杀的阎婆惜）？时文彬把简单案子办成悬案冤案，而作者还要把这样的人说成是好官呢？根本原因，就是阎婆惜和宋江地位不对等。阎婆惜是个出入妓院卖唱的，是比奴婢还要下一等的人，她又是被宋江买来的，这样的人，即便是宋江毫无道理杀了他，也不足道。因为宋江买了她，已经把她从 *** 的娼妓变成了“如夫人”，可是她还背着宋江偷汉子，这样的人，理应该死！张文远极力为她说话，并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只因为两个人的 *** 。正因为如此，张文远的所作所为反而“不合时宜”，所以才受不了周围的压力放弃了追究宋江的罪行。在这样的社会氛围当中，时文彬把宋江捉住才不是一个好官，因为他可能和后任知县一样，为了一个“ *** ”而利用刑罚，或者他就是一个潜在的张文远。这是当事人的观念，也是整个封建社会文人的观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水浒传》作者处于乱世，靠读书当不了官，但这种自视“上品”的观念却和秀才、举人、进士的读书人丝毫没有两样。换句话说，作者即便是当时的郓城知县，他也不会去维护一个“ *** ”这种下等人。封建社会，*几乎个个贪贿，“十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反映的就是这种状况。偶尔出一个不贪的官儿，这个人就会被看成是好官。在这种标准之下，一个有着天下第一大盗贼梁山的县里，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有一个污浊不堪的官场不影响知县是个好官，把易案办成悬案冤案也不影响时文彬是个好官。
不过，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时文彬，他却不是一个好官！
